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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馆讲座:朱向前: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1)
2006-09-01       中国网    点击: 20959
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朱向前(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不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还是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都离不开一个伟大的名字,他就是有诗人政治家之誉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再过两天,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纪念日,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的开馆纪念日。无论对于中国新文艺的发展还是打造文学馆的辉煌,这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为此,我特地为大家请来一位军人,著名文学评论家、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朱向前教授,大家欢迎。 朱先生在文学评论界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他的理论批评自选集《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2004年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他钟情中国古代文化,“书法成家”,挥毫翰墨;“围棋入段”,在黑白子的博弈对局中体味传统文化的意境、性灵,他连自己的书房都起名叫“黑白斋”。近些年,随着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的不断升温,朱先生开始思考和关注毛泽东书法和诗词中所蕴藉着的穿透时空、超越政治的恒久魅力。下面有请朱先生为我们演讲《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

朱向前:首先非常感谢傅光明先生对我的热情介绍和鼓励,也感谢文学馆给我提供这样一个难得的平台。刚才听傅先生对咱们讲座的回顾,了解到听众中有坚持好几年的,也有从外地专门赶过来的,我非常感动。尤其是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二周年的前夕,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通过这样的形式来缅怀一代伟人毛泽东,我深感荣幸。

先作个简单介绍,我并非一个中共党史专家,也没有专门研究过毛泽东诗词,我的当行本色是文学批评、尤其是军旅文学批评。这些年由于一个题目讲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典诗词,讲到古典诗词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座高峰——毛泽东,原来毛泽东诗词仅仅是作为其中一个例子,后来就慢慢发展成为一个专题。这个专题准确地说,是从去年1月17日下午从国防大学开始讲的,讲到今天正好40场了,确实受到一些欢迎。我觉得这主要归功于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的魅力。

向大家坦白说,我对毛泽东诗词确实谈不上有什么专门的研究,所谓的一点儿功底就是40年前,我在1965年左右看的周振甫先生注释的版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虽然当时不大懂,却终身难忘,什么时候都能张口就来,那时我差不多10岁左右,按中国教育的特点这是所谓的童子功的长处。应该说,去年开始讲毛诗,有点冒失,但“学然后知不足”,于是陆续恶补关于毛泽东诗词、关于毛泽东的各种资料,读到现在,海内海外的、正面负面的、党内党外的大概有数十种之多,将近3000万字。这样一来,就搞得比较庞杂了,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跟我的研究生讲,已经讲到了8个课时。但是请大家放心,今天我会按我们讲座的时间来控制。

为什么叫“一种解读”?我只能说这是我个人对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的一种解读,区别于其他解读,包括主流的解读——比如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对毛泽东作出了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客观的、准确的评价。类似这样的内容我尽量不重复,我的个人解读也许不作政治的、历史的、军事的、道德的评价,而更多的是从文化的、文学艺术的角度切入,谈这种文化怎么形成毛泽东的性格,怎么形成他的魅力和智慧。从中多少也能体现出一些我文学批评的特点,即比较注重作家本体研究,除了诗词文本研究,还要花比较多的篇幅谈毛泽东其人其事。

再简单交待一下我这个解读的基本框架,即:一,二,三,四,五。一是一个背景;二是两个代表;三是三个特点;四是四个“佐证”;五是五个来源。

以上算是开场白。

一、一个背景

背景包括“三个三”:

一是西方人看毛的三个阶段;

二是梁漱溟评毛的三句名言;

三是30年来中国大陆评价毛的三个变化。

先从一本书的尾声说起。这本书是法国的传记作家菲利普·肖特的《毛泽东传》,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翻译出版,是经过官方认可的,也是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研究毛泽东的最新成果。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有这么两段话,带有总结性质:

“毛是同整个欧洲差不多大小的土地上居住的约四分之一的人类的无可争辩的领袖,他掌握着只有中国历代那些最威严的皇帝才能与之相比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短短一代人的时代所发生的浓缩了的变化,需要西方用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毛具有多方面的卓越才能,他是幻想家、政治家、天才的政治军事战略家、哲学家和诗人。”

这就是一个西方人眼中的毛泽东。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谈到了毛泽东的诗词——“毛的诗就像他的书法作品一样,抓住了那个时代痛苦的、无法平息的精神。”(1)

我觉得这是个巧合,在这本60多万字的书里,最后一句话居然说的是毛泽东诗词,这的确耐人寻味。当然,也有一些对毛诗的评论,譬如说:“唐诗的伟大翻译家亚瑟·瓦利就认为‘毛的诗词不像希特勒的画那样糟,也不像丘吉尔的画那样好。’”又譬如说到毛的书法,就认为“初看上去惊世骇俗,却透露出一种华而不实的自尊自大,达到了傲慢无理的程度……丝毫不顾运笔的传统章法,并且基本上是不相关联的。”(2)显而易见,这些评价基本不着调。但是 ,他对毛诗与毛的革命生涯相互关系的看法却别具一格。

他说:“毛对诗歌的热爱,使他在东山高级小学堂的那段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格外有光彩,而且这种爱好继续伴随他度过了以后所有的动乱不安的岁月,这一爱好,也成为一种崇高的副旋律,调节了战争的野蛮,并使他从革命斗争的枯燥乏味的逻辑中走出来。”(3)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很多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写了很多关于毛泽东的专著、传记,这里首先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西方人看毛泽东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约七十年前,即1936年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英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代表作是《红星照耀中国》、《在延安》、《毛泽东印象记》;第二阶段是大约五十年前到文革前,主要有美国学者史华兹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1951)、英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1966);第三阶段是三十年前毛逝世至今,主要有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历史的巨人毛泽东》(1979)、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毛泽东》(1980)。最新的就是法国学者菲利普·肖特的《毛泽东传》,为写此书,他来到中国,花了五年时间走长征路,采访当事人,查阅资料,该书英文版1999年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随后译为法文、保加利亚文、捷克文、俄文、西班牙文和德文本,这是迄今为止西方国家最具影响力的毛泽东传记。但是即便包括这本书在内,我总的印象是,他们看中国的政治、军事、历史还差强人意,可一旦谈到文学艺术,就相去甚远。这也是激发我来解读毛泽东诗词的动力之一。因为东西方之间确有个跨文化传统的问题,不能苛求他们对毛泽东诗词的深入理解。

