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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出来的大师——读钱札记之二 
2006-10-26    留 白    思与文    点击: 4281

             

  一个优秀的儿子固然是老子的骄傲,但也未尝不是老子的无奈,如果父子竟然是同行,那无奈在外人眼里便可升级为悲哀。那时人们通常会忘记“老子英雄儿好汉”、“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老话,而只会套用“母以子贵”的句式想到——“父以子荣”。知道钱锺书是因为《围城》,知道钱基博是因为钱锺书,一般读者对这两位大师级学者的接受顺序大抵如此,以至于提起钱基博,人们常常会加上一句话——“钱锺书之父”。

  最近读了一些钱基博的著作和传记,这位国学大师的形象日渐清晰,而使我尤感兴趣的是他对长子钱锺书的教育以及两父子的微妙关系。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又字亚泉,别号潜庐、潜夫,江苏无锡人,现代著名国学教育家、古文学家、文学史家、韩愈研究专家。16岁撰写《中国舆地大势论》,发表于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后又仿陆机《文赋》作《说文》,发表于《国粹学报》。1909年,江西臬使陶大均惊叹其文章,特以高薪招之入幕,任记室。辛亥革命爆发后,任锡金军政分府秘书,并撰《无锡光复志》。1913年应聘任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原名竢实学堂)国文教员。1918年6月,任无锡县图书馆馆长。1921年起,历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教务长。1923年任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五卅惨案后因不满校方歧视中国态度愤而辞职。后应聘赴清华大学任教授,一年后回上海任光华大学国文教授,1927年9月,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特聘其为教授兼校务主任,从此往来于光华和国专教书育人。1937年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38年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任武昌私立华中大学教授。钱基博藏书极富,建国初期,他先后将5万余册藏书和200余种珍贵文物捐赠给华中大学和改名后的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此外,又将1000余件碑帖书画和1000余种方志,悉数赠予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江苏泰伯文献馆。1957年11月30日,因病去世,终年70岁。

  钱基博的履历显然要比他的儿子钱锺书更其曲折而丰富。纵观钱基博一生,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位心怀天下、秉道直行的爱国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位献身国学、著述等身的杰出教育家和学问家。我曾参观过无锡七尺场的钱锺书故居,走进过钱家的大厅“绳武堂”,也瞻仰过悬挂在厢房墙壁上的钱基博像。白须飘飘的钱基博神情严肃,不怒自威,特别是他那双瞳人有点“靠近”的眼睛,咄咄逼人,一看就是不好惹的倔老头子。他的儿媳杨绛说他“从不理会对方是否悦耳。这是他说话、写信、作文的一贯作风”(《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0页),看来确是有感而发。单看这张照片,就可想到钱锺书幼时面对严父的战战兢兢。天才睿智、痴气甚浓的钱锺书和勤奋耿介、外冷内热的钱基博,在性格类型上肯定不是一类人,在学术取向和文章风格上更是大相径庭,但,正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样鲜明的“异质性”却是建立在同样鲜明的“同构性”上的。“没有钱基博,就没有钱锺书”,这话不仅从遗传学角度看是真理,即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看也是不争的事实。文章学术上的熏陶承传且不说,就连幼时启蒙的方式也是一脉相承。毋宁说,这父子两个国学大师都是被严厉的旧式家族教育“打”出来的。

  无锡钱氏世代书香,家学渊源。钱锺书的祖父钱福烔为前清秀才,饱读诗书且课子甚严,长子钱基成就曾挨过父亲的痛打。钱基博和他的孪生兄弟钱基厚5岁即从长兄习经史,9岁读完《四书》、《五经》和《古文翼》,10岁由伯父仲眉课以《史记》和唐宋八大家文选,并教其学习写作策论。13岁起阅读《资治通鉴》7遍,又精读《读史方舆纪要》,打下了很好的国学“童子功”。针对钱氏这种文化家族的童蒙教育,无锡学者刘桂秋先生在其专著中这样描述:
  
