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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涛:明儒刘宗周的为学之道
2012-12-11    张瑞涛    光明日报    点击: 1561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后世学者尊为蕺先生。他为官为学、读书讲道四十余年,其为学之道内蕴着“学凡三变”、“严辨儒释”和“为学自得”的心路历程。

 

学凡三变

 

    蕺山“为己之学”经历了由“敬”而“慎独”、由“慎独”而“诚意”的三次转变。

 

    蕺山为学主“敬”,始于执贽许孚远为师那年。《年谱》载,是时(1603年),许氏以“敬身之孝”激励宗周,他即“励志圣贤之学,谓入道莫如敬,从整齐严肃入”。他《与以建四》信指出,“敬”就是“不敢”,是“战兢惕厉心法”,是“言行交修”的理想效果。蕺山于四十岁撰就的《论语学案》,正是他“敬”修工夫的真切展示。

 

    1626年黄尊素被逮事件促使刘宗周“专用慎独之功”。《年谱》载,黄氏被逮之日,蕺山为其饯行,促膝谈国是,危言深论,涕泣流涟,自知利害当前,生死观尚未打通,自觉“事心”工夫当有所改变,遂携子刘汋读书于韩山草堂,“专用慎独之功”。“独”只是“静存”,惟“静”时用力做工夫,“动”时自然“随心所欲”。“慎独”即是能够将“心”与“事”、“已发”与“未发”、“静”与“动”圆融一体的工夫,诚如《中庸首章说》所言:“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

 

    1636年始,蕺山治学专提“诚”。《年谱》载,当时他爱举“天下何思何虑”、“诚无为,无欲故静”等语,认为工夫修养只在“略绰提撕”之间,因此将“慎独”置之为第二义。他在《答史子复二》信中论述了“诚”的双层含义:其一,“真切笃实”为“诚”。“真切笃实”既描述事实,反映“心”之诚实无欺性和真实无妄性;又描述过程,反映“心”真实无妄地、诚实无欺地体知自我、体认万物的能动性和自觉性。其二,“诚明合一”为“诚”。“诚”既是“心”上做工夫的状态,是“道心”的体露;又是“心”上做工夫的过程,是人去“探求”自我的“纯真”。体露“道心”,就是“明”心,使心“澄明”;探求“纯真”,就是心之“诚实无欺”性得以自在地显明。而“意”则为“心之存主”,“有善而无恶”(《答叶润山四》)。“意”好善恶恶,“心”即能“彰善抑恶”。《答史子复》云:“一心耳,以其存主而言,谓之意,以其存主之精明言谓之知,以其精明之地有善无恶归之至善谓之物。识得此,方见心学一原之妙。”心、意、知、物四者圆融统合,则无论个体之“人心”如何,人之所以为人之“本心”自能知善知恶、彰善抑恶。即此而言,“诚”与“意”皆是动作性与过程性、描述性与状态性的和合体。那么,“诚”与“意”统合而成的“诚意”便有四种意义:表明“诚”之自觉性的客观性的“诚意”;表明“意”之好恶性的正确性的“诚意”;表明“诚”之能力、自觉性被诚实无妄地发挥和自觉发挥的“诚意”;以及表明“意”之通过“好恶”去真实无妄地“体认”道德规范与伦理价值的“诚意”。总之,“诚意”是“工夫与本体”合一的“真功夫”(《学言》)。

 

    蕺山“学凡三变”虽体现为阶段性的“为学之要”特征,但其本质是“即工夫证本体”,力求达致“本体与工夫”合一的“真功夫”境界。

 

严辨儒释

 

    明末学术界涌动着一股儒学“杂”禅的暗流,造成“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答王金如三》)的危局。儒家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主导的伦理道德被弱化和异化,儒家君子人格所强调的真、善、美被玄虚泛化。因此,蕺山主张“严辨儒释”,明辨圣学路向。

 

    蕺山认为,读书学问要有基本为学路向,方于视听言动中有亲切体会、深切感悟。儒、释分属不同为学路向,故可多元并存。他在《答王生士美》中提出了理性处理儒、释关系的原则:既不强求二者“同一”,因为“自其同者而视之,无往而不一也”;亦不强分其异,因为“自其异者而视之,无往而不分也”。因此,勿“以异端摈同侪”,立定所选择的为学路向,真切体悟、悉心践履。

 

    但是,蕺山自身所主张的“为己之学”能“严辨儒释”,挺立“醇儒”路向。他于《学言》指出,儒学言心与意、知、物和合融通,又实现本体与工夫的圆融通贯,既凸显“道”、“理”、“心”的至上性,又彰明本体与工夫的通合性,从而“即理即物”、“即道心即人心”、“即心即物”;而释教将“道”与“物”、“道心”与“人心”割裂,言“道”即是“空”,言“人心”即是“危”,终归于“虚空圆寂”。蕺山即此意于《与王右仲问答》中评价朱、陆、王三人为学路向的弊病:“朱子惑于禅而辟禅,故其失也支;陆子出入于禅而避禅,故其失也粗;文成似禅非禅,故不妨用禅,其失也玄。”即是说,朱子将儒学“静定虚无”之最高境界的归于禅门,理物二分、存心致知二分,表现为“支离”;象山虽直信“本心”,却置穷理为第二义,知有“本心”,不知有“习心”,只知立定本体作工夫,不知于工夫中见本体,因此遭朱子“心行路绝”、“语言道断”之讥讽;阳明于“本心”中标示“良知”,但其教人,倦倦于去人欲、存天理,又常发“妄心亦照,无照无妄”等禅学语,说得“良知”高妙虚玄。

 

    蕺山论学虽也参悟禅学话头,且时常引用禅学术语,但能“严辨儒释”,其学不为禅学所沾滞,“醇儒”证“心”的为学路向明白清晰。

 

为学自得

 

    中国古代哲学家以“自得”为体认真理的正途,尤其是宋明理学诸大家。如邵雍“道尽于人”、“物观于心”的“以物观物”法落脚点即是“自得”(《观物篇》);程颢“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是“为学自得”(《程氏遗书·外书》)的真情流露。

 

    蕺山也以“自得”为为学“精要”。《学言》指出,圣贤教人多随地指点,以“使人思而自得”。所谓“自得”,“无所得,故名自得”(《年谱》)。前一个“得”当为从别人那里得到“知识”,后一个“得”当为自我反思与体悟,是主体自我生命智慧的真切感知。要实现“自得”,须破除“先入未见”,搁置“前人话头”(《与履思三》)。做学问不是要墨守陈规,而是要学会歧路开新。但“自得”亦非“无忌无惮”,而是要回归自我“本心”,即求达内心的澄明无碍、无思无虑心境。学人讲学论道正是要培养、体悟此种“自得”心境。

 

    刘宗周“为学自得”,“接着”先儒讲,而非“照着”先儒讲,讲出了自己对理学的体悟和思辨,即在“本体论”上提倡“生生”道体、在“方法论”上主张“圆融”思维、在“知识论”上坚持“德性闻见本无二知”,通过深层解构宋明理学,实现对先儒哲学思想的创新诠释。

 

    刘宗周“学凡三变”,即工夫证本体,探赜本体与工夫合一的“真功夫”境界;能“严辨儒释”,倡明证心以证人的“醇儒”路向;且“为学自得”,远承孔孟、近接朱王,发先儒之未发,其心路历程昭示出一代大儒为学与为道的自信和超迈。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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