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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叙写与文学发展的全相反映
2006-12-05    汪涌豪    文汇读书周报    点击: 4281

          《廖燕研究》      

      《廖燕研究》李永贤著巴蜀书社出版

 

    廖燕是清初具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家、文学家,因一介布衣,既无显赫身世,又乏贤达奥援,所以生前死后,均少人知。待道光年间,阮元主修《广东通志》,其集已难寻觅。相比之下,如屈大均同样偏处岭南,但因有朱彝尊的游扬,未出梅关已名动天下,两者境遇真是如隔霄壤。究其原因,无外是怀有体制认同的正统文人,认定这种郁勃愤激的文字既不安雅,又失祥和,断难赞襄教化,润饰升平。一般文人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偶然猝遇,则每有赤坦坦无处躲藏的窘迫,由此对他的放言无忌,有一份敬而远之的畏避。至于那些读腐了书的,既束于陈识俗见,复惯于法程套数,就更不可能深体其意并欣赏其文了。

 

    我的老师顾易生先生,治学于厚植根基之外,最尚发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撰文对廖氏的思想及创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忆昔自己受顾师影响,找来《二十七松堂集》,长日更深,开函摊几,真有一种恍对先贤面谈千古的感觉。顾师素性平和,其何以深喜廖氏非我所能妄测,但个人之好其文,实在是为那一份孤怀旷识所感。联系明末清初以来特殊的社会时局,诸如三大家以下诸多志士喋血焚心抗志高蹈的人格诉求和为文风格,廖燕虽不是遗民,情怀之狂狷,文章之激峭,却可与之相匹敌。他讥诮程朱,推崇金圣叹,尤重视以阅世增进思考,以为古今文章皆发愤真情,字里行间可闻叹声。其棱棱傲骨,矫矫文心,坚持自作主张而不随行逐队,称得上是那个时代至为精彩的本色出场。当日,黄宗羲为陆鉁俟诗作序,称诗该“联属天地万物而畅吾精神意志者也。俗人率抄贩模拟,与天地万物不相关涉,岂可为诗”,廖燕的创作庶几逼近此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卓荦嵚崎的才士,却一生寂寞,虽有一二隔代知己慧眼洗发,终不免孤响乏应,沦于蛮烟瘴雨而几与草木同朽,思之让人叹息!

 

    由此想及文学史研究,在着力开显古代文学发展的主干脉络同时,如何关注底层与边缘的特殊存在,从而全面准确地反映一个较长时段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实在是一个需要重新加以检讨的问题。就时下已出的文学史来看,大抵都是以朝代时序为纵线,再安顿历代有定评的重要的作家与作品。格于史的体例,这样的处置方式本来无可厚非。问题是,这里所谓的历代有定评,是一个需要依照时代的发展和学术本身的深化不断调整与拓殖的过程。倘研究者把自己放置在这样的历史流程中,他就会明白,对既有的“重要”给予质疑,对那些看似“不重要”甚至没必要阑入的人物事相予以关注,实在是很自然同时又很必须的事情。对此,有太多的史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就实际的接受情况到既有的研究生态来看,情形不容乐观。就前者而言,在提供给学生和大众以抽象、干涩甚至雷同的价值判断之外,我们通常并没有对文学发展的历史做出富有针对性的诠解与说明;就后者而言,在扎堆于箭垛式人物,并以勇与名家名作叫劲的方式来规避和掩饰自己学养的贫瘠之外,我们通常也没有能力处理更宏大的叙事,更真实全相地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样貌。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至今并未引起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整体关注,上述研究理念因此也没能得到研究界整体性的肯定与确认。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以自觉的究问意识,在历史提供的可能性中发现新问题寻求新答案的热情,由此,如何使文学史的叙写变得更丰满更可信也就无从谈起。至于那种局限于个人既有的知识结构,人云亦云,人倘无说,则自己决不发端兴说,更直接造成了研究的平庸和学术生机的停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永贤以廖燕为研究的题目十分肯定。永贤为学素以持平求是为务,这是我最为欣赏的,因为常识告诉人,许多时候,最好的观点就是事实。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世界并不就是些事实,人的心灵永远追求理性以外的解释”。故三年师生相处,经常以不能光有剿说而无发明相督责,以为保持对生命的敏感是人文学者的第一要务,所以在研究中做到披文入情很是重要。同时,又要求其除掌握传统的文史基础外,尽可能多注意理论的学习,养成对非语境的超验意义的洞察力,是为金圣叹所说的“胸中有一副别才,眉下有一副别眼”。如此既重视正题的阐明,复注意反题的存在,更进而照见合题的意义,才有可能毕研究于全功。

 

    在此基础上,悬设向上一路为鹄的,要其慎信善疑,懂得理性要求检查一切并允许所有质疑的道理,由此也就常常谈及上述话题。以为学人守先待后,通人但开风气。什么是通人?借用梁任公《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所说的话,就是“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那种能不为惯常思维与历代定论所拘束,落实到文学史研究,那种不因对象内质或体貌不同于有定评的重要作家而予以忽视,更不因其处在自己的知识范围之外而予以轻弃,并进而在文学史叙写过程中,坚持“写什么”得按其在文学演进过程中能否占取一定的逻辑位序而定,进而时时将“怎么写”横亘于胸,尽可能地复现原生态与全方位的文学发展的历史图景,由此既彰显主干,又不捐细流,使层次多、肌理密、样态复杂的文学史得以全相而立体的呈现,就是一种通方知类。有此通方知类,就有可能避免一作概括必然牺牲全体,一下断语难免遗落丰富的学界积弊,从而为今天积习难返的文学史研究打开新局。

 

    永贤深以为是。他的著作正是对这一理念的实践。有鉴于廖氏的思想和创作密合着一个时代,上挂下连着一种重要的文学趣尚,代表着庙堂文学与山林文学之外那种冲撞常规的个性化文学,对这类作家作品的研究缺位,必然会使文学史的叙写失去完整性,所以全书在展开过程中,特别注意对廖氏整个文学活动做细致全面的梳理。这种努力在书后所附年谱中也可以看出。尤其可贵的是,他还不忘记将廖氏的创作批评与其身处的时代统合通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复原了一段生动的历史,为至今尚处薄弱阶段的明清文学做了一份扎实的见证。虽不能说孤文片记概无遗漏,但其全相反映文学史发展流程的扎实努力显然应予充分的肯定。

 

责任编辑: 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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