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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对话与中华文化精神——“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发言摘要
2012-12-25       光明日报    点击: 1604

    张岂之(西北大学名誉校长)

 

    “天人之学”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最高命题。我国古代的科学、文学与史学都离不开天人之学的滋养。西汉时大史学家司马迁有一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他看来,只有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在西方,却不是这样。西方哲学的最高命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古希腊哲学是从探寻自然开始的,前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家对自然现象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研究,一般都留下一篇《论自然》的作品。巴门尼德区分了感觉和理性、存在和非存在、本质和表象、真理和意见,由此,希腊哲学的抽象思辨能力大大提升。这是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起点。从前5世纪开始,在西方出现了对自然哲学家进行批判的智者学派,他们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有所反思,提出了价值和伦理的问题。由此,希腊哲学转向人的探讨阶段。苏格拉底提出了什么是人生意义的问题,柏拉图用理念统摄主观和客观,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方文化往认识论和理念论方面发展的方向。亚里士多德完成了最早的学科分类。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虽然对星空和道德律表示敬畏,可是他并没有思考过二者间是否存在中华文化所理解的那种天人关系。西方有识之士关注天(自然)与人相互关系的探讨,已经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事,由于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西方许多著名哲学家才开始注意中国古代天人之学的理论及其实践意义。

 

    通过“天人之学”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相互比较、相互补充的必要性,这样才能维护并推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王志民(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在新的世界文化构建过程中,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寻求共识?一个基本原则是要超越自己,超越历史,寻求共识,实现突破,走向共荣。

 

    第一,世界眼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超越偏狭的文化史观,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而我们从其具有世界视野的论述中,洞悉孔子及其儒学产生的外部因素——四大文明的相互关联与影响。可见,科学的方法,宏阔的视野,世界的眼光,是文明对话的基础。而在同时代文明的比较中,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不同文明之间的历史面貌及其本质特征。

 

    第二,“哲学突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实现了“哲学的突破”,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诸子百家思想各有建树,竞相发展,最后实现了整体的哲学突破。二是“突破”在于充分的对话与争鸣。诸侯各国礼贤下士,竞相招揽各家学者,为其提供相互对话和理论争鸣、交流的便利。三是共识和主流思想是在长期对话、交流、吸收、发展中自然形成的,非人为之操作,实百家争鸣之必然。这一历史的经验,非常值得今日文明对话时代汲取。

 

    第三,共荣共识。即是先追求世界各类文明良性的发展,让其在新的时代,在各种文明思想的对话交流中,自我变革、提升,各文明之间由相容到相融,共识自然产生,未来世界新文化的主干与主流自然产生。回顾历史,此实为人类文化创新发展之经验,放眼未来,也应为不可不经之途径。

 

    张国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两句出自《论语》“子路”篇。我们取其“求同存异”和“存同去异”的意思,来分析企业管理的两种传统。

 

    一种传统是强调“一致”。按照企业决策者的意愿必须统一思想,虽也容许同仁和下属发表见解,但一定要符合决策者的意愿,否则会受到打压或排挤。这种状态,表面上统一,实际上矛盾并没有解决,此为“面和心不和”。如果形成“存同去异”的机制与“同而不和”的文化,就会使企业处于越来越多的隐患之中。

 

    另一种传统是强调“争鸣”。无论涉及企业目标、发展理念,或是发展方式,企业决策者都鼓励同仁和下属各抒己见。经过争论,终了达成的不是“一致”,而是“合理”的共识。由于不同的见解顾及到了不同方面的问题,总体上减少了企业发展的隐患。企业管理在矛盾中,在各方争鸣中达成合理、和解、和谐。如果能形成这样的“求同存异”机制,或者形成“求大同存小异”的机制,就会逐渐铸就“和而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可以使企业具有活力而长久不衰。

 

