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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坐谈《三国》,净街净巷
2006-11-17    清平客    中华读书报,转自中华书局    点击: 3117

《评书三国演义》(全三册,连阔如传本,连丽如口述,李滨声手绘插图,20069月出版)是继《东汉演义》、《武松》(扬州评话)、《雍正剑侠图·剑山蓬莱岛》后,中华书局出版的又一部评书力作,洋洋百余万言,更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全本《三国》说唱文学作品。

    谈到评书《三国》,其历史源远流长,堪称讲史类书目的扛鼎之作。古典小说《三国演义》问世后,各地民间艺人以这部名著为蓝本,铺陈敷衍,推理品味,经过层层再创作,逐步形成多种南北不同风格流派的评话、评书,长期演出于书场茶馆,流传于街巷坊市,“三国”由此成为我国人民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清末评书艺人张岚溪,曾专在皇宫内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说《三国》,在评书界很有影响。近代以来,由于受到武侠、剑侠书的冲击,北方说《三国》者为数不多,艺人张致兰、张诚润、施星夔、吴阔瀛、赵英颇、顾桐峻、姜存瑞、袁阔成、李鑫荃等均说过此书。

    同一般的历史演义小说不同,《三国》描写的是一千八百年前诸侯割据,群雄纷争的故事,反映出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沿革,人物成百上千,战役层出不穷,斗智斗勇,文武兼备,头绪纷繁,气势宏大。说好《三国》的难度可想而知。北方评书名宿连阔如曾悉心研究《三国演义》,前后达四十年之久,以“坐谈《三国》”享誉书坛。所谓“坐谈”,即连阔如评说《三国》,尊重历史,参考各家批本,予人“高台教化”之感;在描摹情节、刻画人物的同时,将有理有据的评点议论穿插其中,尤以批讲见长,依文敷衍,言语支搭,既有通俗口语,又保持原著风采;根据书情,分析书理,章法严密,气魄宏大,听来一股才子气,于潜移默化中大话金戈铁马,纵论风云捭阖。连阔如曾说过,不研究《三国志》和《孙子兵法》,就说不了《三国演义》。解放前,他曾在广播电台中说演《三国》,闻者无不专心致志,驻足倾听,得到“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之盛誉。1957年,他将此书口授给女儿连丽如。1960年,北京广播电台受陈云委托,录制连阔如全本《三国》,可惜于文革中被毁。

    连派评书“坐谈《三国》”的特点可归结如下:

    (一)尊重史实和原著,参考关于《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对其中的一些情节予以改动、增删,使内容脉络清晰,结构完整。

    (二)采用传统叙述方法,对于原著中封建迷信、怪诞不经的情节,在不改变原书轮廓的前提下,予以合理解释,评书、评人、评事、评情、评理,以评取胜。

    (三)借鉴京剧等戏曲表演程式,完成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性格的刻画,使其丰满灵动,跃然纸上。

    (四)对于原著中的典故、诗词、信札、表章、地名、官职、器物等,评讲细致,解释明确,书外书穿插其中,恰到好处。

    (五)语言文白相间,以现代口语为主,同时保留原著中精彩的文言,文言和白话有机结合,既通俗易懂又不失文雅古韵,听之回味悠长。

    具体说到新近出版的《评书三国演义》,晚清时评弹艺术理论家陆瑞廷对于评定话本艺术的高下,曾有一段论述,同样适用于对此书的分析鉴赏:画石五诀,瘦、皱、漏、透、丑也。不知大小书中亦有五诀,苟能透达此五字而实践之,则说书之技已超上乘矣。所谓五字者何?即理、味、趣、细、技五字也。理者,贯通书理也,书理而能贯通,则虽子虚乌有,凭空结构之说部,听者亦能猜详入胃,随处生情也。味者,须具咀嚼情能力,使听者有耐思之余味也。趣者,见景生趣,可使书情书理,愈见紧凑,而听者不特胸襟开豁,抑且使人捧腹也。细者,词句堂皇,出口典雅,至若言之苛刻,易招人怨,语言秽亵,自失人格,故细之一字更属重要也。而说表之周详,布置之熨帖,亦包括在细字上。技者,则由经验阅历中得来,更无勉强之可能。古人云: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言虽浅显,旨则深远。故说书而能运用神化,穿插得宜,始可得一技字。

