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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
2006-11-17    韦慕庭    国际先驱导报 转自中国网    点击: 4400
  编者按:“国父”孙中山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历史学界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伟人。其生时,有人对其咬牙切齿,有人对其冷嘲热讽,有人对其顶礼膜拜;其逝世后,对领袖的“神化”运动更加深了对孙中山的评价难度。而韦慕庭教授的这本《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试图用最充分的文献资料来还原孙中山的原貌。本书用平实的笔触增加了我们对孙中山的认识,同时,也提醒我们,要理解孙中山的爱国之路,也必须加深对当时中国之具体历史语境的认知

     孙中山研究似乎在印证着历史学的一种无奈,就是研究的规模和深度有时的确不能与研究对象相匹敌,比如公认唐史研究水平远不与大唐盛世相称、近代史研究远不能反映近代中国的复杂演变等等。所以,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之际,新版韦慕庭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这一部大书,是值得有心者关注的。近代中国的思想主线是“爱国”,或如史华慈所言之“寻求富强”,该书正紧扣孙中山一生为国奋斗而壮志未酬的因缘曲折展开,可谓能见其大;同时这也是最容易落入俗套、最容易卷入争论的冒险,作者能写出一片柳暗花明,更让人感慨“用力之勤、持论之慎”。但思考并非可以就此止步。孙中山的爱国道路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延伸展开的,要进一步考量这本书,还是得将“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放回这个近代中国最大的历史语境中去。

    爱国:目标与手段之争

    与平常者不同,本书选取“爱国者”的视角,不是简单地歌颂,而着力在为传主一辩。孙中山为救中国而革命,但手段是通过外国的帮助来推动内部的革命,于是时人就有议论其对外的“让步迁就”,本书作者也指出租界和特许权上的问题以及1923年时孙中山“似乎还乐意对于英国企业提供巨大的在广东的经济上的让步”等。爱国的纯粹与瑕疵,在既往的评论中,对孙中山的颂扬与怀疑乃至责难经常在此间摇摆,立论者甚至往往出于个人好恶或政治目的不惜以掩盖、曲解或轻率利用史料来回护或攻诘。韦氏则跳出了非此即彼的俗套,将孙中山的“矛盾”解释为爱国的目标与迁就的手段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即经由后者达成前者。这是比较系统的归纳,但也因为抽象化而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复杂化了。

    翻阅书中章节,所论倒是更为平实,一是不难读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二是没有那么多的“迁就”,仅有的也无非如近年学者所论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策略而已,不伤大体。平心思之,康梁变法失败之后,已经很难从国内看到变革可资依靠的力量,对于日益融入世界政治的中国,靠外力促成其鼎革是自然而然的想法。这是近代中国的“变局”在政治上的阶段特征,今人可以用各种后见的理论和事实来驳斥外力说,却无法抹去当时的思维常理。从思想层面说,孙中山开始革命生涯时中国已进入张灏先生所谓的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到最深刻处、变到开始将西潮纳入中国言说体系的时候,它携甲午的惨败进一步击溃了旧的华夷观念体系,但普遍的“中国-帝国主义”二元对立的价值标准还要俟诸来日。不理解这一点,就无从理解孙中山“翘首海外”的爱国道路,以及此后曾主导中国思想的留学生们带来的“西化”倾向。

    壮志未酬:理想与现实之困

    第二个主题“壮志未酬”也不是韦慕庭的首创,而是所有景仰中山先生并为之惋惜者的同感,但韦氏提出的分析模式却颇为精到:“他本人的想像力和他的改造中国的雄心,大大地超越了他所生活的社会和他所能集中起来的力量的具体现实。”同时,作者也知道孙中山不是完全的超越者,指出他的谋略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中广为流行的观念,只是推行观念的力度超过了革新的实践。理想与现实,思想与实践,在孙中山一生中,尽管不乏一时之合,但主调仍是偏差。那么,究竟是理想超越现实还是与现实不符,是思想耽于实践还是难以实践,恐怕韦氏所论也有可商榷之处。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后者是这个序列中最特别的一个,在他的身上,南洋、西洋与东洋的色彩更强于祖国的给予。新旧三民主义的发展,留学生、新军、会党多头联络推动革命,与军阀的斗争和利用——联想这些事迹的断片,就会发现孙中山确曾接受中国的部分现实,一次次将理想向现实推进、将思想向实践调整,但每一次都来得那么生硬,生硬得很容易从中窥见最终的不妥协。与现实不符的理想,难以实践的思想,其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当大变局演化到可以接受这样一位领袖时,另一种由外而内的现代革命道路也在酝酿之中了,这是变中的不变之道,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积蕴着的三千年的力量,这种“中国本身拥有”的力量曾由主流而伏入地下,又即将获得新生、冲出地表。孙中山的壮志未酬实则标志并预示着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失败,外来的、西化的、城市的现代化力量曾经站到历史的前台,但却不能代表未来。

    “理解孙中山”是一个还要继续进行的话题。韦慕庭问道:“在追求实现其目的的过程中,孙博士做了一些似乎有欠谨慎的事情。然而,是不是这些事情都能以他自己及同时代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呢?”我看似乎更要问:“是不是这些事情都能以我们现时代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呢?”要得出答案,就要尽量进入百年前的大变局。而对于这个大变局,也不能持笼统的、同一的认识。首先,大变局有其自身的发展时序,甲午战后至大革命是孙中山最主要的历史活动区间,这个时段的矛盾所在、思潮起落、权力消长与此前此后皆有不同,正是世界主义兴盛、爱国与借助外力最为统一的时期。其次,大变局有其自身的动力逻辑,变与不变的哲学至今仍是中国近代史中最耐人深思之处,当局者未必看得清楚,后人却不能不客观以待。

    孙中山的爱国道路,就在这样的时序与逻辑中留下一条深深的轨迹。这是当年的大变局所孕育的,也是仍未结束的大变局要今人思考的。

责任编辑: 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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