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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开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大思想核心
2006-11-02    金开诚    光明网    点击: 7369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复杂,其中有四个思想最为重要,也最有概括性。这就是:

  一、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

  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

  三、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

  四、指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

  这四个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渗透至各个文化领域、各种文化表现之中,并起着指导作用。

  同时,从一个角度来看,这四个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有全方位的概括作用。试想一个人活在世上,他总要对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变化有个基本看法,这就是基本哲理。其次,这个人又是存在于大自然中,所以他必须对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所认识。再其次,这个人又是生活在社会上,所以他必须懂得如何对待社会问题,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最后,这个人的自身也是一个存在,所以他必须懂得如何对待自身并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所以总起来看,可以说“四个重要思想”是一种全方位的概括,可以单独作为一个重要文化课题来讲。

 


第一个重要思想是“阴阳五行”

  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是指两种势力、两种因素、两种趋向、两种地位,等等。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

  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这显然是朴素的唯物思想。

  同时,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作用。

  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多么严厉,而其运动变化又是多么生动。它使我们高度戒惧,也使我们充满希望。

  阴阳和五行本是两个思想,在战国时代才合为一个哲学体系。现在为讲述方便,仍分为两部分来讲,先讲阴阳思想。

  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是指两种势力、两种因素、两种趋向、两种地位,等等。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

  这显然是朴素的辩证法,但朴素的东西未必没有深度和特色。

  阴阳思想有个模式,就是《太极图》。此图长期被人作了神秘的解释,成为宗教和迷信活动的标志物。实际上《太极图》是一个哲学模式的形象表现,把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表现得非常简洁明白。

  阴阳对立统一的模式有丰富深刻的含义:

  首先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两种对立因素的统一。

  其次两种对立因素不是固定不变的。对立双方始终处于消长交替的不停运动之中。《太极图》中有一条S形曲线,把一个圆形分为两条鱼形,非常生动地表现了两种因素的运动变化。而且,正是在“阳”的一方发展到最为壮大之际,开始了“阴”的生成;又正是在“阴”的一方发展到最为壮大之际,开始了“阳”的复生。自然现象中的“日中则仄,月满则亏”、“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等等,正证明了这种辩证的运动变化。还有,《太极图》中的黑白“双鱼”,黑“鱼”有个白“眼”,白“鱼”有个黑“眼”,这正说明阴中始终含着阳,阳中始终含着阴;而这正是阴阳各向对方转化的内在根据。

  以《太极图》为标志的阴阳思想告诉人们:强弱盛衰都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人类居安应该思危,绝处可以逢生。强者要谦虚谨慎,韬光养晦;弱者要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尤其是安富尊荣、处于强势的人更应有忧患意识,严于律己;切不可骄奢淫逸,任性妄为。

  再次,事物内部虽然都包含对立因素的统一,但对立不一定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华民族至晚在汉代已经认识到阴阳之间可以有四种关系,即“阴阳磨”、“阴阳争”、“阴阳和”、“阴阳合”。之所以会有多种关系,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阴阳对立有种种不同的性质,其相互作用当然会有差别。例如大家都知道“夫为阳,妻为阴”,夫妻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他们之间当然有可能发生磨擦、争吵、打架乃至于离婚;但大多数夫妻关系不至于发展到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多数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天长地久相依为命。

  第二,对立统一还要看运动变化的各个阶段,其相互作用的主导方面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例如买一辆新汽车要经过“磨合”阶段,在这个阶段,部件之间是以“磨”为主的;等到磨合完成正式启用了,部件之间虽然仍旧有“磨”,但却是以“合”为主了。正因为如此,这辆汽车可以行驶30万公里以上。假如这汽车的部件之间从头到底都以“磨”为主,那么这辆车连3万公里都走不了,根本就是个不合格产品。所以,要注意区分对立统一在各个发展阶段上其相互作用究竟以何者为主;不要一说到对立统一就理解为一斗到底。

