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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山文化看社会管理的起源——雷广臻教授的演讲
2012-12-11       光明日报    点击: 1455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

 

 

 

雷广臻 1957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现任辽宁省红山文化研究基地主任,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教授,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玉器工艺组副组长,辽宁省优秀专家,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科评审组专家。

 

雷广臻为当代中国红山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先后发表论文230篇,专著10部。在红山文化研究方面有十余项学术界公认的创新点:明确提出了红山文化区即黄帝、颛顼活动区;红山文化的蚕文化因素与黄帝文化密切相关;八千多年前中国古人就致力于标准化;组合思维催生了中国上古龙文化等。上述创新点均在光明日报和新华社等媒体公开发表。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龙

 

 

 

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裸体女像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鸟

 

    演讲人:雷广臻  时间:116  地点:辽宁省红山文化研究基地

 

    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一种分布极为广泛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我们研究红山文化,需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方法。从社会管理系统的角度切入,对红山文化社会情况进行探究,就是一种新的尝试。

 

红山文化的原始面貌

 

     考古学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运用考古的手段收集资料,主要是根据采集或挖掘得到的遗物来研究那个社会的面貌。

 

    要想了解红山文化社会的管理系统,先要从红山文化的基本情况和社会管理所赖以实施的资源或载体谈起。

 

    以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为中心,其影响向南可以达到京津地区,往西至滦河流域,向北到内蒙古草原深处,向东越过了科尔沁草原。

 

    人类在很长时间生活在石器时代,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对石器加工更精细了,主要采用了磨制手段,伴随着有农耕、驯养动物生产方式的产生。

 

    红山文化拥有一大批造型别致、形象、生动的玉器。玉器多以动物为题材,这些动物都是当时人们能够接触到的动物。红山文化大型玉龙多数出土于红山文化遗址。甲骨文的龙字,象形字,有头部和卷曲的身体,所象之形就是玉龙,也可以说甲骨文龙字的一个来源是红山文化玉龙。甲骨文龙字是对玉龙的象形或抽象。

 

    红山文化有积石冢、墓、三层或单层圆的祭坛和金字塔式建筑。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既有积石冢、墓(包括中心大墓),又有祭坛。积石冢里置放了许多墓。墓里所葬死者尸骨上随葬玉器。三层圆祭坛位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部位。田家沟红山文化遗址第二、三、四地点都有圆形祭坛。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金字塔式建筑内直径60,底层外直径100

 

    红山文化是有山头历法的文化。山头历就是利用山头与太阳的关系,以山头来为太阳运动定时位。站在一个观测点观察对面山头某个点的日出,并由此点的日出制定一个太阳年,可称为“地平历”或山头历。

 

    红山文化遗址由遗址本身、周围的天际和绵延的山头组成。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和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东南侧都有一座绵延起伏的山,其他红山文化重要遗址(如赤峰市魏家窝铺红山文化遗址),其同一方向均有这样一座山。这样的山形成了比较理想的观测日出、定季节的山体轮廓参照点体系,从而使人们在这样的山峰轮廓上,能够在观念上标示出春秋分到冬至之间的日出位置。

 

    另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四号冢二号墓出土了长约2.6厘米、高1.5厘米、厚0.2厘米的绿松石坠。无独有偶,田家沟红山文化遗址第一地点五号墓也出土了这样的绿松石坠。仔细观察绿松石坠如初升太阳,有一半隐在地平线下,一半在地平线上,底部两端长过太阳,正是地平线。牛河梁红山文化有天文历法,表明五千年前的红山人十分注重人生,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由解决人生问题出发,不懈地观测天象,提升思维能力和利用自然的能力。

 

    红山文化女神与女神庙独一无二。除了女神之外,还有男神。赤峰市敖汉旗草帽山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男神像,但它是放置在积石冢上面的。在敖汉旗兴隆沟红山文化遗址还发现了整身陶塑人像,是在房址发现的。在朝阳市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也发现了女性陶像,也是放置在积石冢上的。

 