前面谈到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人的评价,现在我再介绍国内学界比较有影响的人物——梁漱溟评价毛泽东的三句名言。梁漱溟号称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大儒,号称是反对阶级斗争第一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第一人,是毛一辈子的诤友和辩友。1957年,为了试一试中共的气量,他在大庭广众面前与毛辩论,大战三百回合,最后在一片“梁漱溟滚下来”的口号声中才悻悻下台。晚年梁漱溟对毛有三句话的著名评价。第一句话说,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的有三个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这后来成为流传甚广的说法。第二句话说,毛不只是一个毛,有多个毛。这是说毛有多个侧面,是很丰富的,复杂的,变化的。

关于毛的多个侧面我多说两句。不久前李敖来大陆作了三场演讲,他给三场演讲的定位分别是“尼姑思凡”式、“金刚怒目”式和“慈眉善目”式。如果借用这三个定位来解读毛泽东,那么可以说毛在这三个侧面都有非常精彩的、经典的表现。比如说“慈眉善目”的一面。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有一位已退休的女老师,叫汤景秀,五十年代是中南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曾经多次陪毛泽东跳舞。第一次跟毛跳舞,毛就问她,小鬼你叫什么名字。说我叫汤景秀。毛问哪个汤?三点水的汤!毛说北京有个小汤山,那就是你们家的山,下次你到了北京,我请你去小汤山。这就是毛的一种风格。 现在汤景秀随便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起这几句话,就两眼放光,神采飞扬,她现在70多岁了。她当时的舞蹈队长叫俞九香,毛也是问她名字,然后想想说,你这不对,鱼放久了只会臭,怎么会香呢,我建议你改一下,叫“鱼久臭”。

毛的这种风格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因此他留给人的第一印象都非常深刻,显示了他的机智、风趣和幽默。另外一种问法是,你老家是哪里?只要你一报出地名来,他就能马上告诉你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大事,出过什么大人物。这又反映了他博闻强记的一面。通过这个和普通人沟通,而且让你终生难忘。

再说“金刚怒目”的一面,这恐怕就鲜为人知。比如说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我举一个细节。毛说,彭几十年以来和我是三七开。就是说七分不合作,三分合作。这个话说得是很不客观的,而且说得太重。彭德怀不能接受,说五五开行不行?毛说,不行,就是三七开。这时候就顶上牛了,互不相让,不可开交,几乎是对骂起来,彭说:“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的娘,现在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吗?”毛说:“延安时(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野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4)朱老总听不下去了,想和稀泥,刚说没两句。毛把穿着老头布鞋的脚抬到桌上来了,敲着鞋帮子说:“朱老总,你在隔靴搔痒啊”。一下子把朱老总吓回去,再也不敢吭声了。毛的这一面在今天的回忆文章中多有所见,这就是所谓的“金刚怒目”式。仅举一例,聊备一格。

三说“尼姑思凡”,居高临下而又亲和无间,毛泽东的这种风格对社会贤达、博学鸿儒特别具有征服力。我手边就有两个现成的例子,梁漱溟时隔半个世纪以后,深情回忆1938年春天那个夜晚的陕北窑洞,他和毛就中国的抗日前途问题争论得不亦乐乎——

“毛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抽烟、喝茶。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使我终身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5)

说到这里,我想起再前推12年,1916年7月25日,毛在致萧子升信中,分析了日本对我之既定策略后说:“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予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6)20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印证了毛之远见。所以,面对毛的雄辩,梁自然心悦诚服。

而著名翻译家傅雷在1957年3月12日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7)

桀骜如梁公,清高如傅君。接谈之下,欣然就范。

梁漱溟的第三句话说,“毛的功劳最大,错误也最大。没有最大的功劳,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

说到文化大革命,其实我个人对毛泽东的感情也颇为复杂。因为文化大革命,我的家庭也受到了冲击,我目睹过父亲戴高帽、游街、被批斗和造反派上家里抄家的种种场景。尤其对我影响更大的是,我只读了5年小学,上了一年初中,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无书可读,在初中混了两年,就赶上了老三届的末班车,下放到农村去了。在读书的最好时光,没读到书,这是我此生的最大遗憾。这是时代造成的,文革造成的,和毛泽东直接相关。所以,当1976年9月中旬的某一天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追悼大会的时候,我在东南沿海某军营招待所的房间里,独自面向北方,按北京追悼会的程序,作虔诚的追悼。理智告诉我应该哭,但就是没有眼泪,感情有点迷茫,有点空白,有点惶恐,有点失落,也有一点庆幸和解脱┄…但是当毛泽东离去30年之后,当我经历了家事、世事和国事沧桑巨变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可以更加平静客观,从而看得更清晰一些,这时,反倒感觉到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因此,就说到了毛离开我们30年来,中国大陆对毛泽东评价的三个变化。第一个小变化是1976年到80年代初。毛虽然离去了,但政治上还是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变化不大,显示出了一种民族的巨大的思维惯性。

第二个大变化是80年代。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标志,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时人们眼中看到更多的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看到的是非神的一面,是人的一面,普通平凡的一面,有局限的一面,甚至是犯错误的一面。当时的党内文件中还有这样的原话,比如《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第二卷第679页中说:“毛主席的像在过去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程度。”还说,“《毛主席语录》是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危害很大,流毒甚广。”(8)同时,1980年全国只有21万人到韶山参观。这个时期也有把毛妖魔化的书,比如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转折点是1989年,“六四”以后又开始重新印毛主席像,那时印了37万张。到1991年,就飙升到了5千万张,基本上家家户户又开始贴毛主席像了。

第三个变化始于1990年初。有个现象很奇怪,好像突然一夜之间,所有的出租车里边挂上毛主席像了。最近我看资料,找到了出处,源于何处?是因为1990年的某一天,在广州市的街头出了个车祸,八车连环相撞,结果七个司机重伤,只有一个人安然无恙,完好无缺。为什么呢?一看,他的车里挂了个毛主席像。然后,就像中央发了文件一样,所有的出租车都挂上了毛主席像。人们又开始把毛泽东当成神了,祈求他保佑平安。(9)

之后的高潮是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家可能看过很多报道和影像资料。毛泽东的铜像迎回韶山的时候,日月同辉,杜鹃花提前一个月怒放。等等。确有其事。

进入21世纪以后,我个人感觉毛泽东热还在持续升温,而且这个升温不是源于官方的发动。比如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电视剧《长征》、《延安颂》,电视文献片《诗人毛泽东》的播出掀起了新的热潮。我个人感觉,是一种“政治淡出”和“文化凸显”。官方没有更大的动作,更多的悼念、缅怀,追思是来自民间,来自底层,来自人们内心。2005年底,全国妇联为首的六家单位有一个民调,在中学生里边调查“你心目中的英雄”,结果出人意料,第一名的英雄就是毛泽东。今天的中学生——实际是小孩——他们对毛泽东到底有多少了解?毛泽东何以成为他们心目中第一位的英雄?值得研究,更值得庆幸。

