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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章伯均交往之叠影
2006-11-17    章诒和    天益    点击: 3482

    人可真是个复杂的东西,像父亲仅在1957年一个夏季,就能给官方提那么多条的批评意见;而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除了以疑问句方式批评我“心上长草”之外,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父亲是否还教训过我什么。

    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亲郑重提出要学书画。理由是:“如果我不学的话,将来你死了,你买的那么多的字画由谁来欣赏呢?”听后,父亲大惊大笑亦大喜。精神之振奋,情绪之昂扬,活像当天我要给他做大寿。

    父亲立即张罗起来。首先让母亲把她的西书房腾给我,然后给我送来文房四宝、镇尺印泥、碑帖、画谱。他自己充当搬运工,不叫洪秘书插手。什么康熙时期造的墨,给乾隆爷进贡的纸,紫檀的笔架,端溪的砚台,还有祝允明、文徵明、吴昌硕、金农、郑板桥、吴大澂、康有为等人,以及我当时就认不得、现在也记不起的许多名家写的立轴、手卷、册页。父亲每搬来一样宝贝,都要数落给我听,抖落给我看。

    见他两手灰尘一脸汗,我心疼得叫:“爸,别搬了。”他却乐此不疲,止都止不住。

    母亲被父女俩昂扬的热情所感染,也陪着我们高兴。可一旦发现父亲有时亮出的宝贝是她压根儿没见过的,便有些愤愤然,对父亲说:“你这个老头子!居然藏了这么多好墨好纸。我给你抄了多少稿子,替你写了多少书信,你都不把好纸好墨给我,现在小女儿只说了一声要学书画,八字还没见一撇,你就把好东西都摆出来了。”

    母亲说这话,最初只是嗔怪,后来她还真的呕了点子气。父亲赶紧陪笑。

    继而,是关于请谁来当我的老师问题。

    父亲说:“教你写字的人不用请,你妈就是最好的老师。”

    母亲的书法特棒,这是党派圈内众人皆知的事。抗战时期“民盟”给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亲用正楷誊写的。她正经八百一手颜体楷书,连周恩来都知道。五十年代初国家决定在天安门前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母亲接到被聘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的委员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筑家,又非美术家,怎地成了委员?后来遇见周恩来,周说是他提名的,说:李健生懂书法,对碑文的设计可以出些力。

    母亲从如何握笔提腕运气开始教我练字,让我从篆隶练起。挑了一本邓石如的《石鼓文》册页,叫我天天临摹、反复书写。说什么时候练熟了,写得像个样子,才能歇手。我爱练字,更爱父亲给我布置的书房和他给我的每一支笔、每一张纸、每一块墨。每天做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前,先练字。母亲不怎么看我写,写完后她用朱笔批阅。整个字都写得好,在这个字上勾个大圈圈;字的某个局部写得不错,就在这个局部画上小圈圈。一张大字经母亲的批阅,变得像人工绘制的地图。

    父亲则是个持久的看客,我只要展纸提笔,他便在我身后走走停停、停停看看。管我写得好歹,父亲是一概欣赏。他在不停地夸奖我的同时,还不断地自责,说从小没有把字练好,现在眼瞅着女儿超过了自己。其实他的自责,仍旧是对我的欣赏与疼爱。在我写字、母批字、父看字的工夫,我们忘记了各自的不幸和共同的寂寞,一起感受着快乐。尤其对于父亲来说,无论是给我布置画室,还是看我练字,都是他枯寂生活中的甘泉丰草,润泽着他的心田。

    谁来教我画画儿呢?父亲决定给我找最好的国画老师:“你看,陈半丁怎么样?”

    我说:“当然好啦,只怕太高,我够不着。”

    父亲笑了,说我傻。因为投师皆投于高门之下。

    父亲把洪秘书叫来,让他与陈半丁联系,问问:这个星期天陈半老是否住在西四?上午可有空暇?章某人想带着他的女儿登门拜访。不一会儿,就有了回话儿,说半丁老人非常欢迎章先生和女公子。

    听到这“非常欢迎”四个字,父亲实在舒心。

    我问:“咱们去之前,干嘛要打听清楚陈半老住不住在西四?”

    父亲答:“他有两个家。”

    我后来才弄懂父亲说的“两个家”,是个啥意思。

    陈宅,是一所很普通的四合院。陈半丁,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老头,面部所有的线条都流畅圆润,眼睛炯炯有神。“面如银盆,目如朗星”,是评书里形容男性的惯用词语。我觉得把这个惯用词语套在他身上,“银盆”略有些过分,而“朗星”却很是得当的。

    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摆着用玻璃杯沏好的两杯热茶,这显然是给我们的。望着杯子里尖细的茶叶载沉载浮和澄清的茶水染绿染浓,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杯水之间,能呈现如此的清幽和美丽。它的诱惑,简值有如饿汉面对着一道美食。实在忍不住,自己先就喝开了,一口、两口、三口,直至喝干,然后兴奋得对父亲叫嚷道:“爸,我喝的这是什么茶呀!会这么香?”