  每天读书的程序基本上是:饭前读隔日所授的生书、带书、带熟书、熟书,读二遍,但要以能背为度;饭后,由母亲和大哥各背一人,有不流利的地方,必令重读,然后再授生书,读二十遍,始许散学。(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和钱锺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如此刻板严格的家庭教育,不可能靠儿童的自觉来保证其效果,必要的时候还要诉诸“体罚”。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里回忆道:
  
  其实锺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祖父认为锺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的文笔不顶好。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无妨,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教。那位族兄严厉得很,锺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锺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别有领会。他告诉锺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将饮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钱基博当然不是真的“笨”,只是没开窍。但无论真笨假笨,皆可反证这种简单粗暴的“痛打”教育的无辜有理。钱基博告诉钱锺书说自己“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正是对“痛打”教育的肯定,潜台词是:“你看,我也是被这么打出来的!”所以,小时候的钱锺书没少挨打。
 
  钱锺书是“钟”字辈的老大,自幼过继给无子的伯父,由伯父抚养和教育。伯父钱基成温和慈爱,视锺书若己出,难免宠爱有加。钱基博是个急性子,对尚未开窍的小锺书常常“恨铁不成钢”,时不时抓来“越位”管教一番,最常用的办法无他,就是“打”。
  
  他(指钱基博)父亲不敢得罪哥哥,只好伺机把锺书抓去教他数学;教不会,发狠要打又怕哥哥听见,只好拧肉,不许锺书哭。锺书身上一块青、一块紫,晚上脱掉衣服,伯父发现了不免心疼气恼。锺书和我讲起旧事,对父亲的着急不胜同情,对伯父的气恼也不胜同情,对自己的忍痛不敢哭当然也同情,但回忆中只觉得滑稽又可怜。我笑说:痛打也许能打得“豁然开通”,拧,大约是把窍门拧塞了。锺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十五分。(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将饮茶》,第139页)
  
  大概父亲总希望儿子像自己,钱基博青年时喜欢钻研算学和理化,还和杨绛的父亲杨荫杭等人发起组织了理科研究会,为了学习自然科学,还发奋学习日语,边学边翻译。(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和钱锺书》,页44-45)可钱锺书的算术却是天生懵懂,“能把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连阿拉伯数字1、2、3都不认识”,望子成龙的钱基博如何不打?
  
  直到钱锺书十五岁读中学时,还挨了一次著名的“痛打”。
  
  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回家。锺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恣意阅读。……他父亲回家第一事是命锺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锺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锺书忍笑向我形容他当时的窘况:家人都在院子里乘凉,他一人还在大厅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呼呼地哭。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发起了发奋读书的志气。锺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将饮茶》,第139页)
  
  多年之后,钱锺书和夏志清会面,“自言在中学期间,初不知用功,曾给父亲痛打一顿。十五岁才知发愤读书”。(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钱锺书研究》第二辑。)这次挨打还不是最后一次,杨绛在谈到钱锺书进入辅仁中学后,常为父亲代笔写信作文时,大为轻松地补充说:“锺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复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将饮茶》,第147页)

  由此可见,钱锺书的整个青少年时代,就是在父亲的严厉督责和体罚中度过的。无锡大人吓唬小孩子,常说:“把生活你吃!”或干脆就说:“吃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挨打的确是在品尝“生活”的真滋味。事实证明,这种今天看来未免不够“人性”的教育方式,效果倒是显著的。
  
  我常见锺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锺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杨绛《将饮茶》,第147页。)
  
  俗话说:玉不磨不成器,响鼓还须重锤敲。和一般家庭所谓“养儿防老”不同,出身文化世家的钱基博课子严厉乃是为了使其成为栋梁之材。1931年10月31日,钱基博在给钱锺书的一封信上告诫他,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名声大、地位高更加重要,他说:“子弟中,自以汝与锺韩为秀出,然锺韩厚重少文,而为深沉之思,独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沉潜远不如。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为愧。”又说:“纬、英两儿中资,不能为大善,亦无力为大恶,独汝才辩可喜;然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吾之所谓恶化,亦非寻常子弟之过。世所称一般之名流伟人自吾观之,皆恶化也,皆增进危险于中国也!汝头角渐露,须认清路头,故不得不为汝谆谆言之!”(《一代才子钱锺书》,汤晏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有父若此,何尝不是做儿子的幸运!

