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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帽子、辫子与传统在血腥中形成
2006-11-17    雷颐    天益    点击: 2956
   古往今来,以易服饰等来表示改革决心或统治象征之意向不乏例,中国就有“胡服骑射”、满清强令汉族男子蓄辫;俄罗斯彼得大帝改革时也曾改服装,为改变俄罗斯人留大胡子的传统以向欧洲人看齐甚至征收“胡须税”;日本明治维新也曾推广欧式礼服,并设有专门机构教授官员欧洲礼仪……现在,有人认为这些纯属大可不必的“形式主义”;有人却认为这是统治者表示施政方向和决心的必要之举。究竟如何,见仁见智。但从中折射出的“传统”与“民族特性”的形成,却颇堪玩味。

    凯末尔被称为现代土耳其之父,正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一系列坚定的改革,为土耳其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凯末尔成为举世闻名的英雄,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孙中山先生都对“凯末尔(当时译作基马尔)革命”深感兴趣,试图从中寻求有益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启示。

    土耳其的前身是政教合一的奥托曼帝国,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的过去。但在17世纪末,它却遇到来自欧洲的强劲挑战,尤其是1697年的山塔(亦译森塔)战役大败于哈布斯堡王朝,受到强烈震动(颇似中国鸦片战争),开始正视已经超过了自己的西方。这种灾难性失败,使奥托曼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开始提出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并逐渐意识到这种失败与自己的制度有某种关联。但改革面临强大的阻力,进行得非常缓慢,一位力主改革的大将军被反改革的保守派处死,其尸体还被插上“教规和国家的死敌”的牌子。直到苏丹塞林三世(1761-1808),才开始按欧洲方式组建一支新式军队,并在行政和军队组织方面进行一些改革。 19世纪30年代,苏丹马赫默德二世在军事改革方面采用欧洲军事训练法,聘用了英国海军军官为海军顾问、普鲁士军官做陆军军事顾问。在行政机构方面,他将原来传统的机构改换成西方近代的政府各部,特别是设立了外交大臣、内务大臣、财政大臣等官职。为了表明开放的决心,他命令官员要穿欧式西裤、大礼服和黑皮靴,百姓戴的穆斯林头巾也被废止,规定一律戴一种圆柱形无边毡帽。这种帽子由于没有帽沿,所以宗教祷告时前额照样可以方便紧贴地面。显然,这种帽子是穆斯林头巾与西式有沿帽之间的一种妥协,但它的推行仍因其“反传统”而遭到维护传统者的强烈反对,只是在国家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后才开始流行起来。

    后来,土耳其的“改革派”与“保守派”间的激烈斗争一直不断,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终在1908年爆发了要求君主专制立宪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最终在凯末尔将军领导下,于1923年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虽然凯末尔集种种大权于一身,但改革还是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为表示改革的决心,凯末尔在1925年下令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礼拜帽,而要求戴礼帽、鸭舌帽等各种欧式帽。但近百年来,圆柱形红色礼拜帽已经成为神圣的宗教和奥托曼帝国的象征,几乎人人都戴。 1925年初,凯末尔却发动了对礼拜帽的批判,8月,凯末尔本人头戴巴拿马帽到几个最保守的城镇视察,表示告别传统。为与凯末尔保持一致,政府机关忙向官员发放欧洲式大礼帽。11月,作出了戴土耳其礼拜帽是犯法有罪的规定!这一规定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不满,在一些地方甚至引发了公开抗议和骚乱,但都被凯末尔镇压下去,其中一些人还被处以绞刑。终于,有不少人开始戴各种欧式帽了。在百姓中最流行的是鸭舌帽,因为在作礼拜祷告时可反过来把帽沿朝后戴,前额依旧可以贴在地上。这可谓“现代”与“传统”的接榫吧。

    而中国的“辫子悲剧”,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土耳其的“帽子风波”。

    清军入关不久,为表示自己的“天下已定”,即强令汉族男子改变千百年的束发传统而剃法蓄辫,限定十天之内“尽使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责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有的地方限三日剃完,有的则关起城门强迫一日之内全部剃完。清军到处宣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在“头”与“发”之间,许多人却是宁愿“留发”也不愿“留头”,端得把“传统”、“民族特性”看得比身家性命还重。当清军占领南京后,江南不少城镇“结彩于路,出城迎之”,有的还用黄纸书“大清顺民”四字贴于城门。虽然有人组织反抗,但下层百姓参加者并不多。对大多数小小老百姓来说,在哪个王朝统治下都是一样吃饭干活,一样交粮纳税。然而,当薙发令下来后,渐趋平静的江南又开始骚动不安起来,下层百姓纷纷参加反清斗争。江阴、嘉定百姓的反抗尤其强烈,清军对这两处的镇压也格外残酷,血腥的“嘉定三屠”便有几万人被杀,全国其他地方因此被杀者难以胜数。经过极其野蛮的屠杀,“远近始剃发”,剃发留辫在血泊中为汉人接受。

    二百年间,蓄辫这原本靠血与火、刀与剑强迫汉人背叛原来“束发”传统而接受的“新生事物”居然成为“正统”、成为难以撼动的“传统”,成为中国人、中国特色的象征。反清的太平军因不剃头、不留辫而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发逆”、“长毛”。1895年孙中山剪辫易服表示反清革命也被多数人咒为叛逆。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以军政府名义起草《讨满州檄》,列数清王朝的种种罪恶,其中一条就是:“往时以蓄发死者,遍于天下,至今受其维系,使我衣冠礼乐、夷为牛马。” 革命党号召百姓剪辫,但仍有许多人恋恋不舍,于是革命军只得在大街小巷强迫行人剪辫子,成为时代一景。

    土耳其反穆斯林头巾传统的礼拜帽在百年之内就演化成了“传统”;中国反束发传统的剃发蓄辫在两百年之内也演化成了“传统”。“帽子”与“辫子”终于“多年媳妇熬成婆”,成为具有民族特性的“传统”。显然,传统、民族特性等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少传统、民族特性其实开始也是“反传统”、反原来的“民族特性”的,甚至是人为强迫“植入”之结果。对传统、民族特性等确要尊重珍惜,但大可不必将其神圣化、固定化、格式化。

责任编辑: 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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