  第三,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方式,还往往取决于当事人采用什么方法来处理事情。例如“人民内部矛盾”,照理并不具有对抗性;但有的因为处理不当却导致严重的对抗。相反,有的对抗性矛盾却因处理得当而不一定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例如现在世界上有种种对抗性矛盾,所以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但中国人却始终反对诉诸武力,主张和平共处,有问题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事实上也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

  阴阳思想的这些含义给人以警示与启迪,使中华民族从群体到个体都深受教益,有助于长达五千年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它的传播与弘扬,显然也能对全人类起到有益的作用。

  下面讲一讲五行思想。

  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这显然是朴素的唯物思想。

 

  阴阳和五行两个思想,在战国时代才合为一个哲学体系,是朴素的辩证法
 

  同时,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作用。

  生是指生成、促进、助长、发扬等作用。克是指克制、束缚、挫折、摧毁等作用。生的模式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画出来就是一个圆圈。克的模式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画出来成为一个星形。

  在历史上,五行思想曾被作过“神学目的论”的曲解,又被用于迷信活动。这是应该剔除的糟粕。

  五行思想不仅指明宇宙统一于以“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物质运动,而且通过五行之间的生克作用表明世上任何事物都是被其他事物所生,也被其他事物所克;同时,任何事物本身也都生着或克着另外一种事物。所以,世界上决没有任何事物或力量能够凌驾于其他一切事物与力量之上而独霸天下;谁想独霸天下,必然狼狈不堪。而且,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生或者克,做过了头又都会引发反生或反克。这更加发人深思。

  直接的反生:如水生木,但如果灌水太多,也能把植物(木)淹死。又如父母爱子女是生,但如果是溺爱,反而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 

  直接的反克:如用斧劈柴,劈多了,斧也受磨损。又如一味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必然为群众所不容。

  间接的生克后果更加复杂多变:例如水克火,火却可以生土,而土却可以克水。又如木生火,火太旺了又生土,而土却是木的克制对象。

  在各种生克关系中,克之反以生之的现象更发人深思:如金克木,木因而成器。火克金,金因而成为纯金、精钢。做人“修身克己”可以提高自身的素养与价值。这都说明克可能导致更高境界的生。

  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多么严厉,而其运动变化又是多么生动。它使我们高度戒惧,也使我们充满希望。中国人为此一再明确声称“不称霸”,主动坚持韬光养晦,大力宣扬和而不同,不论国力多么强大也决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样,中国就成为世界上非常真诚的巨大和平力量。这种真诚是深深植根于传承悠  久的民族智慧之中的,是决不会动摇的。

 


  第二个重要思想是“天人统一”

  这个思想又叫“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等等,内涵大致上都相同。主要是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在传统文化“天人统一”这个思想中,“天”的含义也是双重的,有时指上帝,有时指大自然。

  西方人认为大自然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既然创造出来了,人类如何对待它?在这方面,西方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协调自然。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统一”、“天人相应”的突出表现。

  这个思想又叫“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等等,内涵大致上都相同。主要是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有双重含义。一是有意志、人格化的“天”,其实也就是上帝;其意志即为“天命”。二是无意志、非人格化的天,其实就是大自然。

  在传统文化“天人统一”这个思想中,“天”的含义也是双重的,有时指上帝,有时指大自然。我们现在是对“天人统一”作新的诠释,当然主要是讲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拿“天”来指大自然的观念的确占有一定的文化比重,这不是偶然的。从文化比较来看,世界上多数民族和所有的宗教都认为最初是上帝创造了宇宙和万物;但中华民族却没有得到全民族信仰的宗教,所以对“上帝”的观念比较淡薄。

  中国有道教。道教出于道家,当它在汉代后期正式成为宗教时,当然也宣扬上帝及其统属的仙官与神将。但道教推尊道家学派的代表老子为教祖,而老子早在春秋时代就指出是“道”创造了宇宙和万物。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