我想以这个为例,说明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对毛又开始了重新认识,尤其在座的各位对毛主席都有深厚的感情。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解释这个现象,包括前面谈到的西方人对毛的公认——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哲学家、大诗人、开国皇帝、一代雄主等等,特别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毛的平民意识、草根意识、均富思想,毛的缀满补丁的睡衣,都使我们感叹唏嘘,浮想联翩。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毛泽东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我说这话的背景是:从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除了少数局部的象左宗棠收复准葛尔盆地,冯子材打镇南关,刘铭传收复台湾,总体来说,是打败仗。100年来,民族的自信心不断下滑,按鲁迅的说法是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力。没有信心了,一盘散沙。中华民族自信心的下滑是什么时候停住的?应该是抗日战争,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号召之下,在世界进步力量支持之下,全民族空前团结,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其中也包括毛泽东不跟着共产国际和苏共老子党的指挥棒转,坚持探索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巨大勇气。再到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最近我看了一个资料,说当时日本有个教授对毛的这句话很不以为然,因为日本人近代以来一直看不起中国人,看到毛泽东的这句话,暗自发笑:你毛泽东说站起来就站起来了?根本不把这当回事。然后,我们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出兵朝鲜是全世界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而且,在朝鲜和美国打了个平手。据现在日本防卫厅的材料——他们的军事教材——把我们在朝鲜打的第二次战役,即长津湖围歼美国陆军第一师,定位为“有史以来黄种人第一次打败白种人”。使日本人深受震动。再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勒紧裤带搞出了“两弹一星”,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才真正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了近两年,西方政要如老布什、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布莱尔,普京,赖斯,频繁来访,口口声声说中国是战略性的国际大国或是国际性的战略大国,已经不是外交辞令了。

过去我们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我们还要加一句,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此之谓也。

回到毛泽东诗词,我认同郭沫若先生的评价,所谓“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毛泽东治理军国大事之外,业余爱好写点诗词,但也足已称得上是泰山北斗。这个话我认同,以郭沫若词坛盟主之尊尚如此推崇毛诗,其他人自然信服。其实毛泽东不光是诗坛泰斗。在世人眼中,他首先是一个超凡魅力型的领袖。治大国如烹小鲜,谈笑间导引世界风云。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五、六十年代,他曾在游泳池边上穿着泳裤——说得夸张一点,是光着屁股——接见赫鲁晓夫。你不是以老子党自居吗,我让你牛。到了七十年代,毛就更是深居简出,常常让大国政要,如尼克松总统、田中首相等上书房觐见,这才是大国领袖的风范。还有,八十年代的影后刘晓庆出了一本书叫《我的路》,应该说是开了当代明星大牌出自传的先河。刘晓庆在这本书里坦诚地说,我少年时代的梦中情人就是毛泽东。其实她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已经年过70了。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二、“两个代表”

(一)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的代表,或者说是中国最广大人群的代表。

这又可以一分为三。第一,毛泽东是中国农民之子。去过韶山的人,一定对毛泽东的故居印象深刻。根据20世纪中叶土地改革政策,毛泽东家划为富农。但是坦率地说,根据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切身体会和了解,我觉得富农恰恰是中国传统中最本分、最勤俭甚至是最吝啬的农民,才会在40年代末期创下那么一份家业,就像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一样,勤俭持家,甚至到了吝啬刻薄的程度。这样的家庭无非两件事:种地读书,耕读传家。种好地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然后供子孙读书,读书干什么呢?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少年毛泽东走的是典型的这个路子。沿坡讨源,据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毛的平民意识从何而来,毛的草根意识从何而来,大概就是从这儿来的,因为他是典型的中国农民之子。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历代中共领袖中,又有几个是真正出身农民的?为什么强调此点?因为此点与中国革命重大相关。所谓中国国情,一是农民,二是农村。不了解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就不能说懂得中国国情。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选择,也是中国国情的选择。因为毛泽东和中国农民感同身受,他深刻地洞察中国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和愿望。所以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农民运动领袖。你们看他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当时农民的革命要求的体察和了解是何等的透彻和深刻,对地主的种种剥削形式的认识是何等的尖锐和犀利。他取几乎和农民一致的立场,为广大农民热切呼号,他以当时不同凡响,甚至明显有悖于陈独秀们和共产国际指示的理论发现,成为了当时具有浓郁书生气的中共高层中的另类。事实上,此时他已经非常具有前瞻性地预言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和正确方向,即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他亲自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农运”中坚,他们犹如星星之火,洒向全国,终成燎原之势。此其二。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是把马列主义本土化、中国化——极而言之——农民化的杰出代表。用经典的表述,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它的表现形式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主要形成于1938年至1945年的延安时期。它甚至也包含了当时一些党外民主人士的理论启发。譬如说梁漱溟,1938年春天到延安,和毛泽东一见如故。其实,梁漱溟和陈伯达研究中国传统哲学,都有同样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哲学和当时从西方输入的马列主义有很多相通之处,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哲学加以改造,从而创建一种中国式的马列主义、中国式的共产主义。这一点对毛泽东深有启发,是毛、梁持续20年友谊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当年毛选陈为秘书的重要前提。

再一个,大家可以注意到,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前后播出的那几个电视剧,像《长征》、《延安颂》,里边有一些历史细节跟以往大相径庭,比如,在这些电视剧里只有周恩来——由于他的性格温文尔雅——始终是口称“主席”,其他人一律叫“老毛”,这是历史的真实。这是其一。其二,大家回忆一下,在所有这些电视剧里面,毛泽东从来没有引经据典说“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这也是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最常说的是些什么话呢?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长征之初,实际是溃逃,我们叫战略大转移。这样的局面、处境怎么传达给广大将士,毛泽东用了个形象的说法,是“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再比如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崽卖爷田心不痛”,等等,这都是湖南农民说的话,江西老表说的话。但是,他这种表述恰恰是最准确、最真实、最形象生动的,把要说的事情说出来——广大官兵一下就听懂了——这一点至关重要。

台湾的毛泽东研究权威学者、《新新闻》周刊副社长杨照在他所撰写的台版《毛泽东语录*导读》开篇就说:“毛泽东是个现实的策略家,他对这个共产党最大的贡献,而且他之所以成为中共的领导人,正在于他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马克思主义教条,也没有真正服从过共产国际的路线指示”。杨照进一步指出,毛路线由三大主题所构成:其一,“承认相当长时间中,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所以总战略必当是持久战,可是战术上又必须追求有限的速决战”;其二,“是承认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不相信阶级论、经济决定论真的就可以‘化繁为简’。二十世纪的中国,对毛泽东而言,是古代近代现代同时并存的,不可能单靠一套‘现代’标准,来判定中国社会成分与社会情势”;其三,“就要靠懂得如何运用中国农民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语言。”(10)

