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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就大众的学术—读《吕著三国史话》有感
2006-11-17    张耕华    中华书局    点击: 3425

    说史如“烹调”,评话家、文学家要刺激受众的口味,一定要多加“佐料”;史学家追求历史的“原汁原味”,不仅不能多用“调料”,还要对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细加甄别。

    一百年多前,梁启超为“新史学”而倡导“史学革命”,其方向之一就是变史学的“帝王之学”为“为国民写史”。 所谓“为国民写史”, 不仅是历史写给国民看,还是历史要为国民写。百余年来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就“为国民写史”而言,离“新史学”祈求之目标还相差甚远。由电视台“名家讲座”而带来的“品三国”热潮,以及报上对怎样说史的讨论,都不妨看作学术界为“为国民写史”而进行的有益尝试和探索思考。近日,中华书局重印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所写的《三国史话》,可以为学界当下的尝试和思考提供借鉴。

    上世纪的三十年代,苏北游击区的江苏文化社,组织编辑部筹划出版图书刊物。已故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当时在编辑部工作,便约请自己的老师吕思勉先生来写一本历史通俗读物。吕先生想,要写历史通俗读物,汉末三国这段历史是最佳的素材。因为人们所熟知的三国的史事和人物,大都来自《三国演义》,但是《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演义体的历史小说,人们从中获取的历史知识,或者用演义中的观点来评说历史人物,就会造成许多谬误。而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来讲述三国历史,既可纠正人们历史观念和知识上谬误,也能引起大家的阅读兴趣。

    吕先生的《三国史话》,实在是他《秦汉史》的副产品,融入许多他独特的研究心得。此次重印,附录中还收录了吕先生有关三国历史的18篇札记。读者如能将这些札记与史话的叙述相互对照,或进而再读他的《秦汉史》,就可以体会史家“说史”与演义体的历史小说大不相同。说史如“烹调”,评话家、文学家要刺激受众的口味,一定要多加“佐料”;史学家追求历史的“原汁原味”,不仅不能多用“调料”,还要对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细加甄别。吕先生说:“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我以为:纠正错误的历史知识;揭示一些为人忽视的史事真相,说点意味深长的历史意义,是这本《吕著三国史话》的三大特色。

    汉末三国这段历史,需要纠正的历史谬误甚多,第一号需要辩诬的历史人物就是魏武帝曹操。记得五六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曾撰文为曹操“平反”,说曹操的所作所为实在继承了黄巾起义的未竟之业,结果引起了好多批评的意见。其实,吕先生为魏武帝的辩诬比郭先生早了二十多年,且立论、视角都不相同。吕先生说:政治本不是好事情,因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耍些阴谋诡计,原也是政治家不可或缺的手腕,我们正不必以此来评说他的是非功过。曹操在五十多岁时曾写过一篇类似“自述”的《已亥令》,其中说道:(有人说我要篡汉),要我放下兵权,回到武平去,却是势所不能的。一者怕离了兵权,被人谋害,要替自己的子孙打算;再者,我如其失败,国家也有危险的;所以我不能慕虚名而受实祸。从前朝廷封我三个儿子做侯,我都力辞不受,现在倒又想受了。并不是还要以此为荣,不过要自己的儿子多建立几个国家在外,为万安之计罢了。吕先生说:读曹操的《已亥令》,就知道他是一个老实人。天下惟心地光明的人,说话能够坦白。历来的英雄,“遮遮掩掩,修饰得自己一无弊病的”,谁能像曹操这般老实坦白呢?而将他视为奸臣,则是受《三国演义》和说书人的影响。其实,不光《三国演义》所叙的史事谬误甚多,就是《三国志》的记载也有错误和不实,诸如此类的辩诬、纠错、求真,在《吕著三国史话》里甚多:如曹操攻陶谦是否是为父报仇?孙策渡江袭击许都的真原因是什么?赤壁之战时孙权、周瑜、鲁肃何以决心抵抗曹操?魏延的将略以及谋反降魏的真相,钟会是司马昭之心腹何以有反司马昭的野心?附录中的《诸葛亮南征考》,专考《汉晋春秋》有关诸葛亮“七纵七擒”孟获的记载,作者认为:“攻心攻城,心战兵战,后世侈为美谈,其实不中情实”。“亮之素志,自在北方,其与南土,不过求其不为后患而止。……粗安粗定,自系本怀。一出未能敉平,原不足为亮病,必欲崇以虚词,转贻致讥失实矣”。