    另外,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五地点也发现了女性陶像。女神与神庙结合在一起,把女神放置在女神庙里世界独一无二。我们说红山文化神庙里有女神,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庙里还有动物神。当时人们在神庙里供奉的不仅有人神,还有动物神:神庙里有熊神和鹰神。熊和鹰在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和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有许多北方民族是崇拜熊和鹰的。神庙里的神主不是单一的,既有人神,还有动物神,说明当时人们与动物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动物不仅是人们食物的重要来源,也是人们保护和崇拜的对象,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也占有重要位置。要把红山文化崇拜动物神这个现象突出出来研究,强调人神与动物神在神庙里是同在的。当时人们崇拜的对象不仅有人本身、动物,还有植物、自然现象(包括云、雷、电)等。神庙墙上的彩绘是中国最早的壁画,在中华美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红山文化是有古城的文化。红山文化的古城与我们现代的城市不一样,也与我们今天常说的古城不一样,是从“城”的起点意义上说的。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后边的“山台”,是人们在一个相对平、相对方的地方建筑起来的,周边用石头砌筑。这是五千年前人们的杰作——有围墙的“城市”。现在公布的已破译的甲骨文中没有“城”字,但有“邑”字。甲骨文“邑”字上面的“口”字读WEI(围),下面的人做祭祀时的跪伏状。人们跪伏在“口”边,正是跪伏在方形山台边的象形。上古的人们讲“邑”不讲“城”,但“邑”就是中国起点意义上的“城”。按中国传统文化,“邑”上有庙就是“都”。《说文解字》说,“邑,国也”。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说:“邑,人聚会之称也”。红山文化的山台是古人聚会之所,所以当为邑,也就是古城。

 

红山文化面对的社会管理问题

 

    红山文化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有一般问题,也有特殊问题。

 

    当然,红山文化社会所面临的一般问题是“衣食住行”问题。

 

    红山文化社会人们的穿衣(包括穿鞋戴帽)问题,与今天的人们不一样。今天的大多数人缺少衣服了是怎样去买的问题、买什么衣服的问题。红山文化社会的人们要考虑做衣服的材料从哪里来、怎样来的问题。当时衣服的材料主要是植物纤维、动物的皮毛、蚕丝等,怎样获取或者更多地获取这些材料是当时人们面对的重大问题。

 

    食物是人类自产生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红山文化的人们也不例外。红山文化社会的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是野生和驯养的动物(包括陆地上的和水里的)、野生的和栽植的植物果实,其中一部分是与周边部落的人们交换来的。食物不充足,需求经常且量很大,怎样来获取,是当时社会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红山文化社会的人们同样面临住的问题。当时人们已经告别了可以容身的天然山洞,要在坡地建住房,挖半地穴地基,用木柱支起房架,用绳子捆牢,然后糊泥、苫草。这些房子遮风挡雨的功能与今天的房子无法比,但比原来的山洞要好多了。怎样有房子、怎样住得更好,是当时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怎样行路,也是当时人们认真面对的问题。我们见过的红山文化的重要遗址,都是行路比较方便的,有的虽然在“山头”,但也不是行路不方便的地方。红山文化的居住址,虽然多数选在坡地,但都是行路畅通的地方。居住址的房子与房子之间,路也是经过优化设计的。

 

    红山文化社会面临的“衣食住行”等一般问题与今天人们面临的一般问题一样,是生活、生产、结婚生孩子、怎样组织到一起大家共同存活下来且生活得更好等等问题。那么,当时在红山文化区域、红山文化社会有没有特殊性的问题?这是我们进行红山文化研究一定要加以注意的问题。如果有,这些特殊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认识: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国家产生之间的过渡期,在红山文化社会这个特殊的区域里,社会究竟面临了什么特殊的问题。

 

    众所周知,国家的产生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社会矛盾不可调和了,所以需要国家来解决激烈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国家借助什么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呢?借助军队、警察等强力和社会组织及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等来解决,从另一个角度说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就是社会管理。这时社会管理最大的特点是如果讲道理不听,就有强力干预了。因为国家要维护社会秩序,所以有了国家才算是真正进入了文明社会。当然文明社会是方方面面的“文明”。

 

    在红山文化社会之前没有国家。红山文化社会处于没有国家到有国家之间的过渡期,正是初级国家、初级文明孕育、产生的时期,遗留了原始社会的因素、国家的因素也在生长。虽然我们今天看不见,也没有直接的文献记录,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很多,社会冲突不断。原来是财富共有,后来私有的成分出现了,有的人不仅更多地占有了食物、住房,还占有了稀缺的玉器,首领人物也有了特殊的占有。首领人物去世了,活着的人们要奉献稀缺的贵重物品,从食物到玉器。“平均分配”制度正在改变。同时“平等”也在改变。原来大家都是平等的氏族成员,“平等”地享有社会资源,现在出现了家庭(一夫一妻为核心),家庭有自己的不与外人共享的资源,这对其他社会成员是一种排斥,尤其是排斥了与其他社会成员结成婚姻关系的可能性。家庭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有了隔离。这也是社会“细分”的过程。原来是“模糊”的社会共同体,现在有了明确“细分”的家庭。家庭与社会共同体的区别与矛盾也就产生出来了。