由此大家可以想到,在我们所谓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那些代表性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博古、王明,都是大知识分子,留洋回来的大学教授。而毛泽东是长沙第一师范毕业的,如果以学历论,介乎中专和大专之间,充其量算是科举时代的秀才,按照今天任用领导干部的标准是不够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如前所述,毛泽东熟悉农民、熟悉农村,大量语言来自民间,来自生活,来自乡间俚语,来自一种中国农民式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毛泽东熟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到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等,都读得熟极了,特别像《离骚》、《九歌》、《庄子》、《昭明文选》、《韩昌黎集》等重要经典都能背诵,脱口而出,信手拈来。仅以“毛选四卷”为例,其中的引文、成语、典故,引自《左传》48条、《史记》42条、《孟子》26条、《论语》22条、《礼记》14条、《尚书》13条、《诗经》9条……这种童子功,使毛泽东终身受益,讲话作文常常是纵论古今,引经据典,妙语连珠。

1965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和作家诗人们纵论文学史,进而谈及状元问题:“历史上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都不是状元。出色的状元只有文天祥、秦桧。柳宗元、韩愈出身翰林,但是二流。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林等,都不是状元。……”(11)

自古以来,学历和创造力就不等同。我还因此得出三个不等式:第一,学历不等于学问。一般是成正比,但往往也并不如此,学历很高的人学问不见得很大;第二,学问不等于能力。满腹经纶的人实际操作能力不见得很强;第三,能力不等于天赋。最高的境界是天赋。毛属于学历较低,学问很大,能力极强,天赋更高的天才,可以套用当年林彪的说法,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人物。

再细分,毛泽东首先是个伟大的实践论者。少年时期当过农民,师范毕业参军当过一年兵,青年时期搞过学运,1919年领导湖南学生“驱张”,峥嵘初露。师范期间利用寒暑假去农村搞调查,获益匪浅。所以他后来一直很重视调查,名言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实践出真知”,“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期间,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毛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寻求一个从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理论体系。正如1942年2月他在延安党校的一段讲话所指出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这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大家注意,毛写文章、讲话,就像写小说一样,有形象有细节。前面文雅生动,然后就开始变了。当时延安的整风对象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俄苏派,所谓的教条主义,毛泽东这个讲话就是针对他们讲的:

“应该老实的对他们说,你的教条一点用处也没有,或者大喝一声,你的教条还没有狗屎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呢,它们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又何用之有!”(12)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文风,大雅大俗,前面雅的有成语,有小说语言,后面俗的又如村夫。这种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沉重打击了王明的自尊心。因为王明当年可了不得啊!1937年底,他带着陈云和康生从莫斯科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去接他,说:“我们今天欢迎从天上来的人……”,此话一语双关,有实情,有讽喻,典型的毛风格。坐着飞机来当然是天上来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王来自莫斯科,来自共产国际,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中国国情。其实王确为季米特洛夫所推许,准备来延安接班的。“共产国际”非常看好王明,王明马列原典读得好,俄语讲得好啊,年轻有为,才华横溢。当年在延安听王明作报告是一种享受,是一道风景,他讲4个小时讲8个小时不要一个纸片,滔滔不绝,洋洋洒洒,最后回头总结时“一二三四五”,条理清晰,逻辑严谨,闻者无不折服。对这种雅人,毛泽东就和他来粗的。

当然,毛王之争的要害不在于雅俗之争,而在于王明的理论脱离实际,无条件地搬用马恩列斯,套用苏联经验,鼓吹城市暴动,远离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相去何远,隔膜何深,他怎么能是毛泽东的对手呢?解放后,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一文中谈起他的军事思想来,还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通通都忘记了的……”(13)这里面的“有人讲”指的就是王明。现在有一种资料表明,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就带了一本《三国演义》,但是他也绝对不可能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如此说不过是极言实践的第一性罢了,这是他和王明的最大区别,也是他战胜王明的最大奥秘。

(二)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毛泽东当然吸收了很多西方先进的思想,比如马列主义中的暴力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等等。再比如,20岁的毛泽东曾对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颇为激赏,用蝇头小楷在书中写下12000多字的眉批和旁注,包含了3个核心思想: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集中政治权利;个人意志超越一切的重要性;中西文化有时对立有时互补。这些思想对毛的政治理念也深有影响。(14)但更多更主要的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他从四五岁开始发蒙,读了将近80年的书,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日理万机,他都真正做到了“三上”——枕上、厕上、马上,一辈子手不释卷、嗜书如命。1939年,46岁的毛泽东视察延安兵工厂时,讲到学习的时候说:“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零359日。”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现在有案可查的毛的最后读书时间是1976年9月8日5点50分,这时离他去世不到24小时。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毛泽东最后一次读书,准确地说是听书——因为他晚年白内障,从1974年开始就已经是由芦荻来给他念书——1976年9月8号凌晨5点50分,这时进入弥留之际,一直在抢救,昏迷不醒的毛清醒过来了,又叫别人给他念书,最后听了7分钟,又昏过去了,直到去世 (15)

就这个细节我在想,别说一个伟大领袖,或者说一个皇帝,就是古今中外的文人学者,又有几个能像毛泽东这样读书的?而且是真读,读到烂熟于心,张口就来。再举一个例子,据五十年代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她以江西第一夫人的身份接待毛泽东,第一次到“美庐”去见毛泽东,毛问她叫什么名字。然后说,哦,水静?不对啊,违反辩证法,水是动的,怎么是静的呢?然后就聊天,问她,你爱读书吗?回答说喜欢读书。读《红楼梦》吗? 读过。《红楼梦》里写了多少人物啊?水静傻了。

毛泽东随即自言自语说,一共写了327个人,其中剥削阶级是30个人,占了大概十分之一。之后再告诉她,《红楼梦》的祖宗是《金瓶梅》,你回去再看看。

水静听了毛主席的话,心里很惊讶。更惊讶的是,她经过了开始的紧张之后,静下心来观察,发现在毛的茶几上摆了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她事后几十年写回忆录的时候,还在感叹这件事情,说毛泽东日理万机,尤其在庐山会议期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难道还有这份雅兴闲情看《安徒生童话集》吗?(16)

