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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徐阶比较研究
2007-02-01    尹选波    中华文史网    点击: 19872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著名历史人物,在传统的史书中,这些人物大致被分成好坏两类:皇帝被分成英主与昏君,大臣被分成忠良与奸邪。这种对待历史人物的“二分法”,很难全面、公正评价历史人物。事实上,在多数场合下,历史人物好坏、忠奸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纵横交错,纠合在一起,难解难分。在这方面,明朝嘉靖年间内阁首辅严嵩、徐阶就是很好的例子。

 

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是列入《明史·奸臣传》里的人物。徐阶,字子升,松江华亭人,被誉为“名相”。然而,仔细考察他们二人的为人行事,尤其他们之间的争权夺利、对世宗皇帝的态度及政事,我们简直找不出忠奸之间的界线,无法分辨孰忠孰奸。

 

一、严嵩、徐阶之争

 

嘉靖年间,内阁首辅权力很大,争夺首辅之位的政治斗争也愈演愈烈。嘉靖初,杨廷合执政,独揽票拟之权。张璁以大礼议倒阁,坐上了首辅的宝座。数年后,夏言又攻击张璁,当上了内阁首辅。但好景不长,严嵩以河套事件攻击夏言,使夏言惨遭弃市之刑。严嵩于是成为内阁首辅,沿袭成例,独操相权。

 

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徐阶以少保兼礼部尚书的身份入内阁,参预机务。严嵩、徐阶之间争夺内阁首辅之位的政治斗争也就开始了。

 

徐阶为人聪颖机敏,富于权谋韬略,“阴重不泄”,[1]城府很深。他是嘉靖二年探花,读书作古文辞章闻名士大夫间。世宗修玄崇道,徐阶迎合世宗心理,擅长撰写世宗斋醮用的“青词”,很受世宗赏识。这自然引起内阁首辅严嵩的关注,严嵩、徐阶之间斗争的幄幕就拉开了。其实,严嵩忌恨徐阶还有一个历史渊源。原来在夏言任内阁首辅秉政时,曾推荐过徐阶,按当时人的看法,徐阶是“夏党”了。严嵩既然除掉了夏言,就不能不提防徐阶。

 

世宗孝烈皇后去世,世宗打破成规,欲令皇后先入太庙供奉。礼部尚书徐阶抗言皇后没有先入太庙之先例,不同意世宗的主张。这使世宗勃然大怒,徐阶惶恐谢罪,尽改前说。世宗又让徐阶前往邯郸,主持吕仙祠的落成仪式,徐阶不敢公开反对,于是借故不去,这也引起世宗不满。这些情况,严嵩知道后,“谓阶可间也,中伤之百方”。[2]一次,世宗单独召见严嵩,遍论大臣贤否优劣,语及徐阶,严嵩乘机离间道:“(徐)阶所乏不在才,乃才胜耳,是多二心。”[3]这时,徐阶地位岌岌可危,估计自己战胜不了严嵩,于是小心谨慎,委屈求全,恭谨地侍奉严嵩。与此同时,对撰写“青词”更加精益求精,以便博得世宗的欢心,寻找得力的靠山。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迷惑老于仕途的严嵩。不久,咸宁侯仇鸾得罪,严嵩企图利用这一机会,将徐阶牵连进去。但是,一打听,却发现请求治罪仇鸾的竟是徐阶!这件事使严嵩大吃一惊:徐阶过去与仇鸾关系密切,他们共同入直斋宫,徐阶能不顾友于之情,抢先告状,以使自己摆脱干系,其手段老辣狠毒,不可小觑。

 

