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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未来大趋势:“将无同”
2012-12-31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    光明日报    点击: 14956

“三语掾”

 

    “将无同”这三个字,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最活跃的魏晋时期,约为公元220年至420年。当时流行的学术思潮是玄学。学者们围绕“名教”和“自然”的主题,展开激烈的论辩。看法虽然不同,双方的风度很好。他们不轻视对手,只论理,而不在意对手地位的尊卑。

 

    “竹林七贤”是当时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群体,诗人阮籍和音乐家嵇康是“七贤”的领袖。他们的立场倾向于与“名教”对立的“自然”方面,狂简任达和思想自由,是他们追寻的目标。王戎是“七贤”中最小的成员,比他大二十岁的阮籍,本来与王戎的父亲王浑友善,后来接触到王戎,相见大乐,此后便只愿意和这个年仅十五岁的“阿戎”谈,置王浑于一旁而不顾。

 

    清谈者的姿容仪态也很讲究,最尊崇有范儿的是王戎的从弟王衍,据说他清谈的时候,“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手里拿的麈尾以玉为柄,因皮肤白皙,手和麈尾的玉柄浑然无有分别。另一位清谈名家乐广,以渊默简要著称。王衍和乐广,极尽当时名士风流之盛,成为魏正始时期的清谈领袖。

 

    清谈在哲学层面发生的争论,是关于宇宙世界的“有”和“无”的问题。中国古代两位天才的思想家王弼与何晏,就活跃于此历史时刻。关于“有”和“无”的争论,参与的人比较少,“名教”与“自然”的争论牵连面广,参与的人多,持续的时间相当之长。“名教”关乎政治伦理秩序,“自然”关乎个体生命的自由。王弼的观点主要见于他的《老子注》一书,何晏则注《论语》,两人都从儒家和道家的最高经典追溯自己思想的源头。哲学论争和“名教”与“自然”的争论互为表里,包括高人、雅士、名流在内的魏晋知识分子群体,鲜有置身于这一时代主题之外者。

 

    但到了下一代,情况发生了改变。《晋书》记载,阮籍的从侄孙阮瞻,一次拜见当时已经位至“三公”的王戎。王戎问这位年轻人:“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阮瞻回答说:“将无同。”当时圈内人士称阮瞻的回答为“三语掾”。“将无”是不含实义的语助词,“将无同”就是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同”。前辈们争论不休的“名教”与“自然”问题,到下一代人那里,已超越对立,摆脱执著,变成无需争论不必争论的问题了。

 

    《世说新语》的类似记载,是王衍和阮籍的侄儿阮修的互相对问。诚如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答者之为阮瞻或阮修皆不关重要,其重要者只是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相同之说一点,盖此为当时清谈主旨所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陈著《金明馆丛稿初编》,页203)《晋书》记载,王戎听了阮瞻的回答,不禁“谘嗟良久”,最后表示认同。当年持论甚坚的清谈领袖,在时代前行的年轻人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破除“迷执”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惊心动魄或者惊天动地的争执和论争,到后来都因趋同而化解或由于折中而和合。人类的思维之路所以无限曲折,是由于人们有“执”:执于“一”,而不知有“二”;执于此,而不及于彼;执其始,而不知所终,未能做到孔子说的“叩其两端”。《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证得。”这是说,人类本身并非不具备拥有“智慧德相”的条件,只是由于自身的“妄想”和“迷执”,不能够实现“证得”。“证得”就是“证悟”,亦即思想的“觉悟”。不能“证得”,就是不得“觉悟”。

 

文化自觉

 

    我国已故的老一辈文化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文化论说,即主张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都有其优长之处,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长处,也要看到他者的长处。所以需要“各美其美”,也要“美人之美”。也就是尊重差别,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美美与共”,指人类的文化最终会走向融合。这是费先生的关于“文化自觉”的理论,对陷入“迷执”的今天的人们而言,无疑是“润物细无声”的春日喜雨。

 

    我国另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钱锺书先生,他在早年的著作《谈艺录》中,也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的意思,东方和西方,各个国家民族的不同人群,彼此的心理结构和心理指向,常常是相同的。已故的哈佛大学中国学学者史华慈教授,提倡“跨文化沟通”,甚至提出语言对于思维并不具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大的作用。所以有时尽管语言不通,也不是完全不能交流,甚至还可以发生爱情。人类的“同”其实远远多于“不同”。

 

    强调人类的“不同”,是因为“有执”,包括“我执”和“法执”。还由于“理障”。各种预设的“论理体系”,有时会成为隔断人类正常交往与交流的围墙。过多地强调人类的“不同”,是文化的陷阱。

 

“与人同者,物必归焉”

 

    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经典《易经》,其“系辞”写道:“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个意思是说,人类的不同在于方法和途径,也就是“化迹”的不同,最终的结点总是要走在一起。《易经》“睽”卦的“象辞”也说:“君子以同而异。”所以不同,是因为有同。与其标立彼此之“异”,不如首先认同求同。这一道理,《易经》的“序”卦,有更为直接的论证:“与人同者,物必归焉。”亦即要达至众望所归,得到他人的认同,自己必须首先“与人同”。大家熟知的孔子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不同也可以共处在一个统一体中,不同也可以达成“和”的泰局。

 

“仇必和而解”

 

    对这个问题阐释得最深刻的是中国宋代思想家张载。他在自己的代表著作《正蒙》中,用四句话表达了他对整个宇宙世界的看法。这四句话是——

 

    有象斯有对,

 

    对必反其为,

 

    有反斯有仇,

 

    仇必和而解。

 

    我把这四句话,称作张载的“哲学四句教”。因为他还有另外的“四句教”,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达的是宋儒的群体政治理想。

 

    张载的“哲学四句教”意在说明:宇宙万物,山川河流,微尘草芥,个体生命,这一个个有形的物体,都可叫做“象”。“象”不重复,人有人象,物有物象。同为人,象也不同。所谓“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有对”,就是指“象”的不同和不同的“象”,它们各自所处的位置。西哲说,“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个体”,也是此义。“象”不是静止的,它运行流动,无往不在,无处不在。不同的“象”,流动的方向不完全相同,因此象与象之间“反其为”的情形时时会出现。第三句“有反斯有仇”,不必理解为仇敌的仇。这个字的古写,作“雠”,校雠的雠,两只短尾巴鸟,唧唧喳喳地争短论长。不是一个吃掉另一个,而是互相校正,你校正我,我校正你,存异求同,和合共生。

 

    关键是最后一句:“仇必和而解。”简单地说,宇宙间万事万物,不过是对待、流行、校正、和解而已。对待与流行的结果,不是吃掉、消灭,而是通过校正,达至和解、共生。“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中国大作家鲁迅一首诗里的话,最能得张载义理的真传。

 

结语

 

    张载哲学启示我们,世界各文明之间,虽然存在差异,却不必然发展为冲突。人来的未来,世界历史的大趋势,是走向文明的融合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个人无法赞同前些年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他把西方文明跟伊斯兰文明跟儒教文明,视为不可调和的“冲突体”。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他只看到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纠结,没有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沟通和“化解”;只看到了“文明的冲突”,没有看到文明的融合。

 

    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体国家”,不必然发展为冲突,而是需要通过交流与对话达成文化的互补与融合。冲突是人类文明的“反动”,是礼仪文化的“弃物”。所以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和”才能成礼,冲突是愚蠢的失礼行为,为人类文明所不取。人类如果因文化的差异与“不同”而出现偶然的对立,彼此当事方应该采取“和而解”的态度,而不是走向“仇而亡”。这是中国古老文化的智慧,也是人类本性和人类理性所应该指向的目标。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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