  “道”是指事物运动的规律,或有规律的运动。这种运动创造了宇宙本体(“道生一”);这个本体一分为二,成为阴与阳的对立统一(“一生二”);两个对立面相互作用产生了新的事物(“二生三”);这种新的事物是千姿百态、多种多样的(“三生万物”)。在这种说法中没有“上帝”存在的余地,一切都是事物运动的结果。

  既然道教的祖师都不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所以道教宣扬上帝就远不及其他宗教宣扬上帝那样有力度和影响了。

  不过,在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统治者都曾以“神道设教”,竭力宣扬“上帝”和“天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把“天”解释为“上帝”这种观念在传统文化中还是相当多见的;并且这种观念还往往和天就是大自然的观念纠缠在一起。对此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下面还要作一个文化比较。

 

  历来受到中国人重视的传统节日活动,都与“顺应天时”关系密切

  西方人认为大自然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既然创造出来了,人类如何对待它?在这方面,西方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协调自然。

  在人类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因而对它既恐惧又依赖,从而产生崇拜自然的观念。到了17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突飞猛进,西方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致力于依靠科学技术去征服大自然,予取予求,为我所用。但征服自然又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人口膨胀等等。于是才认识到不能只想征服自然,必须保护环境和生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这种认识是到了近现代才逐渐形成并日益加深的。

  中华民族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我想在最早的时候,中国人肯定也有崇拜自然的倾向。因为你没办法,只能既赖以为生,又畏其巨大威力。故而拜倒在地,势所必然。但接下来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也没有明显的征服自然的观念。

  有人也许会说,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人定胜天”的思想,这岂不也是想战胜大自然吗?这话不对。“人定胜天”的“天”不是指大自然,而是前面说过的“天”的另一种含义,就是“上帝”或“天命”的意思。“人定胜天”就是不怕“上帝”、不信“天命”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当然是积极的。

  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统一”、“天人相应”的突出表现。

  “顺应天时”的思想在社会诸多方面起到了指导作用:

  一是用于政治机制的设置。《周礼》设定的官制是“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在古人心目中,这“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各朝设置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都有《周礼》“六官”的遗意。

  另外,各朝的行政措施也有“顺应天时”的特点。如“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春日劝农,秋日点兵”之类。

  二是用于经济。封建时代主要是农业经济,那时农业基本上“靠天吃饭”,所以事事处处必须“顺应天时”。中国长期通用“农历”(阴历),现在已不通用;但“农业”所遵循的“二十四节气”,仍为农业生产者所重视。

  早在战国时代,孟子说过一段名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从农业“顺应天时”进而涉及正确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这在全世界是最早提出来的。孟子的本意只是强调农业生产(也包括渔业和林业)要“顺应天时”,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持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资源的作用。可见“天人和谐”的思想的确与环境学说有逻辑的联系。

  三是表现于民俗。各种民俗都与“天时”有关系。例如春节庆寿(“天增岁月人增寿”),春季婚嫁(因春为生发季节),清明扫墓(利于植树、除草;也利于上坟的人踏青春游,感受春意)。

  在民俗中,历来受到中国人重视的是传统节日活动。这些活动都与“顺应天时”关系密切。例如春节,以旧历而言正值旧年过去,新年到来,所以特重除旧布新之意。传统春联“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王安石《元日》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等名句,都突出了这层意思。新年到来,对个体和社会群体而言,有可能打开新的局面,带来新的机遇,萌发新的希望,从而满怀信心展望未来。这种与“天时”相应的除旧布新的心态,对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而言极为重要。正因为年年都有除旧布新的感觉与心态,所以中华民族虽历经五千年之久,却仍然毫无暮气,充满活力,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创造新的美好前景。除此以外,春节还有凝聚家族、念祖追远、敦亲睦邻、和谐人际关系等作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团结进取,争取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又如端午节,主要意义在于消毒、驱邪、健体。因为此时天气热了,细菌滋生,容易得病。所以端午要喝雄黄酒,熏艾条,挂菖蒲,都为了杀菌消毒。小孩额上写王字,戴虎头帽,穿虎头鞋,那是为了借老虎的威风压邪去病。端午还要赛龙舟,船旁有健儿游泳,桥上有健儿跳水。这都有益于强身健体,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