严嵩、徐阶争权夺利,都是依恃世宗皇帝的支持,因此他俩有一共同之处:不顾事实、公理、正义,竭尽全力博取皇帝的宠信。严嵩位极人臣,虽然号称小心畏慎,但也难免疏乎大意,怠慢了世宗。徐阶与严嵩斗法,暂时处于劣势,不得不更加小心,更加恭慎,更加处心积虑。徐阶不仅精心撰写“青词”,还主动请求为世宗烧炼灵芝。一次,世宗将五色灵芝分给严嵩等人,让他们按药方炼就仙丹,供自己服食。世宗没有分给徐阶,并且对徐阶说:“卿(阶)政本所关,不相溷也。”徐阶为人机敏,马上嗅出世宗对自己的不信任气息,惶恐奏道:“人臣之义,孰有过于保天子万年者?(炼仙丹)且非政本而何?”[4]这一番话,使世宗非常高兴,马上将五色灵芝分给徐阶,让徐阶参与炼长生不死之药的活动。在这件事上,徐阶也接受了教训,“于上(世宗)所向往,不复持矣”[5]——对于世宗言听计从,不敢有丝毫反对意见,不敢再坚持自己的主张了。

 

自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后,世宗避居西苑,不复居住大内。但是世宗在西苑的居处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临时迁往玉熙殿,玉熙殿室屋湫隘,一向迷信的世宗一心想重修宫殿。世宗将重修的想法告诉严嵩,严嵩并未能理解世宗的心情,反而劝世宗迁回大内居住,这又引起世宗想起伤心旧事,因此对严嵩很不满。世宗转而询问徐阶,徐阶马上领会世宗的意图,提出修建新宫,并建议以修建三大殿余材,让工部尚书雷礼负责,很快就会建成。世宗对徐阶的建议非常满意,任命徐阶之子尚宝丞徐璠任工部主事,负责营建事宜。十旬之后,新宫建成,世宗立即搬了进去。[6]在这件事上,严嵩考虑到世宗久居于西苑,不召见大臣,营建又要花费大量民脂民膏,可谓处于公心;徐阶则一意讨好世宗,置朝政大事、财力、人力于脑后,可谓机心太盛了。当时人也“颇善嵩对,而微谓阶之臾旨”[7]。但是,这件事后,世宗更加亲近徐阶,疏远严嵩。朝政大事多问及徐阶,很少顾问严嵩了。

 

严嵩鉴于自己败局已定的局面,害怕徐阶报复自己及子女,转过来乞怜于徐阶。一天,严嵩摆酒设宴,隆重地宴请徐阶。严嵩让子孙家人跪拜徐阶,自己则举杯说道:“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哺之。”[8]徐阶表面上客客气气地表示不敢,内心则窃喜起来:终于从恭谨地侍奉严嵩过渡到严嵩乞怜于自己了。

 

这时徐阶早已想好了除掉严嵩的办法。针对世宗皇帝信奉道教的特点,徐阶设法表明罢黜严氏,乃是神仙玉帝的旨意。这时,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士大夫间,徐阶将他推荐给世宗。于是蓝道行进入了西苑,为世宗预决吉凶祸福。由于蓝道行串通世宗心腹太监,所以言事每每奇中,使世宗深信不疑。一天,严嵩有密札进呈,徐阶事先通告了蓝道行。蓝道行于是进行扶乩活动,预告说:“今日有奸臣奏事。”一会儿,严嵩的密札送到了。这样,通过仙语道术,在世宗的心中严嵩有奸臣之嫌了。又有一天,世宗又让蓝道行扶乩,世宗问:“今天下何以不治?”蓝道行装成乩仙回答说:“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世宗又问:“谁为贤,不肖?”蓝道行回答说:“贤者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世宗又问:“我也知道严嵩父子贪,上帝何不震而殛之?”蓝道行机敏地回答说:“上帝殛之,则益用之者咎,故弗殛也,而以属汝。”[9]这番话,对崇信道教的世宗震动很大。

 