这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毛泽东。

我们更熟悉的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传承。一是书法,二是诗词。

先说书法。文以载道,书以传文,道之无文,载之不远;文之无书,传之无采。书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最普通、最实用、同时又是最高深、最复杂、最变幻莫测的线条的艺术。据不完全统计,在2000多年中国历史上350多个皇帝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够得上书法家的水平。作为中国这么一个文化大国,一国之尊如果字都写不好,是很丢脸的事情。比如唐太宗,我们现在读的《兰亭集序》,是褚遂良的摹本,欧阳询的摹本,王羲之的真迹哪去了?被唐太宗带到棺材里去了。所以我们看《书法大字典》,可以碰到很多唐太宗的漂亮的字。再一个,宋徽宗创造了“瘦金体”,快一千年过去了,今天还有很多人在练“瘦金体”。前不久我无意看到他的儿子高宗赵构,写给岳飞的一封长信的真迹的影印件,内容是商讨抗金大计,那书法是神品啊,写得好。到了有清一代,大家就更熟悉了,十二帝个个都堪称书法家,乾隆御笔遍布名山大川。到了毛泽东,更是自创狂草一体,虽出于怀素和张旭,但又不拘法度,随心所欲,另辟蹊径;虽谋篇深远、布局和谐,但又狂放飘逸、势若奔雷,性格峥嵘、气象万千。名列日本评选的二十世纪中国十大书法家前茅。为什么拿日本来说事呢?因为有可信度,虽然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徒子徒孙,公元六世纪派来两千个遣唐使到长安,才把中国文化学过去,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弘扬、呵护远远超过中国,今天要看盛唐建筑,不在长安,而在奈良。去年日本的文部省下发过一个文件,小学生如果书法课不及格,不给毕业。毛泽东书法征服日本,由来有自。

再说诗词。诗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源头,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路过来,由简到繁,有雅到俗。当然,可能看小说的人远远超过了读诗词的人,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任何一部古典小说名著里面,不管任何一个写人物还是写场景还是写事件的段落,不管写的多么热闹,多么精彩,最后总是由“有诗为证”来结尾,好像诗没出来,这个事情就搞不定,怎么写都收不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诗词在中国传统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不可替代的。

毛的文化理念也大体如此。大家熟知1957年毛泽东给时任《诗刊》主编的臧克家写了一封信,提出不宜在青年中倡导古体诗词云云。这其实只说了一半,只说出了毛的表层思想,而深层的另一半,此后不久毛亲口对梅白说出来了:“(给臧克家的信)那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17)

其实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远不止书法和诗词,比如还有传统戏曲,今天在韶山的毛主席纪念馆中就保存了毛生前爱听的传统戏曲的唱片和磁带共2000多盒(张)。毛一生酷爱京剧,1958年在上海看《白蛇传》,看到许仙与白娘子生离死别时,毛哭出了很大的声音,终至怒不可遏地一拍沙发站了起来,高声叫道:“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不留意间,早已松开皮带的裤子退了下去,还是卫士李银桥反映敏捷,抢上前去,帮毛把裤子提了起来。另有一次,毛看谭富英、裘盛戎的《捉放宿店》,其中陈宫有唱词曰:“凌烟阁上美名扬”,毛说:“凌烟阁为唐太宗所建,汉朝的陈宫怎么能唱得出来?”因此改之。又有一次毛看谭富英的《失空斩》,谭扮诸葛亮时胸前配一挂檀香木佛珠,毛问其来历,乃谭祖父谭鑫培当年进宫演出为西太后所赠。毛说:“三国时佛教还没有传进中国,怎有佛珠?”因此改之。(18)

毛对中国传统戏剧的酷爱一直贯穿到他的晚年,甚至在横扫“封、资、修”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七五、七六年之间,为了满足毛泽东的需求,由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于会咏牵头,先后调集了津京沪三地著名的戏曲家李少春、李和曾、关肃霜、高盛麟、张世麟、厉慧良、俞振飞、蔡瑶铣、岳美媞进京录制经典唱段,如岳飞的《满江红》、白居易的《长恨歌》、辛弃疾的《南乡子》、《水龙吟》、张元干的《贺新郎》等等。乃至1974年董必武去世,毛听了一天《贺新郎》,还将末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莫回顾”。(19)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时是矛盾的,比如1920年,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五四”运动在全国方兴未艾之时,毛却去到了山东曲阜,拜谒了孔庙和孔林。再比如毛一边口口声声提倡新诗,一边却如琢如磨创作旧诗,还不无风趣地宣称:“我不读新诗,除非给二百块大洋。”这是毛的兴趣使然还是传统文化的魅力所致?值得我们另作专门研究。

分说了书法和诗词之后,现在我要来一个总说。即传统文化的四性:稳定性、超越性、穿透性、覆盖性。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学界风行之后,我们经常谈所谓“大历史观”。其实,所谓大历史观无非就是一个时间长度问题,在什么样的时间段里研究问题,不同的问题对应不同的时间段。比如货币政策,面对当下,可能以十年、二十年为周期;比如人口政策,“只生一个好”,其实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人口政策失误的一个反拨,矫枉而过正,不得已而为之。只生一个是不好的,因为它打破了两两相传的人口平衡,现在小两口来赡养四个老人的倒金字塔形的人口结构,会让我们吃尽苦头的,再过三十年、五十年,可能我们就要调整到“只生两个好”了,这就是一个小历史观,大概以百年为期。生态问题,就至少是个中历史观了,起码得以五百年为期。文化的调整周期更长,至少是以千年为期,这就是大历史观了。

大家回想一下,最近以来,不管是李敖还是连、宋还是慕郁明来大陆,发表演讲尽量要多背一点唐诗宋词什么的。为什么?因为唐诗宋词是好东西。《水浒》、《西游》、《三国》、《红楼梦》是好东西,国民党说好,共产党也说好,毛泽东喜欢,蒋介石也喜欢,这就是文化的超越性和稳定性,它超越党派之争,稳定于意识形态之上,不管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如何尖锐对立,但一追溯到传统文化,就相互认同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陈水扁的“去中国化”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唐诗宋词、古典名著是中华民族的深重底色,它已经渗透进了中华子孙的血液和骨髓,它是属于大陆的,也是属于台湾的,它是属于中国的,又是属于世界的,它是属于过去的,也是属于未来的。

我们再讲“穿透性”。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南唐后主李煜,要说这个人皇帝当得很窝囊,政绩、人品,无从谈起。但是没关系,只要有一首《虞美人》足矣,——“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一流就流了一千多年啦!何况,李后主的妙语多多,什么“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什么“离愁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我相信,只要汉字不灭,这些无上妙词就会伴着我们这个民族永远流传下去。

