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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图书:摆贝——一个西南边地的苗族村寨
2006-10-11       三联书店    点击: 4478
一种对“乡土社会”的感悟与理解

  2002年岁末,12月30日。
  再过一天就要过新年了。这是一个人们翘首以盼的日子。
  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兴华乡摆贝村。
  刚下过一场百年未遇的大雪。天空阴惨惨的,天气格外冷。远处的山脊上一片白茫茫,像画一样。摆贝村的雪虽已经融化,却仍可以看出几天前整个村寨被大雪肆意践踏过的痕迹: 大树被压弯了腰,通往乡镇的山路泥泞不堪,屋檐不停地滴着化雪的水……
  我坐在摆贝村寨里最受人尊敬的寨老杨写巴家的火塘前,与长者促膝而谈。老人整整70岁,一张饱经风霜的面庞透着刚毅,皱纹深深地刻在脸上,看上去非常像我国的一幅著名的油画《父亲》。他悠悠地摆着古(“摆古”:即讲故事),那音调和节律发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回音效果,构造出来的景致完全是另外一派风范:旷远而苍茫,铿锵而遒劲。
  远远近近的人们喜欢叫杨写巴“苗王”,他也欣然接受人们赠予的称谓。这是一桩有意思的事情。“老”在地方上被赋予了某种权威。少数民族中的“寨老”甚至成为一个专属性称呼,它的指喻意义就是“权威”。事实上,杨写巴还不独为“老”,他在摆贝村做过几任村党支部书记,一直是党和政府在地方上的代表,是官方力量与地方知识的结合体。于是,故事便自然而然地从他的身世展开:
  我从18岁就开始在摆贝当干部,当了好几任的支书。1954年是组长,1958年做村长,1960年开始当支书,文革时退职,1971年又叫我到县里学习,1972年又回到村里当支书,一直到1992年。1992年我老了,退下来。2000年他们又请我当一年支书,2001年彻底退下来,就像邓小平一样,三上三下。我一点文化也没有,全凭经验办事。
  他的口吻中充满着骄傲和荣耀。我纳闷:为什么人们不叫他“老村长”、“老书记”而要叫他“苗王”?甚至州、县、乡的领导下来也这么称呼。他听到外来人叫他苗王的时候总是笑着把眼眯起来。我想,大约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村长”、“支书”都属于政府委任,被另外一种文化、政治和权力赋予并评价,换言之,是官方赋予并由官方来评价。“苗王”则由当地苗族自我认可和评价,是一种族群性、乡土性价值;这种价值才真正属于苗族自己,名副其实。
  我还纳闷,杨写巴自己说他没有一点“文化”,凭什么能够当这么老久的“官”呢?又为什么摆贝地方都买他的账?而且我注意到,当他在讲自己“没有文化”的时候,那眼神中不仅没有流露出缺憾和自卑;恰恰相反,那眼神充满着骄傲和自豪。我想,“文化”在这里多半指他没读过书,不识字。这是主体民族——汉族的价值指标,即:不读书、不识字就“没文化”。我们已经相当习惯地把不识字的人叫做“文盲”。也就是说,不识字就是“瞎子”。相反,“文明”的基本指示是:识得文字,仿佛“日”“月”一般的“明”。从这个角度说,或者在汉族社会的价值系统里,杨写巴是个“文盲”。可是,在那摆贝地方的苗族中间,他却是个“智者”。
  我递上一支烟,他接着。我打火为他点上。他用力吸了一口,白色的烟雾袅袅而上,在被熏得漆黑的屋顶上打转,黑的和白的泾渭分明。
  杨写巴在记忆中讲述着摆贝地方的古老历史——属于他们苗族祖先的过去。他经常用“古老古太的开天辟地……”开场着一个个的故事。那些“过去”或许会把历史学家们弄得手足无措,因为那些故事在历史学家那里既无法“证真”,也不能“证伪”,更不能登大雅之堂,至多属于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当地人在讲述这些故事时,眼睛里流淌着宗教般的笃信和虔诚,这种真实感是可以活生生地触摸到的。在我眼前展现的分明是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生命体。他们用“生命”在讲述。对他们来说,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至少他们信以为真。这毋庸置疑。我陷入了一个无法用“科学”的手段来证实或者说没有“历史事实”的现场——一幅活的、真实的场景中,相当诡谲。我不明白历史学家们的任务是要去证实人们所讲故事的“历史事实”呢,还是要弄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以这种“活生生的真实”去讲述他们的历史和生活。毕竟有一点实实在在:他们这样地活着,并一如既往地活下去,活在他们的信念当中。那是知识,是认识,是意识,是传统,也是叙事……。当然,也是真实的。
  我好像陡然明白了“乡土社会”的道理。从原生形态看,乡土社会系由各自不同的民族、族群或人群为单位的地缘关系所组成,也就是当代人类学正热烈讨论的话题“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它不只是一个空间单位,也不仅仅表现为一种行政区划。当然,由现代国家政治参与“制造”的,以“民族—国家”为边界单位,并具有主体民族话语权性质的社会力量,必然对乡土社会形成巨大的冲击。但是,无论这种来自国家或者官方的冲击力有多大,乡土社会都由民间的“草根力量”支持着、支撑着。虽然“草根力量”在表面上显得那么脆弱,却具有坚韧的生命力。白居易的诗是一个极好的注疏:“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毋庸讳言,人们对于传统的乡土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包含着巨大的误读、误解和误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乡土社会”的思考与研究正好是现代社会交予我们的反思性课题。
  杨写巴还在娓娓诉说着苗族的古老故事。山冈上的雪景透过木屋的窗户映了进来。新的一年就要到来。时间在流逝,社会在变迁,每一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社会价值体系和知识系统中过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诉说着属于自己的历史。
  我在本书中所要讲述的只是一个民族的地方性案例。它或许并不格外惹眼,甚至完全没有名气。但我保证它是构成“乡土社会”最普通、最基本的要素和要件。在我眼里,它非常精彩,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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