接着,徐阶又令御史邹应龙趁热打铁,上疏弹劾严嵩。邹应龙很快写成《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弹劾严嵩纵容其子严世蕃“念污误国”诸罪,洋洋洒洒有数千言之多。世宗读着邹应龙的奏疏,思考着蓝道行扶乩之语,终于下令逮捕严世蕃,勒令严嵩致仕。在圣谕中,世宗仍不忘严嵩“力赞玄修”之功,只纠其“纵爱逆子”之罪。

 

徐阶升任内阁首辅之后,知道世宗仍顾念严嵩,为防止严嵩反扑伤己,仍继续迷惑严氏父子。据记载,“嵩既去,(徐阶仍)书问不绝。久之,世蕃亦忘旧事,谓‘徐老不我毒’”。[10]放松了警惕,继续任意胡为。严世蕃未至戍所,在家乡征集人手大建馆舍,为所欲为。巡按御史林润劾严世蕃不法诸事。世宗大怒,下令逮捕严世蕃等人,交三法司审理。刑部尚书黄光升等人欲置严世蕃等于死地,将他的各种罪过,包括杀谏臣等都写进奏疏上报。徐阶认为,这样以来势必激起善护己短的明世宗之怒,反而救了严世蕃。因此,从袖中拿出自己早已写好的奏章,让人誉清上交。徐阶所写奏章,主要列举了严世蕃纠集亡命之徒,勾结倭寇,蓄意造反。见南昌仓地有王气,乃大造府第,图谋不轨。徐阶在奏疏中极言“事已勘实”[11],世宗信以为真,下令处死严世蕃,籍没严氏家产。至此,徐阶与严氏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但是徐阶与严嵩的争权夺利,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徐阶在严嵩得势时,为了讨好严嵩,将其长子徐璠之女许配严世蕃之子,使严嵩很高兴,不再怀疑徐阶。后来严世蕃判处斩刑,徐璠进见父亲,愠怒不语,然后回到内宅,将亲生女儿毒杀,徐阶知道孙女已死,“冁然颔之”。[12]为了权位斗争,徐阶不惜牺牲自己的孙女,其心也太残忍了。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徐阶、严嵩为了争夺内阁首辅之位,都极力讨好世宗,力赞玄修,徐阶更进一步,辅助世宗大兴土木,营建宫室。为扳倒严嵩,“名相”徐阶勾结道士,伪造乩仙之言;为杀死严世蕃,诬陷他勾结倭寇,图谋夺位。其斗争策略真是无所不用,阴险歹毒。这也反映出徐阶个人道德是很不高尚的。而“奸臣”严嵩则有所顾忌,反对大兴土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二、严嵩、徐阶执政的比较

 

嘉靖年间内阁首辅权力很大,虽然没有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内阁首辅独揽票拟之权,包括次辅在内的大学士鲜有决定权。严嵩作内阁首辅十五年,徐阶作内阁首辅六年。严嵩是嘉靖一朝的内阁首辅,徐阶则在嘉靖末、隆庆初作首辅,侍奉了两个皇帝。下面,我们从赞助玄修、执政方针、对庚戌之变和倭寇问题采取的对策等四个方面进行简单比较。

 

前文已经提到,为了争取世宗的支持,严嵩、徐阶都积极、主动赞助世宗玄修。对严嵩来说,他执政期间表里如一,前后一致地支持世宗,世宗曾赐给他“忠勤敏达”等印记,“忠弼”等字幅。即使在勒令严嵩致仕时,世宗仍认为严嵩有“力赞玄修”之功。这种前后一致,或许与他在世宗生前即被扳倒的事实有关。

 