  又如中秋节,此时月亮最亮最圆,举办夜宴象征“天上月圆,人间团圆”,而团圆正是中华民族最重视和向往的。

  另外各大节日都重视吃食,要尽量花样翻新吃好一点。现代青年看不起这一点,那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穷困,全靠节日补充营养,以迎接农忙。如春节以后是春耕大忙,端午以后是夏季“双抢”,中秋以后是秋收大忙。所以必须吃好一点,以增强体力。同时节日聚餐也是为了家庭凝聚,增强团结以利战斗。

  四是用于人体保健。传统文化认为天时变化在人体上有反应,所以节令交替要特别注意保健。过去老年人都重视“两至两分”(即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认为这是大节气,对人体有大影响。医生治病用药也要考虑天时节令,力求因时制宜。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人体的生物节律问题。这种节律是在人类进化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与自然环境关系密切。现在人类生活的环境(包括自然的与社会的)都在很短时期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显然是人体的生物节律难以立即适应。所以必须用种种方法来调剂,使人不致因环境变化而影响健康。

 


  第三个重要思想是“中和中庸”

  “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和谐好极了,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因为这必须具有三个前提:

  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中和”也简称为“和”。“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现在常有人提到“中华‘和’文化”。

  《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

 
“中和中庸”思想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许多方正有序的建筑更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和谐好极了,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以中庸为手段,达到中和的目的。

  但是中庸常被人误解,以为是折中调和、庸庸碌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中庸之“中”,的确要求事物出现平衡状态,但它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点。犹如一杆秤,秤锤必依所秤之物的轻重而在秤杆上移动,才能找准平衡点,从而把秤杆摆平,把重量搞定。假如中庸之“中”固定为折半以取中,那就犹如把秤锤固定在秤杆的中点,那你这杆秤就只能添乱而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当然,处理矛盾交错,情况复杂的社会问题,要做到准确把握一个度,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孔子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礼记·中庸》)在这里,孔子明明白白把中庸与平均主义对立起来,可见决不是“折中”的意思;再则中庸如果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那是任何一个蠢才都会干的,怎么会比上刀山还难?怎么会断言“不可能也”?

  当然,中庸虽然很难很难,但如果不要求把握绝对准确的度,而只要求处理问题大致把握一个度,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有度”总比“无度”更能促成整体的平衡与和谐。

  作为一个现代人,要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与冲突,更必须具有“度”的意识,注意把握分寸。假如事事处处都趋于极端,态度绝对化,做事没商量,一味任性妄为,那无论对人对己都是很不利的。所以中庸应是人类的明智抉择,对解决世界上各种矛盾冲突都是很有用的。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因为这必须具有三个前提:

  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

  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双赢”虽好,但有时实在做不到;为了避免冲突的恶性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有时就只能单方面让步,达成某种妥协。无论“双赢”或单方面让步都需要一定的忍让。忍让的精神在东方文化中往往受到赞扬。

  我说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六尺巷的故事”:清朝时,安徽桐城有一个著名的家族,父子两代为相,这就是张家张英、张廷玉父子。康熙年间,张英在朝廷当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他家在桐城的老宅与吴家为邻,两家府邸之间有个空地,后来吴家建房,要占用这个通道,张家不同意,双方将官司打到县衙门。 

  在这期间,张家人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当大官的张英,要求张英出面,干涉此事。张英收到信件后,给家里回信中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明白其中意思,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出动让出三尺房基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六尺的巷子。两家礼让之举传为美谈。

  另一个是“日本白隐禅师的故事”:有一对夫妇在白隐禅师住处附近开了一家店,家里有一个漂亮的女儿,但女儿没结婚就怀孕了。震怒的父母逼问女儿那个男人是谁,女孩指了指寺庙说:“是白隐的。”她的父母怒不可遏地去找白隐理论,但这位大师不置可否。孩子生下来后就被送给白隐,此时白隐名誉虽已扫地,但却非常细心地照顾孩子。后来那家的女儿不忍心欺瞒下去,向父母吐露真情:孩子的生父是另一个青年。她的父母将她带到白隐那里道歉,白隐只是在交回孩子的时候,轻声说:“就是这样吗?”