再说说“覆盖性”。譬如古代战例有很多,什么巨鹿之战啦、淝水之战啦、长勺之战啦、官渡之战啦、赤壁之战啦、夷陵之战啦等等,但是哪一个战役的知名度最高呢?赤壁之战。为什么?因为有《三国演义》,但更早是因为有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就够了!虽然今天在湖北有两个赤壁,苏东坡所咏赤壁可能还不是真赤壁,赤壁之战到底是在哪个赤壁打的也搞不清楚,这都没关系,文化“赤壁”已然名扬天下。

再举个更小点儿的例子,江西赣州的郁孤台,原本毫无知名度。而赣州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里也可以说是无足轻重。但八百多年前,一代词人辛弃疾被下放到了那里,很郁闷,无所事事,到处瞎转悠,有一天转到了郁孤台,凭栏远眺,悲从中来,大发感慨:“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够了,出了两个名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从此,郁孤台——赣州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脱颖而出。今天谁去了赣州,一定要去郁孤台。其实就是个小土台子,真没什么可看的。但是因为它的文化积淀,谁也不敢小看它。

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文化的穿透性、超越性、稳定性和覆盖性,这是一种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所谓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就是名山事业,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啊!

大人物都有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我前面说的乾隆号称传世三万首诗,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高产诗人,尽管很多诗作是纪昀、和珅代笔,但都归到乾隆名下,乾隆要靠它们来传世啊。诗无好诗,湮灭无闻。真正起到了传世作用的是“乾隆御笔”,它们遍布名山大川、风景名胜,你想躲都躲不开,想不知道都不行。还有那个《曾国藩家书》,围剿洪、杨之际,戎马倥偬,秉烛夜书,天天批改快马送到的子侄辈的作文。常言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曾国藩教子有方,代代出进士,他的家书当时就已名扬天下。他写这些家书时,有没有一种传世意识,有没有要写给天下人看的意识?我看是有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读到如此完整、完美、完备的《曾国藩家书》。再举一个《胡适日记》。胡适之二十六岁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完博士回国,成为最年轻的北大教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名士意识油然而生。他的日记有没有要写给天下人看的意识,有没有要写给后世看的意识?我看是有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此完美、完整、完备的《胡适日记》。

毛泽东更有这种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君师合一”的人物,即又可以做皇帝,又可以做教授。他对文化的重视超乎寻常。他有三种经典表述:一、“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二、他在长征路上,不管如何艰难困苦、轻装简从,他的马背上的褡裢中始终背着文房四宝,他多次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大家后面再闻其详。三、1935年秋天,丁玲到了延安,毛泽东专门给她题了一首《临江仙》,其中有两句:“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语出孙中山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论及康、梁的舆论作用,“常言谓‘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毛借用此说是对丁玲过去文学成就的一种认可,更是对她到延安以后的一种期待。

换一个角度,换一个例子。1961年冬天的某日,毛泽东刚刚写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之后,心情愉悦,上班的时候,他的卫士张仙朋进来给他倒开水,毛泽东就问,小张,你知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吗?小张当然不知道,看着毛主席傻笑。毛泽东很有兴致地把这篇文章的观点给他讲了一遍,讲完以后看他还是似懂非懂,毛泽东长叹一声说了一句话:“人们常说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给人民留下点儿文就行了。”(20)为了留文,毛泽东确实殚精竭虑。从6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共中央评苏共中央来信的九评,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九篇大文章,由陈伯达、康生、吴冷西、胡乔木、田家英等党内大秀才们参与起草,但最终均由毛泽东钦定。这不是因为毛乃党内一把手,而是因为他的文章水平比大家高出一筹。在1965年,修改五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时,毛在其中亲笔加了一个名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1)13年之后,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性文章,题目就是这句话。这是毛无意中留给我们的财富。为后世留文,是一个伟人的想法,更是一个文人的想法。我想,名山事业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宗教,所以才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所以才有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看来皆是血”啊!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它恰巧可以对应毛泽东晚年的自我总结。他晚年总结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这个说法版本众多,我引征的是官方的权威版本,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6年6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在病榻上召见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左派政治局委员,讲了这么一段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是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22)

这就是典型的毛的文风。我们简单解读一下这段话——毛的临终遗言或者叫政治交代。第一件事,所谓立功,他充满自信,毋庸置疑,无可辩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建立了新中国,成了开国领袖。但是在我看来,还是毛泽东读了一辈子的《三国演义》里的话说得好,“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不管连、宋来也好,李敖来也好,都在谋求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海峡两岸早晚是要统一的。这是时过境迁,这是与时俱进。所以这件事我们存而不论。

第二件事,所谓立德,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追寻天下大同的理想,要成为当今圣人。但是毛泽东显然已经感觉到这个事搞砸了,只是性格使然,硬着头皮顶住,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这个人是一辈子从不服输,从不认错,他只能顺毛捋,谁逆着他来都不行。彭德怀的悲剧,很能说明问题。从1959年7月2日,毛在庐山会议的吹风会上定在批左倾、批瞎指挥的基调到7月下旬罢免彭德怀,20天内翻云覆雨的惊天巨变,和彭耿直的性格有关,和彭刚刚出访东欧八国的见闻感想有关,和党内党外的舆论有关,和国内尤其是国际大背景有关,更和毛泽东的好斗性格有关。若干因素凑在一起,彭德怀在劫难逃,这就是时也命也。这是另外一篇大文章,此处就不再细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也大致如此,一旦发动起来了,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尽管1967年1月13日,毛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刘少奇,刘以辞职为条件,企图劝阻文革的深入与扩大,都无济于事。(23)毛泽东一意孤行,谁说都没用。真正给了他当头棒喝的是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前年我看凤凰卫视做了个节目,叫“林彪叛逃之谜”。凤凰台经常做一些比较微妙、敏感、前沿的题目。他们采访了当年中国驻蒙古的一个参赞,这个人是第一个赶到林彪坠机现场的中国人。他出来接受采访时说,我当时赶到现场一看,看那个三叉戟飞机的右翼上有个斗大的圆洞,我心里一惊,心想是不是被导弹打的呀?!