与严嵩只作一朝内阁首辅相比,徐阶则作了两朝内阁首辅,但年限却不长。世宗在世时,徐阶极力赞助玄修,撰写青词精益求精,主动为世宗炼灵芝等长寿仙药,还认为这是政本所在。但是,世宗去世后,徐阶的态度马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世宗崇道修玄进行批评。在徐阶起草的世宗遗诏中,他以世宗的口气说道:“惟念朕远奉列圣家法,近承皇考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勤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乘机诳惑,祷祠日举,土木岁兴。郊庙不亲,朝纲久废。既违成宪,又负初心。”[13]因此,下令凡斋醮、土木工程、采购珠宝、织作等事全部停罢。诏书最后对世宗朝大臣争献祥瑞、进“青词”一事进行辨解,诏书写道:“于戏!子以继志、述事兼善为孝,臣以将顺、匡救两尽为忠。”[14]这一遗诏表明,徐阶在热衷于赞助世宗玄修的同时,已经意识到崇道修玄的荒诞不经、劳民伤财,但为了“将顺”、讨好世宗,徐阶仍知其不可而为之。世宗去世后,他起草遗诏,特别强调人臣以“将顺、匡救两尽为忠”,既是为了安抚那些进献祥瑞、“青词”的大臣,更是为自己以往的行为开脱,为以后政治上的主动创造条件。

 

徐阶所起草的诏书,在受到一些人称赞的同时,也受到同僚的反对。大学士郭朴即指出:“徐公谤先帝,可斩也。”[15]大学士高拱也指责徐阶前后矛盾、表里不一的态度。一次,大学士们一起吃饭,高拱指斥徐阶道:“公在先朝草‘青词’媚上,宫车甫宴驾,而即背之。今又结言路,必逐旧邸臣,何也?”[16]从大学士郭朴、高拱的言词来看,当时大臣对徐阶前后不一的政治手腕多有不满,多有指斥。

 

严嵩在内阁首辅任上,大权独揽,史书称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17]。世宗自嘉靖十八年后即不视朝,自二十一年宫婢之变后即移居西苑,不入大内。这使“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然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18]这表明,世宗虽不视朝,不接见大臣,但仍牢牢把握大权,独断专行。在这种情况下,严嵩的专权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只是代皇帝总政而已。对此,明人多有记述。史臣称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咎,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19]范守己指出,世宗朝首辅拟旨,世宗多有窜改,有不留数字者,即使全合世宗之意,也改定数字,以显示自己的独断。因此,范守己指出:自古以来,“揽朝纲如帝(指世宗)者,几何人哉!”[20]在这种情况下,严嵩是无法专权的,即使专权,其程度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徐阶扳倒严嵩后,为彰显严嵩专权之过恶,表明自己执政的方针,在世宗所赐直房的壁上,书写了三句话:“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21]据记载,徐阶执政后,朝士侃侃而谈,言论发舒,得行其意,任事者得以令名终。朝政比钳制言论,镇压言官的严嵩为首辅时清明许多。但是,徐阶本人也专权。如起草世宗遗诏这等大事,徐阶独自完成,连同列大学士郭朴、高拱都不预知其事。而且,徐阶所标榜的执政方针并未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至多不过是权力的再分配而已,当时即有人反对,“或谓非宰臣体”[22]。

 

嘉靖年间比较重大的问题是北虏南倭的骚扰。二十九年,俺答入侵,包围了北京,内阁首辅严嵩束手无策,听任俺答饱掠而去。当时任礼部尚书的徐阶,除了几句冠冕堂皇的大话外,也无破虏奇谋异策,同样睁眼看着俺答大军饱掠后出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二人的作为,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或许是当时国力、军事实力使然,任何个人在这一问题上都难以有所作为。

 

庚戌之变后,世宗下令杀死不敢作战的兵部尚书丁汝夔,《明史·严嵩传》认为丁汝夔不敢指挥诸将作战,是秉承严嵩的旨意办的,似乎丁汝夔是严嵩的替死鬼。但是,当时人王世贞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严嵩之错仅仅是本能救丁汝夔一命,王世贞指出:“兵部尚书丁汝夔虽以调度失宜,然为人洁廉。杨守谦,守土臣也,倍道勤王。上(指世宗)怒其不能破贼,诛之。(严)嵩皆不能救。”[23]很明显,王世贞的记载是可信的,《明史》的记载有失偏颇。因为庚戌之变对世宗震动很大,世宗亲自处理此事,以其机敏善疑的个性,在事实面前,任何人也无法欺骗他。其二,王世贞之父王忬亦被世宗所杀,严嵩未能挽救,王世贞与严嵩有仇,不可能美化严嵩。因此,王世贞认为严嵩的责任仅仅是不能救丁汝夔一命是真实可信的。