    《三国演义》的叙事,凡事好像都有“定数似的”,说兵谋、论军事,也总是说得“如有神算”、“似有天助”。其实,天底下的事哪有这般简单呢?吕先生的这本《三国史话》,看似平常无奇,其背后都有他一番求索考订的功夫,尤其是要纠正一些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观念,揭示一些为人忽视的史事真相。如论者多说,曹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吕先生则认为主要“还是因其政治清明,善于用兵”,和挟天子以令诸侯关系甚小。书中说赤壁之战,“曹操固然犯着兵家之忌,有其致败之道,然而孙、刘方面,也未见得有何必胜的理由”。再如官渡之战,通常都说曹操是以少胜多,这自然也是事实。不过此役曹操也是孤注一掷,其兵谋也并非如《三国演义》所说的那样“成竹在胸”。建安五年四月,曹操虽击斩颜良、文丑,然并未伤及袁绍的主力。其后,两军相持四个月,袁氏充分利用持久之计,至八月才发起进攻,以至曹操军粮垂尽,兵势危急,写信给后方的荀彧,想要退兵回许昌了。幸亏荀彧力主不可退却。曹操带五千兵偷袭屯守乌巢的淳于琼,实也是“舍死忘生,拼个孤注一掷”。至于官渡战后,形势虽变为南强北弱,但要“说曹操的兵力就可以一举而扫荡袁绍,那还是不够的”。曹操破陶谦、吕布、袁术等,前后不过两三年;而袁曹交兵,前后共历九年,可见“袁绍确是曹操的一个劲敌”。

    吕先生说史,富有大局观,而不斤斤于无关宏旨的情节渲染。书中说关羽之败虽与其“刚愎而贪攻”有关,然“通观前后”,刘备的心计太工和急于并吞刘璋不能不说是一个远因。“倘使刘备老实一些,竟替刘璋出一把力,北攻张鲁,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张鲁既下,而马超、韩遂等还未全败,彼此联合,以扰关中,曹操倒难于对付了。刘备心计太工,不肯北攻张鲁,而要反噬刘璋,以至替曹操腾出了平定关中和凉州的时间,而且仍给以削平张鲁的机会。后来虽因曹操方面实力亦不充足,仍能进取汉中,然本可联合凉州诸将共扰关中的,却变做独当大敌。于是不得不令关羽出兵以为牵制,而荆州丧失的祸根,就潜伏于此了”。书中说后汉的动乱,特地指出这与西凉兵的强悍和凉州一带民风好乱有关,而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其中实含有很深远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

    我们估量一个人懂不懂历史,往往以知道、记得的史事的多少为标准,这自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过去的史事,总要今人细心去体会才会觉得有意义、有用处。光以记得多少来衡量,实也不能算是懂得历史。黄仁宇先生曾说:“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中国大历史》)同样,说史者如不厌其烦地探究清圣祖是“传位十四子”还是“传位于四子”,总想借此说明一点道理吧,否则如“昨夜邻人猫生子”一样,记述它又有何益呢?所以,通过史事来说明事理,也是吕先生说史的一个目的。比如,西汉所设的刺史,是专门用来监督太守一级行政官的,他们官位比太守底,资格比太守浅。用小官去治大官,这且不颠倒了政治上的秩序?当时人因此而有一番“刺史该不该改州牧”的议论(改为州牧,就算是太守的上级官,可用资历较深的人去担任)。这些历史上的制度和议论,对于二千多年后的今人,有何价值和意义呢?吕先生说:西汉的刺史设置,仍有相当的价值,而当时人的议论则不足取。因为,行政与监督本为两个系统,“行政官宜用资格较深的人,监督官宜用资格较浅的人。因为行政有时候要有相当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当的技术,这是要有经验然后才能够有的,所以要用资格深的人。至于监督官,则重在破除情面。要锋锐,不要稳重。要有些初出茅庐的呆气,不要阅历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远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不要他看惯了以为无足为怪。要他到处没有认得的人,可以一意孤行,不要交际多了,处处觉得为难。”以现在的事情来比喻:“学校里初毕业的人,文官考试刚录取的人,宜于做监察官。在官场上办过若干年事情的人,宜于做行政官”。又如汉代的外戚问题,吕先生也有一番论述。他说:封建宗室,后来要互相攻击,甚至对天朝造反,这是从封建时代就积累了长久的经验,所以后来就不行封建了。至于外戚秉政,足以贻祸,其时经验尚浅。以至于前汉为外戚所篡,后汉还是任用外戚。“一种不适宜的制度,人类是非经过长久的经验,不会觉悟的”,“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到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读吕先生的史著史论,我们知道他特别推崇先秦至西汉的社会改革思想和议论,他认为:与其责怪身居其位之人,倒不如反省检讨社会制度之不善;不改革社会制度之不善,而专责人在恶制度下之为善,不可得矣。(吕思勉:《中国现阶段文化的特征》,原刊《中美日报》194045

    总之,《吕著三国史话》的写法和特色,对我们今天写历史通俗读物和普及历史知识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与七八十年前相比,当代的青年学生、职员白领的历史知识,主要是从课堂上、教材中获得的,离开学校之后,很少还会正儿八经地去阅读严肃的历史书,甚至《三国演义》也少有问津。他们所知的三国故事,往往还不是从《三国演义》那里获得的,而是来自于电视、甚至网络上的“三国”游戏,他们津津乐道的是:赵子龙的武功、诸葛亮的智商、刘备的人脉……。回到上文所说:说史如“烹调”,怎么“烹调”出大众欢迎、“吃”了又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历史“菜肴”呢?这是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责任编辑: 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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