  这些事例都表明忍让的结果很好!

  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第二章)可见要做到适度与和谐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还与人的品格、修养有关系。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致力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第四个重要思想是修身克己

  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并强调“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曾大力宣扬可作为修身样板的人与事;还有许多有关修身的警句格言,包含了丰富的思维成果。修身思想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

  现在人们不谈修身,却侈谈“实现自身价值”,但很多人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自身价值,更不知道自身价值的可变性。

  提高自身价值要通过修身,修身才能使人超越原生状态而进入自觉追求崇高的境界。修身离不开克己。老子说:“自胜者强。”“自胜”就是克己;克己方能不断地超越自己原有的水平。

    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四书》的第一本是《大学》(《大学》又是《礼记》中的一篇,而《礼记》则为“五经”之一),《大学》一开始就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强调“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曾大力宣扬可作为修身样板的人与事;还有许多有关修身的警句格言,包含了丰富的思维成果。直到解放前,小学中还有修身课。可见修身思想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

  现在人们不谈修身,却侈谈“实现自身价值”,但很多人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自身价值,更不知道自身价值的可变性。

 

  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大学》一开始就讲格物……平天下
 

  人生下来便是“万物之灵”,有超过其他动物的价值。但这种原生的“自身价值”毕竟是很有限的;尤其是把任性快意满足种种物质欲望和虚荣心视为“实现自身价值”,那更是一种误解。

  做人必须自觉地致力于提高自身价值。孔子要求“成仁”,孟子要求“取义”,这是为了实现很高的自身价值,在中国历史上也的确有很多人做到了。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并且把这种信念付诸行动,这才是实现了很高的自身价值。

  司马迁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其实人活着更有“重于泰山”与“轻于鸿毛”的区别,这就是自身价值有轻有重的表现。而衡量这种价值及其实现程度,又决不是以自我感觉为准,而要得到社会乃至历史的评定。

  提高自身价值要通过修身,修身才能使人超越原生状态而进入自觉追求崇高的境界。修身离不开克己。克己并不是叫人一味逆来顺受、忍让退避。要知道一切进德修业的积极行为都免不了要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例如见义勇为要克服怯懦之心,坚持原则要克服患得患失之心,做学问、创事业要克服怠惰之心,等等。这些就都是“克己”的表现。老子说:“自胜者强。”(《老子》第三十三章)“自胜”就是克己;克己方能不断地超越自己原有的水平,这当然是“强”的表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传统文化修身克己的优良传统。因为“文革”专门研究如何整人,整人与修身显然是针锋相对的两种行为。“文革”倡扬“造反派的脾气”,要求“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专门去斗别人;而且极端任性,为所欲为,这当然与克己背道而驰。“文革”在国民精神世界中留下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如今仍影响到国民素质的提高与社会公德的树立。

   《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话很有道理,人在少年时期正是接受德育、修养品性的最佳年龄段。但现在中小学生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之下,不大可能做到德智兼修。中小学虽有进行德育的某些形式,但因为功课、作业、考试的分量实在太沉重了,所以德育进不了学生的注意中心;而进不了注意中心的说教就只是“耳旁风”,不可能在精神世界中真正发挥作用。

  从实际情况看,德育应包含“意商”和“情商”,就是意志的坚强程度和情绪控制能力。一个人倘若意志薄弱,他怎么可能持久而顽强地“进德修业”?现在因意志薄弱而走向堕落的人比较多见,且不说吸毒、卖淫、偷盗这类违法行为,就染上“网瘾”而言,青少年一头扎进网吧,荒课逃学,几天几夜出不来,这又如何进德修业呢?