 

    红山文化社会“细分”、家庭、私有产生,与国家产生、社会要集中的趋势发生了矛盾。这个矛盾怎样体现出来?通过“供神”体现出来。社会“细分”、家庭、私有产生,有了家庭“供神”的条件和需求。

 

    敖汉旗兴隆沟红山文化居住遗址发现的整身陶塑人像就是家庭可以“供神”的证据。但是社会要集中,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神庙“供神”是社会集中趋势下集中“供神”的证据。社会要想更好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更加集中化,就要解决家庭分散“供神”的问题,集中来“供神”,以便实现社会的统一。家庭分散“供神”与社会集中“供神”的矛盾突显出来了,这就是“争神”,争“话语权”,争“意识形态主导权”。以“争神”的形式反映了社会集中趋势与社会“细分”趋势同时产生的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当时的社会矛盾集中到“争神”上来,这就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集中出现坛、庙、冢、台的社会背景,也可以由此为祭祀何以成为当时社会重大事项找到原因。“争神”矛盾是红山文化社会面临的特殊社会问题。

 

    关于原始社会末期到国家产生之间的过渡期的社会情况,孔子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这是说原始社会。到了国家产生的阶级社会,孔子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是谓小康。”《国语·楚语下》有一段对话讲上古人们敬神情况,大体经过“民神不杂”、“民神杂糅”、“绝地天通”三个阶段。

 

    这样的记载正好与红山文化社会祭祀的情况相合。“民神不杂”的阶段,正是原始公有制的时候,财产公有,大家共同拥有、共同供奉神。少数人做敬神的事情(男觋、女巫),多数人该种地种地,该打猎打猎,分工明确,人和神是分开的。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家家户户要敬各自的神,出现了家家要“供神”的现象,古人称之为“民神杂揉”,于是在牛河梁、草帽山、东山嘴、兴隆沟等红山文化遗址出现了在祭坛、房址等普遍供神的现象。这种现象正是上文所分析,是社会“细分”、家庭产生、私有制出现的产物。家庭产生要求分散,分散敬神与家庭产生相关;国家产生要求集中,集中敬神是国家产生的要求。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主要矛盾围绕祭祀产生,要求组织上更加集中化,“绝地天通”、集中敬神。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就是把分散的祭祀改为集中祭祀的结果。

 

红山文化的社会管理形态

 

    圣人借助神秘力量管理社会,是红山文化社会管理系统的主要特点。所谓神秘力量是指庙、冢、墓、坛、山台等,包括墓里葬者所佩用的玉器。圣人借助神秘力量管理社会,敬天(敬天神)、敬地(地祇、社稷)、敬祖先、敬物灵(日月山川),核心是管理社会、处理人的关系。处理死人的关系,也是为了理顺活人的关系。当时活人的关系就是人要敬神,人要活动,人要祭祀死者(死去的人)、祖神。祭祀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人的精神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因素,关于天地的崇拜、关于日月的崇拜、关于四时的崇拜、关于鬼神的崇拜,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都出现了。圣人要做什么呢?圣人要“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经》)”。这些“合”的作为就是圣人对社会的有效管理。

 

    引入圣人管理社会的概念,其支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完整的圣人文化体系和圣人作为体系。中国有许多古文献讲过,社会产生需要之后,“有圣人作(圣人的作为)”,重大发明发现就产生了。比如《韩非子·五蠹》就讲了“有圣人作,构木为巢”、“有圣人作,钻燧取火”等。《礼记·祭法第二十三》也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圣人有可能是社会管理者,也可能是非社会管理者。圣人与今天的“英雄”概念差不多。

 

    红山文化社会管理系统由四个子系统组成。

 