  如果没有钱基博这样的父亲,还会有才华横溢的文化昆仑钱锺书吗?

  前些日子看了一部韩国电影,叫《爱的蹦极》,其中多次出现教师体罚学生的镜头,不仅让学生跪下,还要棒打,不仅打不停手,而且骂不绝口。用我们的眼光看,那些教师真的有点穷凶极恶了,“学生也是人啊”,可从效果上看,并非一无可取,韩国人的彬彬有礼和民族精神也许就是这样“打”出来的。爱之深而痛之切。记得我上小学那会,家长和老师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孩子不好,您尽管打!”我从来没被老师打过,但罚站、写检查以及“深挖灵魂”的严厉教训却没少挨,至今想来仍如芒刺在背。那些被“打”过的学生一出校门,不仅不会怀恨在心,反而会成为最体贴老师的学生,逢年过节还要去看望恩师。

  返观我们当前的学校教育,在“以人为本”的幌子下,“体罚”或“变相体罚”统统被禁止,中小学教师沦为教书机器和考试指导员不说,在育人方面则左右掣肘,如履薄冰,唯恐一不小心踏入雷池,成为封建式教育的坏典型。学生及其家长大多站在“买方”立场,动辄向教师和校方的管理方式提出抗议,学生在所谓“人格上”俨然成了上帝。中国的教师的确很少“体罚”学生了(单纯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需有一点明哲保身精神),但对学生的怀柔和尊重并未换来学生的“知书达理”,因为在考试的指挥棒下,教师和学生统统沦为分数的奴隶。如果钱锺书在今天参加高考,十五分的数学成绩怎能成为清华的学子?当时的清华校长罗家伦如果活到今天,恐怕也只能望洋兴叹!

  一句话,教育从未像今天这么功利、猥琐、畸形和变态。人性不是抽象的先验的东西,人性化本身也应该是多元化,教育有鼓励、奖励和赞美,当然也应该有批评、警戒乃至无伤大雅的惩罚措施,体罚式的教育固然不值得提倡,但没有任何体罚的老好人教育更容易成为不负责任的教育。说来说去,养尊处优、从没有“吃过生活”的孩子又怎知道对生命敬畏、对生活感恩?

  当然,话又说回来,一个被“打”出来的大师父亲,又如法炮制“打”出了一个大师儿子,怎么说也只能算是特例。尽管各种媒体、出版物都喜欢口是心非地缅怀大师,把大师塑造成虚幻的偶像,但可悲的是,“大师”这东西在当今已不可挽回地迅速古董化,“高考状元”每年都在大量“产出”,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师”们却零落殆尽。在教育产业化的潮流之下,一浪高过一浪的“教改”,遂成为“教殇”仪式中刺耳的挽歌。当辛苦了一个礼拜的年轻父母们,周末马不停蹄地带着孩子“赶场子”、大搞素质教育的时候,源远流长的传统家庭教育已经彻底式微,随着旧式厅堂的客厅化,孔老夫子“君子之远其子”(《论语·季氏》)的家教理念正日益演变为西洋式的“多年父子成兄弟”,“父道尊严”和“师道尊严”一起参与了一落千丈的蹦极游戏,什么“课子”啊,“庭训”啊,统统成了天方夜谭,父亲依旧打儿子,但打的动机和目的却等而下之了许多,有时纯粹就是为了“泄私愤,图报复”。——父亲都不知“大师”为何物,又怎能凭空“打”一个大师出来?

  所以,说媒体上频频亮相的某某人是“大师”,说一年出几本书的某某人是“大师”,说某学阀或某学霸是“大师”,“打”死我我也不信!

 

责任编辑: 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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