这种说法在坊间流传了许多年,他等于是以目击人身份又提出这个疑问。凤凰台很会做,后来话锋一转,不回答这个问题了,又回到传统说法,说周恩来监视屏幕,看着飞机出了山海关,继续往北飞,然后马上报告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说了那句名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但从林彪叛逃的当天晚上开始,毛泽东发高烧,心肺炎犯了,连续两个月卧床不起。我还很清楚地记得,1969年冬天我下放在农村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敲锣打鼓地传达重要指示——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叶剑英的讲话,说经过医生会诊,毛主席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可以活到150多岁。这可是正儿八经传达的呀!毛泽东那个时候身体的确很好,但林彪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一下子垮了。垮到什么程度?两个多月高烧不退,其中有两次缺氧,等于说人就死过去了。周恩来闻讯赶到时,紧张得腿发软,车都下不了,还是两个人把他架进毛的卧室。然后,周摇着毛的手,喊主席喊了40多分钟,毛才醒过来,可把周恩来都吓坏了。

事后不久,周恩来筹备中共“十大”的时候,曾经很委婉地劝说毛泽东不要亲自出席“十大”,你不劝,他倒真不一定去,你这一劝倒坏了。毛说,我不光要亲自去,还要亲自主持。周恩来一看没招了,只好找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旁边的118厅,辟为毛的临时住所,并且让毛提前搬进去适应。之后,把输氧管送到主席台正中央座位底下,随时防止毛缺氧。这个事情只有周恩来和毛的医疗小组知道,其他中央领导都不知道。毛也不知道。关于这一段的回忆文章我看到过很多,但是由此可见,但是各种版本就不一样了。好多人说,当时毛泽东在“十大”的开幕式上未置一词,其实是错误的。我最近看到的最真实的影像资料,主席台第一排,毛泽东居中,右边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右派,左边是王洪文为首的所谓左派,据说这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上来就说了四个字,“会——议——开——始”。说得很不清楚,他这个时候是思维清晰,但是语言严重障碍,已经不能完整清晰地表述“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这样的句子了,只能来一句“会议开始”就完了。然后,用右手食指点着周恩来,磕磕巴巴地说,“下面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周恩来站起来对他鞠了个躬,之后等于半弯着腰作了一个很短的报告。

然后是王洪文作了一个《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确实很顺利地完成了大会议题。问题是,完了以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主席台上的其他人,包括朱德这些年事已高的人,都被搀扶着慢慢地下去了,直到主席台上人全部走光,毛还在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微笑着鼓掌,周恩来陪着他鼓掌,但心里纳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千多人都在那儿热烈鼓掌。代表的心态可以理解,隔了很多年没有见到毛,感觉毛的身体大不如前,但是毕竟有段距离,看得不是很清晰。同时又觉得见一面少一面,所以都很留恋,不愿走。五六分钟过去了,毛终于憋不住了,大声喊出一句话:“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嘛。”周恩来一听就明白了,马上说,“各位代表,请你们赶快退场,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场。”大家一听,噢,主席要送我们退场,那就赶快走吧。但是又舍不得走,一步三回头鼓着掌慢慢退场了。等人都退场以后,上来四五个人抬着毛的椅子,连人带椅子一块抬下去了。真实的原因是毛不能站起来了,他没法站起来,又不想让大家看到他身体是这样子,所以出现了如上一幕。(24)

我说这个插曲的意思是,林彪叛逃对晚年毛的身体带来了致命一击,等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毛心里也清楚,但就是不愿意服输认错。事实已证明他对接班人的判断是一错再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提到,1961年9月23日,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一次谈到他的接班人问题。当时蒙哥马利问他说:“你的继承人是谁?”毛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管不了。”(25) 这说明当时毛对刘非常信任,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等于发布了刘将接班的信息。此后,在修改九评苏共来信的第九评中,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句中的毛泽东之后亲自加上了:“和刘少奇同志”,这句就修改为:“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了刘一个平起平坐的待遇。196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第一次出现了毛刘两幅标准像并列的版式。此后,毛的心态逐渐发生微妙变化,恕不赘言。

还有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也折射出了毛泽东晚年的矛盾心态,他原计划“文化大革命”斗一年、批一年、改一年三年结束,结果引发天下大乱,迟迟不能收场。等到1975年,周恩来查出膀胱癌之后,他内心已经认定这个烂摊子只有邓小平出来才能收拾得了。但他又担心邓小平对“文革”秋后算账,好在邓小平比毛有灵活性,此前已上书毛表示“永不翻案”,正中毛的下怀,博得毛的信任。从而导致邓的复出,取周恩来而代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三项整顿为纲之后,毛又生疑虑,1976年初,明确地指示邓主持政治局开个会,给“文化大革命”做结论,定调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实际是给邓最后一个表现机会,看邓到底站在哪一边。毛最关心的就是他的身后——百年之后。这个事情长话短说,背景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了斯大林。万国景仰的国际共运领袖、万民欢呼的二战救星,一夜之间就被翻了个个,这件事对毛泽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使他开始过多地考虑“百年之后”。直接后果是庐山会议,间接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有的学者把文革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好斗的个人性格,认为不斗争不足以显示其个人权威和价值,只有天下大乱,才需要中流砥柱,“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26)这种看法,显然片面化和简单化了。但无论何种届时,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文革从一开始,就在中央高层受到了多数人的质疑。当然,邓小平更不肯接受毛关于三七开的评价,他只能婉言拒绝。他的灵活性是有底线的,让他给“文革”作三七开的结论,他坚决不干。他说,我6年赋闲,下放江西,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个事情由我来做不合适。由此导致邓的再次被打倒。但恰恰是邓小平,在毛去世之后,最先对毛作出了“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客观评价。邓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27)邓的意思是,正像功劳归于集体领导一样,错误也人人有份,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而已。

下面就该说第三件大事“立言”了。当然,说到立言,首先是《毛泽东选集》,先是四卷,最后是五卷。毛泽东的文章,40年代就在解放区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同的解放区有不同的版本,到1949年底,党中央决定正式出版统一的《毛泽东选集》,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参加的编辑小组,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到1952年才完成前三卷,到1960年9月完成第四卷,前后迁延10年时间。前三卷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仅《矛盾论》一文,在便条上写意见,就和编辑小组商榷了十几个回合,最终还是将“逻辑问题”一节删掉,显示了毛的认真和严谨。但是到了第四卷,毛仅仅是主持审定,他曾带着康生、田家英、胡乔木等大秀才们,在广州郊区的一个宾馆住了两个月修改定稿,期间,毛还说过这么一段话:“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这个委员长。”从中也可以看出,很多文章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但无论如何,《毛泽东选集》的多数文章正如《毛泽东传》所评价的:“内容重要、思想深邃、文字上乘、艺术性高,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讽刺,刚柔相济,情文并茂,充分表现了毛特有的文风。”(28)