    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中华文化基于“厚德载物”理念而产生的包容精神,不仅体现在中国境内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吸收,而且还反映在中华传统文化对外域文明的吸纳与融会。产生于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说,就是中国知识界认同和接受西学,理解和论述中西文化关系的理论依据。清代初年,是“西学中源”说初步定型并得到学人士子认可的阶段。天文历学、数学、地理学、医学药学、乐学、农学、机械制造等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先后传入中国,进入宫廷,不仅被统治者上层和知识界的有识之士所热衷和接受,而且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实际应用。康熙以后,西方的宗教遭到禁止,但在“西学中源”说的余波影响下,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仍得以延续,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仍然被容许进入宫廷,或主持参与钦天监的天文历法工作,或承担地图绘制、园林建筑、机械制造等事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为西学传播扫除障碍、开拓空间的同时,“西学中源”说还刺激了知识界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视。学人士子纷纷致力于古代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由天文算学而诸子百家,不仅使一大批珍贵的古代文献典籍得以重见天日,而且发掘出其中蕴含的学术文化价值,从而为中西文化的进一步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借鉴的思想资源。作为时代的产物,“西学中源”说与晚清时期出现的“中体西用”说先后相继,相辅相成,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包容吸纳西方文明的独特路径。

 

    梁燕城(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长)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人数有六千多万,也有两岸四地的不同体制,涉及三千多万人,此中有共同利益,也有共同的文化,合起来可构成中华文化共同体。

 

    文化共同体以“同体慈爱”作为共认价值。“同体慈爱”指一种同情共感,一种休戚与共之情,一种对他人或其他生命的感应沟通,将他者的感受视为自己的感受,见他者有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由此而对众生有无尽之关爱与扶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形成多元不同中的共同的荣辱,共同的喜与忧。

 

    新时代的中国需要有新的文化框架,须建立全球化的文化与全人类视野。可考虑海外学者二十年来提出的“文化中国”一词,来团结海内外华人,且向外国人展示中国数千年的精神资源,而与全球不同的文化对话。

 

    “文化中国”不同一般“中国文化”的理念,后者是地域性的,限于中国,也是以汉族为主的,不包含少数族裔;“文化中国”是指文化上的中国,这“文化”一词包括中国所有少数族裔的文化,这文化上的中国,也不限在中国的地域,而是全球的,代表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精神资源,是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中国”源自古老传统而又充满现代精神,代表当今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和融会中西性,是一种深度的思想和价值,从精神上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带来文化上的多元和谐,建造中国人的骨气和灵魂,且以这种价值去贡献全球的和平,积极地推动世界从文明的对抗走向文明的对话。

 

    杨晓能(美国斯坦福大学坎托视觉艺术中心亚洲艺术中心主任)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文物和艺术展览外交”成为促进西方国家正面了解中国,增进中外人民之间友谊,引导西方汉学界学术潮流,弘扬中华文化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其贡献不仅可与闻名中外的“乒乓外交”媲美,而且比之更有持续的生命力。第一个在西方的巡回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此展从1973年起,周游日本、欧洲、北美和澳洲。由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海外举办的大型文物展览,参观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史无前例。1999年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展出的“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以重大考古发现展示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新认识。此展不仅促进了中美关系,而且在学界影响深远。2010年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汲古开新:二十世纪中国水墨画大师展”,展示以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和潘天寿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家,如何面对中外挑战,成功坚持文化传统,走民族创新之路,为现代中国美术奠定根基的历程。这种文化交流方式跨越了不同文明、不同政体、不同信仰和地域文化的差异,对西方民众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名副其实的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

 

    费恩·安德森(欧盟文化中心合作组织主席、丹麦文化研究所秘书长)

 

    欧盟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对话规模仍很小,尽管欧盟的对外政策包括文化交流。欧洲在中国的存在主要是由600700个公共资助的文化项目和活动组成的,这些项目和活动由成员国每年举办,尤其是通过其文化研究机构进行的。直到最近为止,其中的大多数活动主要是双边的,但我们现在可以举办符合欧洲利益的越来越多的共同活动。

 

    另外一个因素是代表EUNIC(欧盟文化中心合作组织)的机构在中国从事文化工作和文化关系工作的长期历史和经验。其中有在文化、艺术、环境和文化关系领域的令人尊敬的“中国问题专家”,有些专家具有30年的中国研究经验,还有大量的精通欧洲语言的中国专家。

 