    理,指人物性格的逻辑性和情节的可信性,所谓“顺理成章”。如对诸葛亮的塑造。鲁迅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而说到评书《三国》,作者设身处地,揆情度理,扬小说之长,藏原作之拙,为这场赤壁大战中运筹帷幄的实际主帅恢复了“人”的光彩。比如《草船借箭》一段,书中说:“诸葛亮早就算好了,一支箭估计有多大分量,船两边幔帐都是草束,一条船一面受箭受多少支时杯中的酒倾斜到什么程度。如果一条船一边受箭,得了七八千支,你拔下来后得有折的、坏的,剩下的好箭五六千支,所以二十一条船才能得上六七万支箭。调过头来,两面都射匀了,船也能摆平了,十万支雕翎箭绝不会少一根。”如果说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将空船逼近曹营,面对骤雨飞蝗的乱箭,“只顾酌酒取乐”是表现其镇定自若,成竹在胸,稳操胜券的气概;而评书中通过椅子、杯盘、筷子、酒壶的细节和上述分析,确把诸葛亮所以能“稳操”的未尽之情展示出来,矫正了诸葛亮并非仅是知奇门,晓阴阳的“不全之态”,而是学识渊博的“心”机妙算家。此后的借东风和华容道,无一不是如此。

    味,不是话本的艺术手段,而是衡量话本艺术水平高下能否经得起咀嚼、品评的标志。也就是说,读过这部评书《三国》后,我们究竟记住了什么,能否产生回味无穷之感。比如《辕门射戟》一段对于拉弓射箭的那段描写:“咱们中国射箭跟外国射箭用的功力不一样,中国射箭八个字:撑、拔、拐、抹、托、捋、刁、合。九斤十二两为一个劲儿,十三把半这张弓算是拉开。拉弓的人都得背着手往这儿一站,拔脯子调脸儿,练这个站功。站功练好了,吊膀子。膀子吊好了,才能拉硬弓。……左手攥着弓背儿,右手攥着弓弦儿,举过脑门儿,往下落。弓一撑,前把推,后把一拉,前把托住,后把捋住,一拔脯子,拐胳膊肘儿,一调脸儿。吕布左手攥弓背儿,右手箭认扣,左手手指头还要掐着箭杆儿,箭杆儿这儿叫扣门儿。箭杆儿翎毛尾巴这儿有一道深沟儿,还把弓弦搁在里头,这就叫填弦。”交待得清清楚楚,翔实可信,听者有所得,这就是味道。此段较之一般的套语“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孩……”等等,哪个更好,不言而喻。

    趣,见景生情,因势利导,从而生趣,产生噱头、笑料,一般为会心之幽默。这其实是说书人在表演中的一种淡出淡入式的技巧。比如《诵赋激瑜》一段,在介绍周瑜出场时,为了加深听众(读者)的印象,书里这样说:“周瑜不但文武全才,风流倜傥,而且精通音乐,是个大音乐家。这在《三国志》上有记载:‘曲有误,周郎顾。’如果现在举行歌手比赛,周瑜坐这儿当评委,他闭着眼睛听,这歌手有个小音符、音节唱错了。他立刻能听出来。一抬头,把眼睛睁开,他得瞧这歌手一眼。”巧妙地将周瑜的性格爱好与时下流行的唱歌比赛相结合,听众(读者)势必会在眼前浮现出电视里歌手比赛评委打分时的情景,而周瑜的形象亦牢牢地印在脑海中了。