    陈半丁说:“这茶叫洞庭碧螺春,是我特意给你们预备好的。”

    父亲见我如此牛饮,便道:“陈半老,请莫见笑哇!我不懂茶,更不知品茶为何事,一家人每日下午喝一道红茶罢了。”

    父亲细细啜饮,对茶味的醇和与茶香的绵长,赞不绝口:“这里的茶,让我想起‘佳茗似佳人’的诗句和因吃茶把家产吃空的故事了。”

    从这话里,我能感受到父亲因获得碧螺春规格的礼遇而产生的快慰。父亲曾说过:如到别家作客,从外国人给你预备的杯盘刀叉和从中国人为你冲泡的茶水里,大半能判别出这家主人对你欢迎和尊重的程度。

    父亲问陈半老最近在做些什么,陈答:“我在大跃进。”

    父亲困惑不解:“画家怎么大跃进?”

    “画家的大跃进,就是把画越画越大。”陈半老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自己的画桌说:“这张桌子够大了吧?不行,不够大,要画更大张的,我就挪到地上画。后来,这样画也不行了,要求画更大更大张的,我就搬到院子里画。”

    讲到此,他把我们父女带至客厅门口,让我们目测这所四合院的庭院横有多宽,竖有多长。父亲听得直摇头。

    陈半老说:“因为大跃进的缘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院子的尺寸。跃进到最后,院子有多大,我的画就有多大了。”

    爸又困惑不解了:“这样大的画,该如何画呢?”

    陈答:“脱了鞋,站在纸上、蹲在纸上或趴在纸上画。西南角画它一棵松,东北角涂它一架藤,松枝旁边添石头,藤蔓底下开菊花……。至于这幅画的全貌,我也难知。因为画完以后,我家无法张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悬挂这样的画。”

    一阵闲谈后,父亲将女儿想学画的事说了。

    陈半老一口答应收我为徒。父亲向陈半老请教,画坛收徒有何规矩及礼仪。陈半老说:“你家是下午喝红茶的洋派,那些规矩就免了。”

    我问陈半老,今后是怎样个教法?答曰:“画好一张或数张,拿来我看。”

    在归途,兴致不减的父亲还带我到西单商场的旧书店逛了一圈。回家见到母亲,我还没来得及说个子丑寅卯,他老人家便抢先一步“报导”。我很知道父亲足足高兴了一天的原因是什么——陈半丁没把他当右派。

    父亲自己也看出来,要陈半老一枝一叶、一山一石地教我这个一窍不通的学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决定重新物色个更加适合于我的老师。这时,父亲想到女画家潘素。

    我问:“谁是潘素?”

    “张伯驹①夫人。”

    “谁是张伯驹?”

    父亲说:“此人大有名气。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成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②。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真的吗?”我不是不相信父亲,而在是我的脑袋里,想像不出有什么东西能这样地值钱。

    “你从小背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这是李白的诗。”

    “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毛泽东。”

    “你的罗伯伯(指罗隆基)不是常爱唠叨‘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么?这诗句是谁写的?”

    “杜牧。”

    “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

    “张伯驹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亲一路说下去,我听着,听着,仿佛觉得他不是在陈述某个事实,而是在编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王国,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必张伯驹是风流倜傥,器宇轩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满堂。

    可父亲又说:“我们去他家,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张伯驹把这些最好的藏品,捐给了国家。我们只能见到文化部长沈雁冰发给他的一张奖状。”

    父亲认为:张伯驹此举虽行于一时,其事却足以传后。

    我继续追问:“爸爸,那张伯驹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或做过什么工作呢?”

    父亲笑了,说:“他曾是盐业银行的董事。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这个回答让我吃惊不小。

    父亲随即解释:“别以为说个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啦。小愚,你要知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经过洪秘书的联系,与张氏夫妇会面的时间定在周日上午。如果说,头回去拜望陈半丁是怀着尊敬和不安的话;那么,我这次去拜望则是揣着兴奋与好奇。

    我家住在地安门,张宅位于什刹海。两地相距不远,我们还是驱车而往。老“别克”小轿车驮着父亲和我,慢慢驶出慈慧殿,经地安门,向西拐入前海西街。路过一座王府式的堂皇建筑:高高的灰墙紧锁园内的美景,大门正面精致壮观的影壁,足以显示出主人的尊贵地位与煊赫身份。“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司机告诉我们:“郭老(沫若)搬到这里来住了。”

    父亲听后,默不作声。我知道,这个从1926年留德归来便相识,一起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一道流亡日本,搭档数十载,合作默契的朋友,如今已形同陌路了。

    车绕过银锭桥,便是后海。岸边的垂柳在风中摇曳,荡漾的湖水在阳光下闪亮。这儿像是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据说是“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叫“银锭观山”。老“别克”在一扇朱漆斑驳的小门旁边停下。

    警卫员按按电铃,没有响动;拍拍门环,无人应承;再伸手一推,那门便开了。我心想:家藏丰厚的张伯驹,不设门房罢了,怎地连大门也不关?

