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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墙之乱:东汉覆亡真相 (二)
2006-10-20       人民网    点击: 1375

 
党锢之祸

  宦官和外戚把持着选拔官吏的大权,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门路。当时,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当选才学优秀的却没有文化,当选品德高尚的竟不供养父母,当选清贫纯洁的反比污泥秽浊,当选勇猛有帅才的竟胆小如鸡。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下,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濒临危境,一些有识之士深为忧虑。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同样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官绅则加以表扬,士人阶层逐渐形成“清议”之风——太学生及名士们通过清议表达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

  在反宦官专权的斗争中,一批不畏强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惩治不法的宦官权贵,李膺、陈蕃、王畅等“党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桓帝初年,司隶校尉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绳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对宦官势力的打击,遭遇宦官集团的疯狂反扑,官僚士大夫、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终酿成“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166年,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汉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儿子杀人。李膺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的儿子抓捕归案。这时,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应该将罪人释放,可是张成平素结交宦官,作恶多端。李膺便不顾赦令,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遭到宦官集团的诬陷,并进行疯狂报复。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为党人,下狱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这种伎俩,遭到了许多正义官僚的斥责和抵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迫害党人,他拒绝审理李膺等人,坚决不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因而被罢免。与此同时,大将军窦武虽是桓帝的岳父,但反对迫害党人,并以辞职相威胁,李膺等人也在狱中展开积极的斗争。宦官虽然政治上有很大权力,但社会地位极低,精神上却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获得士人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因此,当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亲眷时,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窦武的从中出面劝说,桓帝被迫赦免党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的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像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的样子来接近党人。虽然党人的名单还没有被官府登记在案,而全国各地却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友”等等。这些人互相激励,反抗宦官的呼声再度高涨。168年,桓帝死,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与陈蕃李膺合谋,欲除宦官之祸,不幸事泄。宦官杀窦武陈蕃,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依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置侯览。侯览则指使人告发张俭等结党营私,并且无限上纲上线,扩大打击面。灵帝依靠宦官,再次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禁锢六七百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全部免官禁锢,唯有张俭巧妙的躲过了宦官的追捕。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

  党锢之祸延续了近二十年,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当时宦官们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做内应,有些则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党徒,准备退让。汉灵帝很孤独,质问宦官们,你们都说党人该杀该禁锢,但关键时刻还是这些党人为国家出力,而你们却和黄巾军通情,其实该杀的是你们。于是,下诏解除党锢。党锢之祸,使东汉社会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致使朝政腐败,社会毫无生机和活力。党锢之祸宣告了东汉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饱受宦官高压的士族阶级因此又得了势,借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纷纷组织武装,等待割据称雄时代的到来。
黄天当立

  灵帝继位时,年仅十二岁,在一批奸佞小人的影响下,一心求财,花样翻新。他把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量转为皇家私产,由宦官专门替他保管。他在河间老家买田地修住宅,似乎准备在万一当不成皇帝时,还可以回去作个土财主,真是贪婪、可恨、愚蠢、可怜。178年,灵帝又公开张榜出卖官爵,郡守级官员二千万钱,县令级官员四百万钱,关内侯五百万钱,如果按照资历应当升迁的,就出半价或三分之一。家资富裕的先交钱,交不起的还允许赊欠,到任后加倍交纳。对于国家最高级官吏三公九卿,灵帝大概觉得不便公开标价出卖,便通过左右亲信私下交易,以掩人耳目,事实上也有价钱,公千万钱,卿五百万钱。这些官吏的品级更高而价格却不高,主要是因为中央官吏实际搜刮的门路比地方官吏要少一些。定价之外,又看求官人身份及财产随时加减。如名士崔烈半价买得一个司徒做,宦官曹腾(桓帝宦官)的养子曹嵩(曹操父)家极富饶,买太尉出钱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买官卖官后来竟发展到所有的官吏升迁调动,都要先讲好价钱才去上任。往往是,一个官上任不久,另一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官一个月内甚至替换好几次。官怕损失本钱又要大获利钱,一到任便如狼似虎的搜刮,刻不容缓。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饥不敢食”,贱价卖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谷物,让新官一到就得钱,以保全一家人性命。更奇怪的是,有些人不肯贪赃枉法,请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强迫派去。比如,当时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特别减价,只收他三百万钱。得到诏书后,司马直很不痛快,他不愿意做这种事情。于是,他想以请假为名,不去上任,但却得不到批准。没有办法,他只好勉强答应。走在路上,他越想越气愤。于是他上书皇帝,在援经据典、抨击时弊后,服毒自杀。

  灵帝时,宦官的权势达到顶峰已如前述。在党锢之祸中受封的有一大批宦官,如王甫、曹节等人。这群残废之人,大都没有什么远见卓识,只是一些鼠目寸光的家伙,他们一旦得势,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只知道中饱私囊,只知道残害百姓,只知道阿谀奉承。在这帮奴才统治之下,社会一片黑暗。不仅如此,他们看到太学的学生不可靠,一律禁锢不用,而是另设鸿都门学,培养自己的走狗。另外,他们又窃取兵权,组织武装。从训练爪牙、训练武装来说,灵帝时期的宦官已经比他们的前辈高明了许多。也因为如此,当时的东汉已经成为匪类的天下;当时的洛阳,已经成为匪类的窟穴。