    细,顾名思义,指的是细节,细节揭示书情、书理;然而,作为评判话本艺术高下之标准,“细”还有一层含义,即所谓炼字、遣词之功。比如评书中独有的“开脸儿”手段的运用。以下是对大将典韦的“开脸儿”:看将军,八面威,人又大,马又肥;腰圆膀阔三山配,身高丈二晃巍巍。铜铃怪眼一字眉,翻天鼻孔獠牙嘴,一部红髯颔下垂;红耳毫,尖似锥,红发根根背后披。头上戴,錾金盔,焦黄抹额金丝垒;黄绒球,绕四围;雉鸡翎,白狐尾,五杆黄旗背后背;紫火焰,金铃坠,上绣金狮把云吹;黄金甲,连线缀;金牛犀带花纹碎,护心宝镜明秋水;杏黄袍,绣红葵;鱼褟尾,苫两腿,大红中衣露微微;虎头靴,黄云绘。坐下马,虎皮被,四蹄蹬翻土雨飞。手中拿,戟一对,八十斤,力不费;大红缨,嵌草穗,峨嵋尖,戟枝锐。抛戟能将敌命追,当年大战濮阳内。黄幡乍下天堂路,黄魔离去蜀江湄。有人若问名和姓,五路救应是典韦。洋洋洒洒一大段贯口,快而不乱,韵味十足。

    技,特指书外书。由一段情节衍生出相关内容,可长可短,或刻画人物,或交代背景,或介绍知识,或评点议论,而这些都是建立在说书人“经验阅历”的基础上的。尽管有时书外书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原有情节的发展,但也可看作是通过叙述上的节奏变化而产生评书韵律美的具体体现。比如《蓝田探文姬》一段,曹操看望蔡文姬,说书人较原著内容予以增加,由缶引出渑池会,由醒酒毯引出伯邑考献宝,由鱼藏剑引出专诸刺王僚,看似与原书故事有所偏离,但最后借三绝碑蔡邕题“黄绢幼妇,外孙虀臼”的典故引出杨修揭秘,不动声色地为后文杨修之死埋下伏笔。而在《杀杨修兵退斜谷》一段中,杨修因传“鸡肋”而死,此时倒笔叙述他昔日恃才傲物的几个故事,早已引发曹操不满,与前文故事形成呼应,听众(读者)若有所悟。可以说,这种书外书的巧妙使用确是说书人精彩技艺的完美显现。

    至于奇,是后来研究者补充的一点。奇,指戏剧结构,包括尖锐、激烈的戏剧性矛盾冲突及由此形成的情节高潮。李渔在《曲话》中说:“古人呼剧本为传奇,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非奇不传”,一语中的。评书中常说的“无巧不成书”用作此解释,再恰当不过。所谓巧,即充满传奇性的情节,以巧缀书,以巧成书,顿使气象万千,一事奇,进而事事皆奇;同时,说书以理为先,凡事讲求入情入理,而不避离奇,书情既在于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亦可看作是理和奇的统一。《三国》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长沙城关黄对刀》,先表述关、黄二人刀马纯熟,使的都是春秋刀法;突然波澜骤起,黄忠马失前蹄,堪堪丧命,但关羽并未动手,反叫黄忠换马再战;继而黄忠两度虚射雕翎,第三支箭则“正射到他(指关羽,笔者注)头盔的盔缨上,射是射,并没把盔缨射断,而且箭插在那儿没下来,要的就是这筋劲儿……正好插在这儿,箭没下来,这叫寒碜你关云长:我让这支箭射到你的盔缨上,想不让它掉下来就不掉下来;那我想要你项上人头,你也就跑不了了。”接下来说书人又从关羽和黄忠的年龄、刀法、坐骑、经验阅历等方面分析二人的优劣,将一段带有离奇色彩的“战长沙”分析得入情入理,令人击案。由此不难看出,奇作为说书艺术之重要一环,在话本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囿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多谈连派“坐谈《三国》”的艺术特点了。有心的读者朋友们不妨细心阅读,静静品味这部评书名著,一定会领略到其中更精妙的艺术魅力。至于此书的出版,对于继承传统评书艺术,乃至弘扬非物质性文化遗产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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