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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究竟谁是儒家真正的敌人 ?
2006-11-17    陈壁生    天益    点击: 3386

  一种思想,一旦摆脱了书卷的羁縻,降临于社会现实之中,成为生活原则、政治政策,便不免显出歧异的面貌来。于是为这种思想鼓吹的,并不见得便是信奉者,反抗这思想的人,有时恰恰是这种思想的知音。譬如魏晋时代。权力集团是喜欢儒家的,于是“以孝治天下”。孝则孝矣,三代之治没有来临,反倒治出一个“名士少有全者”的社会。而当时的名士,却偏不吃统治者那一套,所以只得“非汤武而薄周孔”。但是实际上,正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说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所以,整天自奉为礼教信徒的人,却是败坏礼教的人,而反礼教的,倒是真诚地相信礼教。这种状况,历史并不乏见。

    所以,要看一个人是什么人,哪一家的,便不止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做到哪个程度。

    而在古代,谁是儒家真正的敌人?是叔孙通、公孙弘那样的人,他们自称儒家,他们做的事情,也似乎能够在儒家的书里找到一点证据,但是,他们主要是用儒家去服务于专制政治,用儒家去让刘邦知道做皇帝的风光。这些人败坏了儒家的形象,更对儒学臣服于专制下二千年负有重大责任。 

    近代以来,谁是儒家真正的敌人?就是那些宣称自己信奉儒家的统治者,和为这些统治者出谋划策的读书人。儒学太容易被专制利用了。清末政府为了挽救颓局,就大力抬高孔子的地位。民国袁世凯的尊孔读经封圣衍公,其背后,也是为了他的帝制。正是这些把尊孔读经挂在嘴边的人,他们的迂腐、愚昧、贪婪,让那些对儒学抱有幻想,存有信心的人,最终彻底丧失了幻想与信心。倒是那些全盘反传统的自由主义者,用一种极其激烈的态度,把中国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尖锐地提到了儒家地面前。五四时期提出来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都是一个历史时代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儒家内部在当时并不能消化。这些命题不但让中国人看到了思想的丰富性,更加让儒家理解了新的时代挑战,而儒家也正是在这些不断的挑战中前进的。所以,即便五四思想家不像魏晋名士,他们是真的反传统,反孔家店的,但是,他们的努力,却为儒学可能的新生创造了条件。 

    时候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以为儒学在中国可能的发展前景,主要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作为一个表达中国人伦理道德、生命情感的符号系统,(比如说“仁”、“义”、“孝”这些话语符号在今天仍然有其有效性。)它可能通过话语功能的强化,(意思是强化这些有效的词语的伦理含义。)而在本源处重建道德。在这个层面定义儒学,可以说很多人都是儒家,比如反传统的鲁迅对待寡母的态度,胡适对待发妻的态度。今天在很多人例如袁伟时老师身上表现出来的儒雅风度。在这个层面上,儒学与汉语联系在一起,也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层面,是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如何面对政治。传统社会中儒学的“落脚点”,也就是它的政治社会功能的实现,落实在家与国两个领域上。而今天,在国的领域,儒学明显已经不适应了,但是可以把“国”转化为“社会”,也就是说,儒学从“政治儒学”向“社会儒学”转化。“社会儒学”在我看来包括了两种单位,第一种是家庭、正在式微的家族。这仍然与个体修身的关系更加密切。另一种是书院,传统的书院,承担着类似于现代大学的一部分功能,而今天,社会儒学中,书院可能可以继续发扬道统批评政统、社会的风气,可以帮助建设“社会”,削弱“国家”、“政府”。

    在今天的社会,出现了一种非常怪诞的现象,那就是那些儒家口号叫得越大声,态度越激烈的人,就越出名,不管这个人的水平到底如何——恰如芙蓉姐姐现象一样。 

    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奉劝当今同情儒家的朋友们,至少要在个体修身上做好,至少要在家庭家族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后再发扬坚持道统批评社会的儒家传统,十三经之中,除了《孝经》之外,其他的经书中个体安身立命的地方都在家庭家族,在“社会”。不要动不动就把儒学政治化,把儒教国教化,汉代专制政治对儒家的伤害已经够大了。

 

责任编辑: 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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