    跟着父亲走进去,发现这座宅院不大,也不规整,既非中规中距的四合院,也不是错落有致的小洋房。小院地势挺高,座北朝南。进门是个小天井,东头有个门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间起脊北房,西边是一间偏厦。南头,一张石桌两个石墩依墙而立。东墙,挖了个月亮门,门里另立一栋小阁楼,高高在上,并以石阶将阁楼与北面的正房连接起来。院子里,有几棵桃树,还有一棵大芭蕉。看来,这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趣而设定的。

    一位四十来岁年纪,身着藏青色华达呢制服的女士从北房快步走出。她体态丰盈,面孔白晰,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出许多妩媚。惟有开阔而优雅的额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

    “章部长,欢迎您光临寒舍。”虽然说的是北京话,却带着吴音。温声细语,吹气如兰,而这恰与她的端丽玲珑的容貌相配。我断定,她不可能是别人,她是潘素。

    潘素用充溢着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还没等爸介绍,便说:“这就是女公子吧?”接着,把我们引入了北房正厅。

    她见厅内无人,即转向西侧的里屋,喊道:“伯驹,章部长来了。”

    与正厅相连的西侧里屋,是画室。张伯驹穿着古铜色中式夹袄,站在阔大而周正的画桌前面,上身微微前倾,双手背在腰后,眼睛半开半阖地打量着铺展于桌面的一幅水墨淋淋尚未完成的画作。听见夫人的喊话,他不紧不慢地离开画室,跨进正厅,把目光投向了我们父女,并用手势招呼我们坐下。

    与陈半丁的热情相比,张伯驹待客就要冷淡些。常常是父亲发问,他作答,且措辞简短。倒是满脸笑容的潘素,在一旁插了许多话。夫人的巧于酬酢,越发地显出张伯驹的闲散平淡。父亲是第一次登门造访,西服领带,高车驷马,极其郑重。而张伯驹似乎就没把父亲当做贵客、远客或稀客。好像我们这一老一少,是三天两头来这里串门聊天的。

    父亲很快与张氏夫妇切入正题,说:“我这个读高中的女儿,想学点国画。不知潘先生可愿收这个学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语几句,尔后一团和气地说:“既是章部长的女公子愿意向我学,我自然也就愿意教啦!”

    潘素一句一个章部长,仿佛不知中国有反右,不知父亲是钦定天下第一右。

    父亲问潘素:“小女该如何拜师?”

    没等她回答,张伯驹把手一摆,说:“不用。”

    “小愚,快,快给老师鞠躬吧!”

    父亲令下,我立即双脚并拢,双手垂直,向初次见面就有好感的潘素,深鞠一躬。遂问:“潘先生,我什么时候到您这里来学画呢?”

    听了我的问话,潘素且不作答,走到丈夫的身边,两人又在低声交谈。父亲大概以为他们有什么不便之处,就主动开口:“贵府如有不便,我可以用车接潘先生到我家去教。”

    和刚才的情形一样,没容夫人说话,张伯驹把手一摇,说:“不用,不用。”

    潘素大概怕我们误会这“不用”二字的意思,连忙带着歉意和解释的口吻说:“有个中央音乐学院弹古琴的学生,也在跟我学画。他叫李泠秋(又叫李祥庭,后改李祥霆),是查阜西先生介绍来的。我在与伯驹商量,是将你们两人合起来教,还是分开来学。伯驹的意思是分开好。”

    事情谈妥:我隔周来一次,时间定于礼拜天的上午。那位音乐学院的学生也是隔周一次,时间也定于礼拜天的上午。潘素特别强调:如果我是本周日来学习,那么就让弹琴的孩子,下周日来。

    心愿了却,心情便放松了,蓦地想起那些名贵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我坐在太师椅上,环顾四壁,很想找到父亲说的“奖状”。墙壁张有潘素新绘的青绿山水,悬有张伯驹的鸟羽体诗词,还有日历牌,就是没有嘉奖令。也许,它被置于卧室,毕竟是耗尽一生财力、半辈心血之物,弥足珍贵。

    一会儿,父亲起身准备告辞。我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然而,我礼毕抬头之际,眼睛向上一瞥,却发现“奖状”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奖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另一位颇负盛名的文人柳亚子来。父母曾带着我去他家吃晚饭。从黄昏到夜深,我不记得大人们喝了多少坛绍兴老酒,说了多少古今闲话。我只记得:他家大客厅里有四幅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等人唱和的诗词手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此后,我每半月便去张伯驹家学画,从临摹开始。在一点一滴的临摹中,潘素向我讲述国画的基本法则与技巧。在教学的时候,张伯驹不进画室。他做自己的事;没事,就闲坐在客厅。他家不像我家有那么多报刊杂志,似乎只订有一份《北京日报》。而且,张伯驹看报,再大的新闻、再长的文章也是一晃而过。

责任编辑: 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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