吴武洲: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包罗祸心 引蛇出洞烧异说
2008-10-30    吴武洲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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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武洲: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包罗祸心 引蛇出洞烧异说

 

 

 

910,盛世宏篇《四库全书》展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新馆举行。据介绍,由于放置在玻璃墙内书架上的《四库全书》均藏身书函内,为了让读者能一睹其真迹,国图还特意从善本库抽调了30余册《四库全书》放置在展柜内。此次不仅是国图所藏《四库全书》首次集体亮相,同时也是首次将其他地方所收藏的《四库全书》一同借来展出。此次共汇集了196种与《四库全书》相关的照片、档案、文献,共300余册,其中《四库全书》共100余册。 中新社发 冯军(北京)

 

 

 

    910,盛世宏篇《四库全书》展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新馆举行。据介绍,由于放置在玻璃墙内书架上的《四库全书》均藏身书函内,为了让读者能一睹其真迹,国图还特意从善本库抽调了30余册《四库全书》放置在展柜内。此次不仅是国图所藏《四库全书》首次集体亮相,同时也是首次将其他地方所收藏的《四库全书》一同借来展出。此次共汇集了196种与《四库全书》相关的照片、档案、文献,共300余册,其中《四库全书》共100余册。 中新社发 冯军(北京)

 

  中新网1029 《四库全书》的编纂,无疑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巨献。乾隆牵头把这件事情做起来,费时之长,耗资之巨,确实是功不可没。香港文汇报报道称,功劳归功劳,在修纂《四库全书》这件事情上,乾隆还是包藏了一点私心的。这个私心,说到底就是想清除不符合满清意识形态要求的思想,消除文化界的杂音,具体来讲,就是把那些掺杂了“反清”意识的书销毁。在这件事情上,乾隆充分展示了作为统治者的权变之术。他利用修纂《四库全书》的良机,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让那些“蛇”主动地游走出来,然后一个个打死,最终达到了清除“不良思想”的预期目的。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一招,就是循循善诱,广而告之。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诏谕天下,要求搜访群书,以备修纂《四库全书》之需。但由于当时对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内容、体例等都没有考虑得十分成熟,这个诏书下得非常笼统,只是说了一些原则性的话,致使各地对搜求什么样的书并不十分明了。同时,由于当时因文获罪的事情时有所闻,如雍正朝的查嗣庭、吕留良陷身文字狱,乾隆二十年胡中藻亦因文下狱,民间风声鹤唳,只怕因献书而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搜书的效果很不理想。到了同年十月十七日,献书者还是不见踪影。乾隆自然十分不快。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乾隆又多次下旨,要求各地多多献书,并且特别强调,即使所献之书中有“忌讳”或“妄诞”的字句,与藏书之人也没有半点干系,不得加罪。至于经手搜书的地方官,更是毫无关碍。绝不藉“访求遗书,而于书中录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何况只是借书抄录,抄录完了之后,仍旧要把原书发还给持有者。这样一种“善诱”之策,果然使许多粗心之“蛇”纷纷出洞。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不管是好书坏书,“浙江江南督抚及两淮盐政等奏到购求呈送之书,已不下四五千种”,其它省份所献之书在数量略有差别,但其献书的劲头却与此无异,真可谓“踊跃奉公”了。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二招,就是适当奖掖,精神激励。在消除献书人后顾之忧的基础上,乾隆还不忘给献书者以适当的精神奖励,提高天下藏书人献书的积极性。这个奖励办法颁布于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主要内容是:凡献书五百到七百种者,朝廷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凡献书一百种以上者,赏《佩文韵府》一部。献书百种以上者,还可从里面挑选一些精品书籍,乾隆亲自在扉页题签,留下墨宝。对乾隆题咏过的书籍,要优先抄录,尽早发还持有人。我们知道,献书之人多为爱书之人,中间多有风雅之士,能得到《古今图书集成》一类的奖励,已是相当不错的事情,且还能得到当时圣上的墨宝,那可是莫大的荣耀了。于是乎,各地献书量又有所增益,仅各地所献书籍,就达万余种之多,足见乾隆“引蛇出洞”招数之高妙。

 

  对于那些藏有“违禁”之书,又不肯出洞之“蛇”,乾隆则采取“威逼”之法。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乾隆就对一位督抚下了这样的谕旨,大意是要该督抚再去向那些已经献了书的藏书家宣示,“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朕凡事开诚布公,既经明白宣示,岂肯复事吹求?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留存,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亦难辞咎”。这道谕旨绵里藏针,既有娓娓劝诫,又暗含威胁之意。当地官员和藏书之人自然不敢怠慢。之后,乾隆又多次下达类似谕旨,一道紧过一道,即使有侥幸心理的藏书人,也不得不把所藏之书献了出来。

 

  蛇既出洞,书既已献,藏书家就做不得主了。对于其中有“抵触”满清之语的“违碍”之书,本身的命运自然不消言说。据史料记载,在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惨遭销毁的书籍达三千种以上。更有甚者,书的主人由此罹祸,在新罗织的文字狱里饱受煎熬。江西举人王锡侯因删改《康熙字典》,另刻了一本《字贯》,被认为“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不仅所辑录的书籍全部被销毁,本人及其家属也被发配黑龙江为奴,与此案有关的一些地方官都受到严肃处理,真可谓“出洞之蛇任人打”了。为此,我们在了解《四库全书》作为文化巨献存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举动后面的故事。正是这些不为我们熟悉的细节,让人体会到历史的残酷性。

责任编辑: 林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