 

在江南发生的倭寇骚扰,给明朝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影响了江南半壁河山。最后严嵩重用亲信赵文华督师江南,在总督胡宗宪策划下,明军逐步消灭了倭寇。在讨灭倭寇的过程中,一大批官员或被杀,或自杀,或被罢职。基中张经在取得“战功第一”的王江泾大捷后,仍被处死,时人多为其称冤。《明史》亦认为张经之死,“(严)嵩皆有力焉。”[24]把张经之冤死归罪于内阁首辅严嵩。但是,当时人王世贞在《大学士徐公阶传》中指出,张经之死与徐阶有很大关系,是徐阶促成了世宗处死张经。王世贞指出,徐阶的家乡是松江华亭,“而是时倭事起,上以所蹂躏多(徐)阶乡,而(徐)阶又晓畅军事,以故数以询问(徐阶)”。[25]可以说徐阶在倭寇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同时,王世贞详细记录了张经被杀之因由,他写道:“江南督臣张经素贵而汰,然老将能持重,守便宜,不轻与贼斗。而恶之者谓(张)经家在闽,故近贼,不欲击以市恩。而(徐)阶信之,数龁于上。其后(张)经破贼,卒不免于死。前后督臣杨宜、周珫斥,抚臣彭黯、屠大山、李天宠逮,(徐)阶有力焉。”[26]同上所述,我们认为王世贞所述是正确的,而《明史》所记则为贤者(徐阶)讳,为恶者(严嵩)添恶了。何以如此呢?我们知道,世宗去世后,徐阶及其门生张居正为《世宗实录》的总裁官,《世宗实录》上对政敌严嵩多贬词,而对徐阶多溢美。《明史》受实录影响,也是贬低严嵩而美化徐阶,甚而至于将张经之死归罪于无辜的严嵩,而为真正应当负责的徐阶开脱。这是当时修史者局限所在。

 

据《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一文记载,世宗在处死张经以后,也怀疑过张经是否冤枉。他询问严嵩,严嵩回答说:“此事,臣昨问徐阶、吕本(《明史》作李本)二臣,以乡邦被惨,闻见甚真,皆怨(张)经养寇损威,殃民糜饷,不逮问无以正法。”[27]明末清初人钱谦益也指出:“国史于(张)经之被逮,力言其功,为(赵)文华、(严)嵩所谗冤死,而东南之论殊不然。永陵史出江陵(指张居正)手,传闻异辞,不可以不核也。”[28]这些材料可以证实王世贞所记不误,同时也表明《世宗实录》确实对严嵩多贬词,对徐阶多溢美。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对严嵩、徐阶执政情况作了比较,可以说严嵩并非全恶,在倭寇问题上是有所作为的;徐阶的所作所为,有不少亦非“名相”所当为者。其实,明朝人对严嵩蛮有不同的看法,有给予很高评价者。钱谦益即指出严嵩识见不凡,“分宜能知子莘(即尹耕),能用胡宗宪,其识见亦非他庸相可比”。[29]何良俊亦称他“怜才下士”。[30]徐阶在明人眼中,也不尽是良相的形象,对他批评亦复不少。明人支大纶批评徐阶,在嘉靖朝“玄文入直,伛偻献谀”,政绩“碌碌无奇”,至隆庆朝,才“稍惬公论”。[31]著名清官海瑞,对徐阶之品德也予以严厉的批评。海瑞指出,徐阶是“甘草国老”,“柔和之义胜,直方之德微”。[32]这些批评是颇中肯綮的。

