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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灵”们的困惑与探索
2006-10-31    赵普光    文汇读书周报    点击: 3669

    1898至1918二十年,是现代曙光孕育的年代。这二十年间的诸种变革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现代知识分子的起源萌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无怪乎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能和春秋时代相比的年代就是这二十年。杨洪承教授的新著《废墟上的精灵: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的理路(1898-1918)》系统追溯和清理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思想的成长历程,深入辨析了近代思想的文化语境及其密切关联的文化源流,并且把这种清理与辨析最终落实到真正现代意义的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上来。这无疑给近代知识分子研究、近代思想文化研究及五四文学发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在探究现代知识分子孕育萌生的艰难过程中,《废墟上的精灵》系统勾勒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在近代思想文化历史的考察中实现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源流的探寻。在梁启超所谓的“过渡时代之中国”,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传统文化的强大规约,前现代知识分子在这完全逆向的文化冲撞下,处于痛苦的抉择和焦虑的徘徊中。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的人生轨迹都难脱以反传统始而以复归传统终的历史循环。这反映出知识分子现代转型前深刻矛盾的文化心理,即深沉的文化积淀下产生的文化自卑与文化优越的交织。

    本书的意义还在于揭示近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变迁。其中对苏曼殊的论析尤为精彩。“苏曼殊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现象,尤其新旧文化转型的时代,他恰恰以一种文化综合的整体体现了自己独立的文化人格。他处处表现出亦新亦旧、亦僧亦俗、亦侠亦儒、亦中亦西等等一系列的困惑和矛盾。”从苏曼殊的特殊精神向路和文化人格出发,作者发现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迎接新文化思想挑战时候的精神状态:除了少数激越的先觉者义无反顾的大胆反叛外,他们更多的则困扰在“切近与腾离”的精神迷茫的两难之中。为此,本书给我们展示了近代知识分子生长中的另一种景观:学者与志士、知识与道德、求是与致用、激进与保守、中学与西学等等一系列颇难调和折衷的悖论问题。

    《废墟上的精灵》昭示了前现代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必然进程。从1898至1918这二十年间,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引入新学的内在文化理路,大致是取汲古以求新变的路径,即借助传统中富有活力的资源因素来实现变革。然而,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革新措施都未能达到实现新生的目标,这无疑更激起五四知识分子对新学的彻底反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反思和彻底反抗,而“思想启蒙的文学革命成为先觉的知识分子最先选取的精神通道”。

    应该指出,沿着本书的研究思路,可以生发出许多值得进一步开掘的课题。如对选择相似理路的知识分子的深层分歧还可进一步展开论述。作者将梁启超与康有为放在同一文化理路中,这是颇有见地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梁在戊戌变法之后就迅速放弃了康的今文经学理论,并最终与其师分道扬镳。梁氏这一选择,实际上极富文化意味,其中也许暗含前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理路选择中更为复杂的情景。
 

                 《废墟上的精灵: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的理路(1898-1918)》
《废墟上的精灵: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的理路(1898-1918)》  杨洪承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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