    这样,EUNIC代表了世界上现有的最集中的关于欧洲与中国文化关系专业知识的最丰富源泉。

 

    丹麦对于文化对话的主要贡献将集中在所有社会都面临的严肃的现代问题上。丹麦文化中心的主要使命将是提出针对相关挑战的文化立场,诸如气候变化和城市发展等等,总之是发展与可持续未来之间的矛盾。

 

    格雷戈里(欧非经济法学INEADEC副总裁)

 

    非洲大陆的历史已经强烈标志着西方文明的影响,尤其是英语和法语殖民化的结果。西方文化的特殊性,有时忽略了在他们的统治下的国家的最初的文化和习俗。幸运的是,这已经不再是今天的情况。今天的局面可以促进文化间的对话。

 

    关于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对话,应该被置于非洲文化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多元化的关系中去观察。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实力增强,为这种多样化对话提供了便利。随着市场的发展,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已经愈演愈烈。今天在许多非洲国家,中国工人协助进行了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在文化领域,中国的工艺品、电影、舞蹈和娱乐,加强了文化间的接触。

 

    在非洲,在我的祖国刚果,我们赞赏中国的积极开放。它与刚果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团结互助的精神,祖先崇拜,尊重长者等等。这将是有趣的。中国语言与一些非洲语言,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我们希望面对未来的重大变化,进一步加强文化间对话,积极响应全球化的挑战。

 

    胡逸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也欣见中国以人为本、秉着科学发展观来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他们成为中外之间的一座座无形的,但又无所不在的桥梁。

 

    在经贸方面,中国工业发展一日千里,可以考虑把部分原产品加工程序迁移到原产地,与当地华人合作,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建立生产与加工一条龙的作业模式。这样既可保持供应的稳定性,又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当地华人地位。

 

    在文化方面,海外华人的各生长国与中国一样,都是多元文化社会。但如何把这些传统多元艺术精髓加以现代化、大众化,却又不流于形式?近来中国演艺事业发展做得尤其出色,可以把创作基地也设点在海外,帮助提升当地文化创意经济,或在中外千年交往历史中寻找灵感、题材,让世人通过赏识现代艺术,来了解中外密不可分的传统友谊。

 

    我们热切希望中国青年干部们、企业家们也能走出去,与我们携手发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世界的伟大理念。

 

    李夏德(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儒道结合:道家探寻形而上之“道”,儒家则以建构基于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系统为目标。在个体和社会的“存在”问题上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哲学方法一再受到挑战。

 

    中西方应该充分利用各自知识和智慧之潜能,创造一种有益于整个人类社会的互相信任、尊重和合作的良好氛围;双方不仅应该学习自身的历史文化,还应该互相学习对方的历史文化;不仅要关注经济和军事,同时也应该了解和学习那些深深植根于过去并且对当下的国家行为和个人行为都有影响的哲学观、伦理观和审美观。中西方跨文化对话应该互为启发而不是相互威胁;应该相互接合而不是相互排斥。跨文化对话应该同时受到理想信念和实用方法两方面的启发:因为离开现实的理想是一纸空谈,而缺乏理想的现实主义则注定要失败。

 

    瑞斯·帕尔默(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今年(2012年)是龙年,是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40周年。在这期间,我们见证了中国不同寻常的经济增长。过去40年来,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年贸易额现在已超过一千亿美元。

 

    中国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既是文化的“走出去”,也是基于经典儒家的基本道德观在文化上的容忍性,这种道德观支撑并渗透到现代华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华文化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仅仅作为边缘的装饰品。

 

    要创建一个在集体了解中华文化方面更成熟的和更有知识的澳大利亚并不容易——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些个人和机构热情地从事这项重要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果。驱动他们的是如下的认识:我们所有人都能从21世纪中华文化中学到很多东西。

 

    其中一种知识是:四十而不惑。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炎黄国际文化协会等联合主办的“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21-2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许嘉璐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外数十位学者围绕“文明对话与中华文化精神”这一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本刊以摘要方式发表部分与会学者的发言,同时摘要刊载炎黄国际文化协会林祥雄会长的发言,欢迎广大读者关注。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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