 

三、严嵩、徐阶之个性行为

  

严嵩和徐阶都是科举制度的宠儿,严嵩中进士高第,入选庶吉士,徐阶更胜一筹,得中探花。他俩的文化水准都很高。严嵩作翰林院编修后,又辞官回家,“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33]何良俊更称赞严嵩之诗,“近代名家鲜有出其右者”。[34]徐阶亦有文名,史载,徐阶“读书为古文辞,从王守仁门人游,有声士大夫间”。[35]或许正是他们是词林高手,才都获得世宗青睐,入直西苑,供奉“青词”。

 

严嵩素有贪名,多次遭到言官弹劾,王世贞在《大学士严公嵩传》中亦多有论列。而徐阶却有“忠廉”之名,鲜有关于其贪污的记录。但是,我们从他们二人家产对比看,情况要复杂得多。

 

严嵩“降生于小家子”。[36]其父亲作吏;徐阶之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敝而补邑椽吏”,[37]可以说两人出身时,家业相当。可为官数十年后,严嵩积累了庞大家产。嘉靖四十一年三月籍没严嵩家时,登记的资产计有:黄金三万二千九百余两,白银二百二万余两,田地二万七千余亩,其他珠宝财物称是。为此,世宗下令将严嵩的财产一半拨入内府,一半充作边饷。但是过了十多个月,拨入内库的财产仅白银十万余两。对此,世宗大为不满,责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还,果何在耶?”[38]是的,登记如此之多的严嵩家产究竟在哪里?确实应该仔细考究。其实,如此巨额的财产,既不在犯家,又不在民家,国家亦未收,只能说明它根本不存在,是被人为地夸大了;夸大的目的,正是为了显示严嵩过恶而已。但是,为了补上登记上的数字,只能四处搜刮了。据记载,“比籍没严氏,赀财已稍稍散逸,按臣奉诏征之,急不能如数,乃听孔(即彭孔,“严党”之一)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无辜,一省骚扰矣。”[39]查抄严氏私财,却株连无辜,搞得一省骚扰,很好地说明严氏的财产被严重夸大了。

 

徐阶虽有廉能之名,但为官数十年后也积累了庞大产业。由于徐阶致仕后死去,家产未被查抄,他所拥有的金银珠玉没有确切的记载,现已无法查知。但徐阶的确拥有巨额田地,数量多达四十余万亩。这些田产,多数以“投献”为借口,强占周围农民的。著名清官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接到无数状告徐阶一家侵占民田的状子,了解了徐阶土地的来源,于是勒令徐阶退田。这时,徐阶已致仕家居,慑于海瑞的威名,暂时退出了不少田产,但海瑞并不罢休,勒令徐阶退出大半田产,才能了结此案。这时,徐阶父子派人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以“鱼肉缙绅”之名,将海瑞罢免,徐阶保住了庞大的田产。

 

田产是当时的主要财产,严嵩虽然颇著贪名,但田产仅为二万七千余亩,徐阶素有廉名,但田产却高达四十万亩,是严嵩的十五倍。仅从田产的数量上看,严嵩与徐阶相比,孰贪孰廉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或许与在家乡占有的土地数量有关,严嵩在家乡袁州颇受崇敬,怀念。万历时人朱国桢曾到过江西袁州,祭扫了严嵩之墓,了解到当地人对严氏的感情。他写道:“分宜之恶,谈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之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详自有不同处。”[40]江西人,尤其袁州人思念严嵩,表明严嵩对家乡是有贡献的,起码没有为恶于乡。据记载,一次江西按察佥事林一新至袁州,适逢严氏仆人犯法,林一新将其执而笞之。事后,严嵩很敬重林一新,“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41]这也表明严嵩是严厉约束家人的,能够顾及大义,鼓励地方官惩治那些为恶的子弟家人。