  再说情绪控制能力,消极现象也很严重。现在有些人实在太任性了,情绪一激动就走向极端,而不考虑行为的后果。还有的青少年(包括大学生)缺乏心理承受能力,受到挫折就做出消极或过激的反应。所以,“意商”、“情商”是实实在在与进德修业紧密关联的,理应成为修身克己的重要内容,积极自觉地经受锻炼。我通过自己的人生阅历,深感随着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的任性与纵欲程度正呈现出攀升之势。中华传统文化的修身克己思想正是任性纵欲的对症良药。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的独创性思维经验很应该在全世界传播与弘扬。

 

释题答问

    问:金老师,我想请问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与当前正在升温的“国学”是什么关系?

  答:我想二者可以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都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研究与论述的对象,但“国学”研究偏重学术性,主要着眼于长远的成果积累与学术发展;古为今用则偏重于功利性,主要是想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现实中发挥有益的作用。不过,这只是凭直观说话,不一定准确。

  问:为了有效地传承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你是不是认为学术研究与古为今用这两项工作都应该有人来做?

  答:的确,我正是这样想的。但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现在应该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上更加用力气。

  问:这是为什么呢?

  答:因为研究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终极目的毕竟还是为了使它在后世有用;假如不再有用,那就只能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在我的印象中,古为今用这句话已流行很久了;然而专家学者所做的大致上还是学术研究,主要是评估和考证两项工作。但评估的结论往往因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如对孔子、杜甫、《水浒》等的评价),考证又往往流于繁琐而得不到公认的结论(如与《红楼梦》及其作者有关的种种考证)。在学术研究中这都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有一个问题却被长期忽略了,那就是学术研究只有专家学者在做,广大群众难以参与,渐渐地就对学术争议与评估“行情”不感兴趣;又因时代与风气的快速变化,更使群众与传统文化越来越疏远。这种情况又反过来影响到学术研究,使“学术著作出版难”(因买书人少),也使专家队伍后继乏人(因大学涉古专业报考人少,毕业生改行者多)。

  问:提倡古为今用就能改变诸如此类的状况?

  答:当然不一定,只能说是一种愿望,一种努力。不过,的确也有一些事例可摆、道理可说。例如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美国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中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见《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522页)又如2002年李瑞环同志在英中贸易协会举行的午餐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接着谈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万物各得其和以生”等传统理念。并指出“‘和’不是盲从附和,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又指出“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见李瑞环著《学哲学用哲学》第574页、575页)江泽民、李瑞环这两篇演讲都有很大的影响,有助于世界各国的众多人士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崇尚和谐的民族性格和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所以堪称古为今用的范例。

  问:古为今用的事例肯定很多,但这如何能缩短广大群众与传统文化的距离呢?

  答:我始终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体现在“经、史、子、集”等大量的古代典籍之中,但现在能读懂文言文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广大群众由于语言文字障碍而难以阅读古籍,这是传统文化越来越远离群众的一个突出表现。对传统文化进行学术研究,必须阅读较多的古书,这个要求是不可能对群众提出的。古为今用的情况就不同了。古书中有大量警句格言,读懂并不太难,背熟也有可能;其中却蕴含着精深的民族智慧和各种有价值的思维经验,完全可以拿来作为现实中人的思想营养和行为指导,以利于进德修业,成才成功。

  问:这种做法难免断章取义,难道只取片言只语就算传承弘扬了传统文化?

