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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点评:谁的荆轲
2012-12-28    李舫    人民日报    点击: 13145

  “荆轲”的出场,充满了华丽与戏谑,充满了真诚与荒谬,也充满了庄重与讥讽。他击碎了中国两千多年来高居庙堂、堂皇浩汤的审美之维,努力贴近大地歌哭,呼唤“诗”的野性与梦想,并回归“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春秋风雅与礼乐情怀。

  今天重谈话剧《我们的荆轲》似乎是一种冒险。经历了莫言获奖,文本的结构和解构、舞台的重读与再塑,似乎很难不掉进过度阐释的陷阱,也很难不走入唯历史论的桎梏。从温暖的剧场冲进呼啸的寒风中,这个两千多年前的故事,不禁让我想起波德莱尔在《天鹅》中曾经重复过的那句话:“一切对于我都变成了寓言”,想起本雅明对波德莱尔所做的那个热情洋溢的评价:“他的诗照耀着第二帝国的天空,像一颗没有氛围的星。”

  毫无疑问,在这部话剧里,“荆轲”寻找的是一种“将一切变为寓言”的历史性观众,“荆轲”的“刺秦”注定是一场“没有氛围”的行动。从第一幕“成义”开始,荆轲在众人的讥讽中摇摇晃晃的亮相,到最后一幕“刺秦”结束,他在一片光芒中发出“我们历史上见”的慷慨誓言;从他所患的滑稽可笑的现代病症——失眠,到高渐离献上更滑稽更可笑的祖传秘方——“猫头鹰脑袋七只,文火焙干,研成粉末,用雄黄酒睡前冲服”;从他立场坚定一心求取“成就一世功名”,到处心积虑因“断袖”而功败垂成……“荆轲”的每一次亮相,都是一场意味深长的好戏,带有一种精心策划的亦庄亦谐的色彩。

  在这里,现象的过剩、意指的隐晦、语义的重复,与其说是造成了某种表达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可能,不如说造就了思想的悬置和价值的阻滞。“荆轲”的出场,充满了华丽与戏谑,充满了真诚与荒谬,也充满了庄重与讥讽。他击碎了中国两千多年来高居庙堂、堂皇浩汤的审美之维,努力贴近大地歌哭,呼唤“诗”的野性与梦想,并回归“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春秋风雅与礼乐情怀。“荆轲”似乎在暗示我们,他并不打算在集体经验的积聚中谈论历史,而是试图用种种零散的、碎片的、潜伏的、穿越的可能维系历史的存在。在这个视角中,历史成为一个新的寓言。

  我以为,值得称道的,恰恰是这样一个“荆轲”,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战国策·燕策》和《史记·刺客列传·荆轲》都曾记载“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情节生动紧张,曲调慷慨激昂。在历史的记载中,荆轲因“刺秦”而存在,也因“刺秦”而流芳千古,左思盛赞他“虽无壮士节”,“重之若千钧”;贾岛也赞誉他“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然而,事实上,正如后人评价,放在荆轲墓碑前的,不光是美丽的鲜花,还有带刺的荆棘。司马光认为荆轲“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扬雄甚至直言:“若荆轲,君子盗诸。”毫不隐讳地斥之为“盗”。

  在剧中,“荆轲”正是手捧这样的鲜花和荆棘,从壮烈的高空跌落,由英雄降落为集高尚与卑琐为一身的普通人。他时时留恋于流俗,又把自己从流俗中拉出,让自己脱离历史文字的表浅和粗粝。“荆轲”的神来之笔,恰是他带来了出人意料的惊喜,那就是把历史作为寓言,浓缩在一个狭小的舞台上,战争、情爱、复仇、侠义、谎言、幽默、阴谋、牺牲是他在这个舞台上随手可以取用的材料,历史的丰富和驳杂穿越时空而来,于琐碎混沌之中张扬着动人的力量。不再有温克尔曼那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荆轲”带我们穿过华幕,凝视那哀伤遍地、狰狞狼藉的幕后。那种脱胎于历史又超越于历史的点化与幻化之笔,让“荆轲”的性格布满了伤痕,也充满了张力。

  “断袖”一幕,是全剧的一个高潮,也是成就“荆轲”性格的一个亮点。“荆轲”对燕姬历数刺秦的理由,从“为天下百姓”、“为死去的冤魂”、“为秦国百姓”,到“为诸侯”、“为燕太子丹”、“为侠士的荣誉”,每一个都慷慨激昂、气势磅礴,却均被燕姬一一辩驳得体无完肤,“阵阵语塞”中,“荆轲”终于明白,自己别无选择地只能做一个“失败的英雄”,“牵着秦王的衣袖,把舞台一直拓展到荒郊野外”。剧情推进到这里,失败变成了宿命,“刺秦”变成了“断袖”,“阴谋”变成了“阴谋中的阴谋”,两千年的秉笔直书变成了“杂种混血”的存在,所以也便有了“壮别”一幕,他如同上帝一般,在送行的岸边低眉垂首俯视自己,哀叹“那个名叫荆轲的小人,收拾好他的行囊,带着他的随从,登上了西行的破船,去完成他的使命”,荆轲内心的困惑和命运的乖蹇从此便有了神奇的意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告白从此便有了无穷的可能。

  好!整点装束,我们不妨重新穿越到两千年前的历史现场,窥探“荆轲”在场的奥秘。一个情意绵绵的热血男儿,一个冷酷无情的酒色之徒;一个智勇双全的慷慨侠客,一个剑术拙劣的匹夫之辈;一个“游于酒人”的市井小人,一个“沈深好书”的风雅君子,一个“一举无两全”、“终被狼虎灭”的失败的英雄。你觉得他很熟悉?那就对了,这就是荆轲,一个我们身边的人。至此,你便不难明白何以荆轲初到燕国,整天喝酒,“歌于市中相乐”,酒醉便“旁若无人”痛哭流涕;何以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他没有交手就“不敢留”;何以同鲁句践争执,鲁句践“怒而叱之”,他又“嘿而逃去,遂不复会”;何以闻道燕丹托以谋秦之计,他会嗫嚅“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你也不难明白何以燕丹听道荆轲说了句“千里马肝美”,便立即将千里马杀死取肝;何以酒宴上荆轲忘情地盯着鼓琴美人的纤纤玉手赞一声“好手”,燕丹便毫不迟疑地将美人之手盛于玉盘献给他;何以荆轲对这种异乎寻常的逢迎,会心安理得;何以最终以匹夫之勇螳臂当车、铤而走险;何以“断股”“废”而“被八创”,成为诗人眼中“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的草包。

  在这个狭小的舞台,荆轲、燕丹、田光、燕姬、高渐离、秦舞阳、狗屠无疑都是寓言的天才,飘浮于历史的无与伦比的想象力是他们天才的源泉。在这个狭小的舞台,亦庄亦谐的戏剧表达、奔放不羁的灵魂骚动、梦幻现实的曲折起伏、灵魂深处的陡然跳跃……是我们回眸过往的蛰须,时不时地缠绕上来,勒得我们发痛——历史的多义和复杂再次展示了它的奇幻诡谲,展示了它绝不宽恕的悲悯哲学。

  闻一多曾说:“诗似乎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中国漫长的历史记载中,没有哪个时代像春秋战国那样,以“诗”支撑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气度;我以为,将“诗”换作“艺术”,道理同样存在。

  回到话剧的题目,“我们的荆轲”。到底是谁的荆轲?这不是一个问题。走进剧场的人在问,为什么是我们的荆轲?走出剧场的人也在问,为什么不是我们的荆轲。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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