 

与严嵩情形正相反,徐阶在家乡就很不得人心,侵占土地受到乡民的状告,被迫退田。又不能约束家人,造成“子弟颇横乡里”,在高拱为内阁首辅时,诸子“皆编戍”,[42]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严嵩执政时,一再受到言官弹劾,严嵩采取高压政策,或杀或遣,造成了沈炼等一批冤案,其过恶不小。徐阶对言官持支持态度,保护言官,赢得了美名,但也制造了不少冤案,如抗倭名臣胡宗宪之瘐死,就是徐阶一手造成的,是徐阶打击政敌,不顾事实的牺牲品,当时人对此也颇多赀议。如王世贞即指出:“吾心知绩溪(指胡宗宪)之功,为华亭(指徐阶)所压,而不能白其枉,……此生平两违心事也。”[43]布衣沈嘉则作过胡宗宪慕僚,胡宗宪死后,“嘉则走哭墓下,持所为诔,遍告士大夫,颂其冤状。”[44]徐阶能将抗倭功臣以“严党”之名瘐死,又能诬陷严世蕃至死,同严嵩诬陷夏言至死一样,其性格是狠辣的,有不顾一切置政敌于死地的政治手腕,他们的性格也有相似之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史书中所称的奸相严嵩是要大打折扣的,所称名相徐阶也是要大打折扣的。通过他们二人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说,严嵩有不少政绩,如任用胡宗宪等人讨平倭寇、善于识见人才,因此有不少人,尤其是袁州人怀念他;徐阶有不少劣迹,如纵子为恶,横行乡里,徐阶的政绩,只是在严嵩之后政变施政方针,实行宽松政治,还政于六部,乃赢得了人心。更重要的,一是一向富有贪名的严嵩,其田产仅是“廉臣”徐阶的十五分之一,表明徐阶亦是一大贪官,而非廉臣。二是严嵩、徐阶的相似之处实在太多了;赞助玄修,迎合世宗;打击政敌,不顾道德,不择手段,心黑手辣。三是《世宗实录》及《明史》中对严嵩多有贬词,对徐阶多有溢美。这使后人对严嵩、徐阶很难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评价和认识。平心而论,通过上述分析、比较,我们可以说他们二人都是功过相伴,难以全面肯定,也难以全面否定的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历史人物。

 

尽信书则不如不读书。严嵩、徐阶两个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告诉我们,读史书应当有鉴别真伪的功夫,敢于突破传统史书中将人物贴上“忠、奸”的标签的绝对的“二分法”,客观、公正、全面地分析、研究历史人物。

 

注释:

 

1][2][15][21][35]《明史》卷213《徐阶传》。

3][4][5][7][25][26][37  《献征录》卷16《大学士徐公阶传》。

6 此从《明史·徐阶传》,按《明史·严嵩传》与上述记载稍有不同。《严嵩传》谓:“会万寿宫火,嵩请暂徙南城离宫。南城,英宗为太上皇所居也。帝不悦。”

8][17][18][24][33  《明史》卷308《严嵩传》。

9  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4《严嵩》。

10][11  《明史纪事本末》卷54《严嵩用事》。

1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8《严东楼》。

13][14][16][19][20]《国榷》卷64

22]李贽:《续藏书》卷12《徐阶传》。

23][36]《献征录》卷16《大学士严公嵩传》。

27]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于《倭变事略》。

2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张总督经》。

29]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尹佥事耕》。

30][3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26

31]支大纶:《皇明永陵编年信史》卷4

32]《海瑞集》附录,《乞治党邪言官疏》。

38]《世宗实录》卷549

39]《世宗实录》卷544

40]朱国桢:《涌幢小品》卷9

41]查继佐:《罪惟录》卷30

42]《明史》卷213《高拱传》。

4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王侍郎道昆》。

4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沈记室明臣》。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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