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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传统与现代》后记(一)
2006-11-20    陈来    新浪    点击: 2034

 

本书的前身是1997年广西教育出版社“跨世纪学者丛书”的第一种,原题为《人文主义的视界》。其中收入的文字体现了我从1988年至1997年所写的关于文化问题的思考。体现这些思考的形式则是多样的,有论文,有专论,有书评;论文有总体讨论,也有个案研究,专论则有长有短。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愿意出版此书的修订本,这是我首先要表示感谢的。

 

这里所谓文化问题,主要就是指有关“传统和现代”的文化讨论,这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文化讨论的中心,也是80年代“文化热”运动中知识分子热烈争论的主题。历史的经验表明,传统与现代的论争,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动员时期必然出现的文化现象,在这种论争中,“反传统主义”和“反-反传统主义”构成了最基本的对立和紧张。而20世纪文化论争的焦点,则始终围绕在儒家思想与价值上面。在这个问题上,本书作者所持的文化立场始终是肯定儒家思想和价值的“反-反传统主义”的鲜明立场。

1991年冬,应《二十一世纪》杂志“展望二十一世纪”专栏的约请,我写了一篇短论,题为《贞下起元》,发表在该刊19924月号,其文如下:

 

 

 

“五四”文化运动的重大意义的结果之一,是把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与否定树立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正面价值,使之成为整个二十世纪文化运动的主题和基调,从而也使得反传统主义成了后来知识分子的共同精神遗产。从民初的“伦理革命”,到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乃至八十年代后期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无可怀疑地显示出,二十世纪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所主导的。在还不到百年的时间内,进步、革命、科学、启蒙一直是最具魅力的口号,摒弃传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所以为先进的表征,所有对儒学内在弊病的可能批判都被充分地挖掘并高扬起来,健康、合理的剖析与蛮横、荒诞的斥骂,互相交叉,各诣其极。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秩序中伤痕累累地从中心退到了边缘,这不仅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性的扩张和西方文化的侵逼所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和为国为民的选择。

 

然而,至少从西周到孔子,中国文化从巫术的意识形态已稳定地发展出独特的、成熟的民族精神形态。儒家强烈的人文价值理性,规定了中国文化展开的方向和路径,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决不是少数批判的武器所能消解,它的内在价值也不会因短期的工具性成败而受到根本影响。作为一个持续两千多年的精神传统,它透过所有的书写文字与口头传播已经成了中国人存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七十年代后,工业东亚的经济奇迹对传统现代化理论构成了重要挑战,学术界对启蒙心态的反思为传统延续的合理性提供了哲学、思想的支持,而理性化的展开则显示出愈来愈多的限制和代价。这一切使得即使是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意识到,儒家传统不必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现代化的过程可以在不摧毁传统的方式下实现,传统的调整和持续与制度的改革和建构,可以整合在同一过程之中。而破坏传统不仅不必然地意味现代化的实现,却可能导致价值结构的解体和文化认同的失落,损害到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本身。历史表明,大规模有效的社会变革,不可能在与成员共同的文化取向根本冲突的方式下实现,任何一个运动或社会工程必须适应或恰当地运用固有精神资源。而归根到底,包括儒学在内的实质合理性传统是社会及人本身不可或缺的需要。

 

因此,虽然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纪知识分子从文化启蒙、经济功能、政治民主等全方位的批判中,经历了两千多年来最为严峻的考验,但是站在二十世纪即将走过的今天,放眼儒家文化的未来命运,没有理由绝望或悲观。恰恰相反,我确信,在经历了百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一次)的挑战和冲击之后,儒学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走出低谷。这使我常常想到冯友兰“贞元之际”和“旧邦新命”的信念。无论二十一世纪前半纪的历史如何行进,二十一世纪后半纪必将迎来整个儒家文化地区的强劲发展,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必然随之重新活跃。这种中衰传统的复兴,正如希尔斯(Edward Shils)所说,当然不意味着对社会中心的重新征服,但毫无疑问,这有助于摆脱漂泊不定的摇摆,使中国文化在多元性发展中具有一种统一的气质作为稳定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贞下起元”不仅适于世纪之交的时间轮续,而且是文化生命一阳来复的象征。处在贞元之际的知识分子则须反省二十世纪的激进与浮躁,从儒家变化气质的老话入手,在继续文化批判与文化引进的同时,沉潜于文化建设,以担负起继往开来的使命。

 

 

 

文中所说的激进主义就是指文化的激进主义,即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等所主张、直至“文化大革命”所倡导的全盘反传统的文化主张。由于这篇文章篇幅短小,所以并未收入本书的正文。

 

不过,今天我们回顾80年代末以来有关中国文化讨论的历程,这篇小文亦自有其意义。我在这篇1991年底写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判断和确信,即传统文化和儒学价值在中国“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走出了低谷”,这已经被90年代以来的发展所证实。我在1993年评墨子刻文所提出的“放眼90年代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我们也将迎来愈来愈多的对中国何以成功的解释”,也被证实了。只是,在1991年底,我们虽然预见到未来“必将迎来整个儒家文化地区的强劲发展,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必然随之重新活跃”,但没有预想到这种发展和活跃来得这么快。在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全世界关注中国崛起的时代了。回想我们在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前期为中国文化辩护的辛苦费力与成效甚微,和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公众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与热情,两相对照,明白显示出,理论的阐明远没有实践的推动有力,正如我在1988年所说的“中国文化复兴的最大条件就是现代化”。

 

实践是对理论的检证,但理论的阐明自有其重要意义,它可以促进民族精神的成熟,加深文化思考的深度,减少简单化和片面性,增益对传统认识的全面性。理论的阐明如果能够变为人们的文化自觉,就会减少我们在文化问题上的无谓失误。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在90年代以来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崛起复兴的今天,已经很少再有像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中国现代化前景的那种焦虑,那种由于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落后而产生的对传统的愤懑已经大大缓解,我在80年代末所提出的“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任务已经完成,只能说以往那种从现代化、从经济功能的角度质疑传统文化的观念已经渐趋消解。实际上,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还大有待于澄清,2004年伴随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而发生的争论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本书出版新版,不仅对了解我们怎样走过80-90年代的传统论争有意义,也仍有其现实的文化意义。

 

 

责任编辑: 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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