问题是,总体看来,我觉得《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和科学总结,大部分是通过毛泽东的笔写出来的,还有一部分就包括了他的那些“大秘”,比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大笔杆子们的心血和才华,他们曾参与了很多重要文章的讨论、起草、修改和润色。他们在延安时期被毛所看中,也就是因为文章写得好,比如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胡乔木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而田家英干脆以模仿毛的文风而著称,据说,《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即出自田家英的手笔。可能正是针对这样一些议论,毛当年就有过解释说:这些文章都是我自己写的,除非少数情况,比如我生病了。那篇《当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病了时,我口述江青同志记录的,然后送给任弼时和周恩来看,最后再交由我改定的。

但是我也可以举出一个反证,即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为什么说这篇文章呢?因为这篇文章是当年为了纪念建党三十周年,为刘少奇写的讲话稿,分工让胡乔木起草,结果这个文章送给毛审查的时候,毛批了一句话:建议以胡乔木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胡看到以后不敢从命啊!说这个不行,这是给刘主席写的讲话稿啊!毛说你听我的,刘那里我去说,另外写一篇就是了。然后,这篇文章就以胡乔木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也因为这篇文章——因为谈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只有党的主要领导人才有资格去谈的——这就大大提高了胡乔木在党内的地位。今天该文也收进了《胡乔木文选》中。如果当时是刘少奇去讲的话,那么自然就收在《刘少奇文集》里边了。

还有一篇文章也说明问题,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五十年代毛泽东的重要著作。这篇文章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四次讲话整理出来,然后发给驻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书记,在100多个人里边征求意见,以胡乔木为首的小组改了11稿,毛泽东改了两稿,前后一共改了13稿。1957年6月1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29)

所以我要说,《毛泽东选集》更多体现的是集体智慧。不仅有陈伯达等“大秘”们直接参与部分文稿的起草与修改,还有刘少奇领衔的《毛选》编辑委员会的审定与把关,还有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和三元帅五大将组成的《毛选》第四卷注释审定小组,对军事条目注释的审定与把关。怎么能说不是集体智慧呢?那么什么不是集体智慧呢?毛泽东诗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只有诗词才是真正个人化的、心灵化的、性情化的、情感化的。只有诗词不需要讨论,也没有秘书能代得了笔。尽管有人传《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写的,这是扯淡,胡乔木没有这个才华,没有这个手笔,更没有这个气魄。他写诗词还是跟毛泽东学的呢,充其量也不过是毛泽东一个及格的学生罢了。而且,以我书写我诗历来是中国文人一个很高的境界,朋友唱和,诗人兴会,余音绕梁,翰墨流芳。苏东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代表,诗、词、文、书、画样样一流,在当时人们就把他的诗书真迹看作无上逸品,甚至在他下放黄州时期,当时的太后、皇后经常派人去索取他最新的诗文作品,今天流传下来的前后《赤壁赋》的帖就是这样的奉命之作。和绝大多数中国文人一样,毛泽东也不例外,愿意把自己的诗词手书赠人,如《沁园春·雪》《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都是毛泽东诗书合壁的精品。

那么随之而来就有一个问题,诗词如此重要,毛的生前为什么没有钦定出一个更加全面的版本?大家知道文革前的周振甫注释的版本只有37首,而这37首结集出版业是颇为兴师动众的。虽然这些诗词都是陆续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国家大刊发表过的,但结集出版前,毛还是亲自授意开了一个征求意见的高规格座谈会。毛用铅笔写了两张条子,一张写着:“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议一议”;一张写着出席座谈会人员的名单,即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臧克家等中央领导和著名诗人共20余人。臧克家写了23条书面意见,托田家英转呈毛泽东,后被采纳13条。(30)毛死后胡乔木主编的是67首。我现在已经搜集到了90多首,我要编的书就叫《毛泽东诗词全编的一种解读》。毛生前为什么只出了37首?在我看来是两个原因,一是过于重视,因为过于重视而导致推敲不定,犹豫再三而终无定论。毛泽东一生杀伐征战,决断无数,但是修改起自己的诗词来却谨小慎微、患得患失。这个情况恐怕大家有所不知,我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大家都熟知这个“层林尽染”,但是你去看毛的手迹,那里边是“层峦尽染”。到底是“层峦尽染”好还是“层林尽染”好呢?这说不清,诗无达诂啊!我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来,《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有“天若有情天亦老”,还有一个版本是“天未有情天亦老”,从字面上看,意思正好相反,但各臻其美,难分伯仲;如《虞美人·枕上》,常见的版本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泪眼也无由。”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版本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泪眼也无由。”还有一个例子更典型,1923年写给杨开慧的《贺新郎·别友》,到了1973年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把他的诗词拿出来作系统修改,其中改得最厉害的就是《贺新郎·别友》,改得面目全非,等于重写了一遍。就这个例子我又敢说一句话,古今中外还没有哪一个诗人作家像毛泽东如此严谨地对待自己的创作。什么叫精益求精啊?一首词不就百十个字嘛。改了50年啊。一方面我认可郭沫若的说法,“诗词余事”,另一方面,大量的事例又告诉我们,并非余事,你去中南海菊香书屋看毛书案旁的书架,正中摆的就是《鲁迅全集》,诗词工具书以及他的诗词手稿。这就自然让我们想到他常常修改他的诗词。

第二个原因就只能归罪于文化大革命了。天下大乱,十年不已,血雨腥风,风声鹤唳,诗词本为雅事,此等环境和心境,还如何改得了诗词?据保管毛泽东诗词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生前对他的手稿念兹在兹,1973年,80高龄的毛泽东拿出他的诗词企图作最后一次的修改整理,除了对《贺新郎·别友》改进甚多,对其它大部分诗作已经是无能为力了。没有亲眼看到自己完整的诗词版本行世,可以说是毛泽东的终身大憾,死不瞑目啊!

总体看来,一个书法,一个诗词,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宗和精髓之一,毛泽东玩的就是这两样,而且都玩到了极致。当然,就大文化而言,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多方面的承传,这个我们在后面还将逐步谈到,此处从略。

现在,我们可以在“两个代表”的问题上下结论了:第一,由于毛泽东代表中国农民,从而拥有了广度,赢得了历史;第二,由于毛泽东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拥有了深度,他将赢得未来。李敖曾在多种场合引用了现代著名学者蒋廷黻的一个问题:汉武帝和司马迁谁对中国历史贡献更大?影响更远?李、蒋都选择了司马迁。这就是我所谓的立言的威力,于此,我甚至还想到,再过500年,长征会不会因为是毛泽东《七律、长征》的一个注脚而方为后人所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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