  上自皇帝,下自宦官、外戚和公卿大臣,都变成百般搜刮百姓、聚敛财富的高手。广大平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过着如牛如马一样悲惨、下贱的生活,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据史载,在河内、河南这两个地区,发生了妇女吃自己的丈夫、丈夫吃自己的妻子的可怕现象。黄巾军大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黄巾大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准备的农民起义,这是它与秦末农民起义最大的不同。起义的另一鲜明特点就是利用宗教——太平道发动组织群众。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支,大约产生在东汉中期。从现存的《太平经》的内容看,太平道主要宣扬宗教唯心主义思想和阶级调和理论,中间还夹杂了一些阴阳五行思想和巫术杂语。这些都对封建统治有利,因而传播太平道被统治者认为是合法的。不过,太平道中也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它所宣扬平等观念和对封建统治者无限制横征暴敛的指责,对劳动人民表示了一定的同情,这使得在无边苦海中饱受煎熬的农民得到了一些精神安慰和寄托。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张角,就是巧妙地利用太平道中的积极思想成分,发动组织群众,从而促成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人。他与弟弟张宝、张梁通过传播太平道,向广大群众做了长期的思想动员和组织训练。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传道的手段就是治病,具体办法是,让病人在他面前跪拜,倾吐内心的烦恼,以消除郁闷,解除痛苦;然后喝经过画符念咒——可能放了某些药的神水。张角用这种近乎神秘的巫医结合的方式,成功地治愈了许多人。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张角治病灵验的消息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人们就从四面八方纷纷投奔张角。

  当然,我们要明白,任何时代的农民暴动都不能用一杯符水灌出来,也不能用几句咒语咒出来,只有饥饿和杀人的政治才能把它唤出来。同样,黄巾大起义也不是张角用魔术煽动起来的。如果没有饥饿的流民,如果没有杀人的政治,那么张角的符水和咒语统统都不会起任何作用。事实是,在张角组织太平教之前,即在东汉社会后期,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开始了暴动。当然这个时候的暴动都是零散的,他们各不相属,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张角明白,没有组织的农民暴动注定要被政府绞杀。因而,他派出八个得力助手,以传教为名,组织发动百姓。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张角把入教的群体进行统一编制,分为三十六方,听从他的统一指挥。

  张角认为起义的时机逐渐成熟,就宣布了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 天下大吉。”“苍天”,指的是东汉政权;“黄天”,指的是农民政权;“甲子”,指的是当年的三月初五。张角巧妙地利用民间历法,在起义口号中,不但隐含了起义的时间和目的,而且比较隐晦,就连东汉政府听到之后,都没有起疑心。接着,张角到处派人在京城和州郡官府的墙壁上,书写上“甲子”两个字。为了更加稳妥起见,组织者之一马元义又常常去都城探听官府的动静,并且收买了宦官徐奉等人,让他们与农民起义军里应外合,攻打官府。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甲子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农民起义内部却出现了一个叫唐周的叛徒。他把起义的日期、一些教众的姓名和里应外合的全部秘密,作为投降的礼物,全部报告给官府。于是,官府把马元义、宫廷的卫士等张角的同党,约有1000多人捕杀。张角当即立断,迅速采取措施。在灯光之下,他一连写了36封檄文,派人快马加鞭地送到各个分部,约定于檄文到达之日立即起义。太阳出来了。巨鹿的上空,飘起了三面大旗,一面写着“天公将军”(张角),一面写着“地公将军”(张宝),一面写着“人公将军”(张梁)。号角吹起,杀声震天,黄巾大起义爆发了,并迅速推向全国。这个消息传到洛阳,京师震动,统治阶级慌了手脚,迅速调集五校、三河的骑士,募集新兵四万余人,命令皇甫嵩和朱各率一支,前去镇压农民军。朱的官军刚刚进至颖川境内,就被波才的军队杀得大败,急忙撤退到长社(今河南嵩县东北)与皇甫嵩的军队会合。由于农民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把军队扎到草丛中,被皇甫嵩纵火烧了营地。朱乘机强攻,波才的军队招架不住,转胜为败。皇甫嵩率军乘胜向汝南出发;朱的大军挥师南阳,他们一路屠杀了农民军十余万人。同时,卢植、董卓带领官军,直接扑向张角的黄巾军,围困巨鹿城达数月之久,始终未能攻破城池。其间,张角不幸病逝,黄巾军由张梁率领,与官军继续对抗。皇甫嵩也加入到攻城的行列,巨鹿城最终告破,张梁战死。不久,张宝也被他们联合镇压,无数农民军惨遭屠杀。

  黄巾军的主力虽然被消灭了,但是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并没有被扑灭,许多地区的黄巾军依旧在坚持斗争,有冀州黑山军、西河白波军、青徐黄巾军、益州黄巾军、汉中起义军等等。


  从张角领导发动的黄巾大起义,到后期持续三十多年的各地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皇朝的统治,横扫了世家大族。黄巾大起义组织严密,口号统一,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为以后的农民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并没有带来东汉政权的巩固,倒使地方军阀割据势力逐渐坐大,军阀与外戚、宦官展开权力争夺,皇室倒成为名存实亡的空架子。

  189年,汉灵帝死后,其子刘辩继位,是为汉少帝,何太后与其兄何进掌权。此时,宦官的势力仍然很大,尤其是担任上军都尉的宦官蹇硕控制着朝廷重兵,其权势在何进之上。何进非常憎恨宦官,在中军都尉袁绍的帮助下,除掉了蹇硕。趁此时机,他还想诛杀所有的宦官。可是事与愿违,想诛杀宦官的人反而被宦官所杀。听到这个消息,袁绍立即率领军队攻进皇宫,将两千余名宦官,杀得一个不留。董卓引兵到洛阳,逐走袁绍,废少帝,杀何太后,立汉献帝。

  东汉中期以来祸国殃民的外戚与宦官的斗争,虽然以双方的同归于尽告一段落,但东汉的象征中央集权的朝廷实际上已经消灭,豪强们便公开进行着疯狂的武装混战,割据一方,黑暗的东汉后期开始转入了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分裂期。

(摘自《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

责任编辑: 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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