  答:对这个问题我要作两点回答:

  第一,摘取片言只语是从古至今人们一直都在做的,只要它能够独立而简明地表述某个启人心智的思维成果,就可以拿来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出于《孙子》,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人用过,却从未有人指责这是“断章取义”。许多警句格言乃至大量的成语也都是从古书中提炼出来的,也从来都被灵活运用。

  第二,把精警的“片言只语”拿来古为今用,对学习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来说,可以起到“突破一点”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尝到了甜头”,就可能滋长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兴趣产生学习的要求。我曾接触过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者,发现他们大多对优秀传统文化很有兴趣。有一位院士每次同我见面都谈传统文化,或解释一段古文,或交流对某些警句格言的感想。他说他只是在小时候读过一些古文;近年来感到学点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的确有益于做人与做事,所以就越来越有兴趣了。还有一次我同另一位院士闲谈,我说现在一篇博士论文总要写到二十万字以上,可是一部《老子》却只有五千字。如果把《老子》一书拿来作博士论文答辩,你看能不能通过?他说:《老子》中有些话只要一句就应该拿博士学位。我问他为什么竟有这样的想法,他说他最初只是看到《老子》中的一些话,觉得很精彩;后来看《老子》全书,发现其中充满了创新思维。而现在的博士论文缺的就是创新思维。再说一例,2003年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中华传统美德格言》,此书的编撰有明确的古为今用目的。其中“少年本”只收了77条格言,我忝为此书的总顾问之一,曾一再收到家长寄来的信,其中有一位家长说,他的孩子读小学三年级,只用了几个双休日就把全部格言读懂背熟了;由此而产生兴趣,还想读更多的资料。这些事例都说明“突破一点”、发挥张力,是可以改变群众与传统文化的疏远状况的。

  问:既然古为今用那样便于实行又很有好处,为何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是“国学热”而非“古为今用热”呢?

  答:当前出现了“国学热”,这不是偶然的。主要因为国内国外都有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并认为其中有丰富的思维成果可以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在此以前,已经出现过“孙子兵法热”、“三国演义热”、“菜根谭热”、“老子热”、“孔子热”等等,这些“热”都热在古为今用上。有一篇报道题为《〈孙子兵法〉在世界流行》,其眉题为“美国兵打仗时带在身边,在日本成俗语常挂口头”,文中还说到美国人将《孙子》用于商业领域的情况,例如“美国著名的市场营销专家迈克尔森长期从事《孙子兵法》的应用研究工作,他撰写的《12营销原则》一书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概括和提炼,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营销制胜体系。”(见2006年5月29日《环球时报》第7版)还有一篇报道题为《日本人重新亲近〈论语〉》,其眉题为“网站开设专栏,商界提倡学习”;其中有一节的小标题是“IT时代需要《论语》”,文中说到被称为日本近代“实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在其所著的《〈论语〉与算盘》中称义利合一是儒商的经营原则,一个企业家必须做到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眼下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日本软银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北尾吉孝又将这一理念引入道德日益沦丧的现代商场,俨然成了日本新儒商的代表。而凭借着他的号召力,日本商界也掀起了一股将《论语》和为商之道相结合的热潮。”(见2006年4月14日《环球时报》第20版)

  至于国内的情况,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当前社会上有多种人想更多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的精华(如离退休老干部、企业家、书法创作者、收藏爱好者及收藏业工作人员、旅游工作者和对外汉语教育工作者,等等)。他们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求古为今用,而客观上很有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所以,我们用“国学”来回应国内外的学习要求是不完全对口的。但这并没有多大关系,一则“国学”研究的确有必要而且要有新发展;二则“国学热”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研究生课程《中华传统文化概论》。后因工作变动,不能再开设课程了,只能作些讲座。讲座大多是面向社会的,通过与听众的交流,越来越意识到要多讲古为今用的内容。但如何古为今用还是要作专门研究的。我深知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粗浅,尤其是古为今用如何与现代诠释理论及接受理论恰当结合,常常感到很难把握分寸,还须在实践中继续摸索

主讲者简介:

  金开诚,1932年生,江苏无锡人。1955年北京大学毕业,历任北京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1年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常委, 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现任九三学社十一届中央委员会顾问、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文学、书法艺术及文艺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出版有《楚辞选注》、《屈原辞研究》、《文艺心理学概论》、《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等近三十部学术专著。

责任编辑: 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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