    第一,人与人互动的管理系统。首先是在“山台”上人与人的互动及其管理。“山台”即上文分析的“邑”或城,主要是人们交往的地方。其次是聚落生产生活的管理系统。为保障当时人们相对安定的生产生活,有效获取大自然所提供的比较充足的食物,必须进行有效的管理。通辽市哈民忙哈遗址和赤峰市魏家窝铺遗址都是聚落遗址。两处遗址的房屋形状基本是相同的,由相对长一点的门道与屋子组成。两处遗址都是有规划的,房屋排列相对整齐,方向基本一致,排水、防御系统和道路都齐备。再次是初级的社会管理与高级的社会管理并存。聚落的人们生产生活在有规划的功能相对齐全的聚落里和聚落区域内,他们的精神活动、社会活动和其他组织性的活动到初级的祭祀场所去进行。

 

    阜新市的胡头沟红山文化遗址、赤峰市敖汉旗的草帽山红山文化遗址、赤峰市巴林右旗的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址等,就是这样的进行组织性活动的初级祭祀场所。若干聚落的人们到一起会盟,进行社会的交往和有组织的祭祀活动。初级的有社会组织的祭祀活动和社会管理为更高级的祭祀和会盟提供了基础。聚落的普通人只能参加初级会盟,聚落的首领人物或代表集团的少数人才能到较远的地方去参加高级的会盟活动。朝阳市东山嘴、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址就是高级的会盟场所,当然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当时最高级的会盟场所。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我们看到了高级的祭祀活动、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管理系统。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进行的高级会盟与在初级的祭祀场所进行的会盟是什么关系呢?那就是初级社会管理与高级社会管理的关系。

 

    以祭祀形式进行的社会管理或会盟,实际是协商解决社会矛盾的管理办法,不是用强权、强力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当然要由各方面实力比较强的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召集其他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参加,共同来协商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第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敬祖为内容的管理系统。首先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亲。红山文化遗址积石冢里的墓所葬的死者是当时活着人们的祖先,按序列掩埋。每一个序列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血缘关系主要是通过婚姻关系来延续。一夫一妻制才能保持血缘关系纯正。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序列关系正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血缘关系越近,社会认同感越强,思想越容易相近和统一。

 

    其次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尊尊。在血缘关系网络中,年龄小者辈分低者要尊敬长者、辈分高的人。在地缘、业缘关系网络中血缘的尊尊关系要弱化。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亲尊尊关系网络中,社会管理也是按血缘关系来管理的,这是今天家族式管理的源头。

 

    再次是用玉敬祖。从红山文化用玉体制来说,玉是一种身份或地位的标志物,在用玉敬祖的过程中是身份或地位的显现,也是身份或地位转换的重要媒介。当时的活人用玉,谁用的玉死时给谁随葬。有一些玉不是死者生前用的,是活着的人为死者随葬的。主要是敬畏:敬是对死者的“丰功伟绩”,向死者告别,献上玉表示崇敬,同时期望给生者庇护;畏是祈求死者不要回来对生者施加什么不利行为。

 

    第三,以天文历法、敬天法祖为内容的社会管理系统。红山文化遗址的祭坛有古人的天文历法活动。以山脉为标尺,按照太阳升降的位置知季节;同样以山脉为标尺,以太阳运行的方位来知道时间。祭坛与积石冢结合在一起,说明当时的人们在敬天地、祖宗的同时要知时节,在敬天法祖的同时要实现天地人交泰,过好生活。

 

    第四,以敬神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祭祀)管理系统。红山文化的精神(祭祀)管理系统发育的非常完善,也比较复杂。首先,通过有效管理处理好祭祀近亲(祖)与祭祀远祖(祖神)的关系。红山文化遗址分墓祭、庙祭。墓祭的对象是最近的死者(也是“祖”),“祖”被神化同时被更多的人认可就是祖神,简化为神——庙祭的对象是被人们神化了的祖神。祭祀近亲(祖)在墓地,祭祀远祖(祖神)在庙,二者分置在两处。其次,通过有效管理处理好冢祭与坛祭的关系。积石冢的祭祀应该是人(鬼)祭,人对死者(鬼)的祭祀。坛祭应该是祭天(主要是太阳)和地(社稷)。再次,通过有效管理处理好敬主神与配神的关系。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神庙里敬奉的既有人神,也有动物神,但主神是人,配神是动物。最后,通过有效管理处理好神庙敬神与山台保民的关系。神庙与山台相连,神庙是敬神(人神与动物神,人神即祖神)之所,山台是人们活动之所,神庙与山台组合在一起,就是敬祖保民。

 

    红山文化社会管理的四个子系统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四个管理子系统所借助的庙、冢、坛、山台等是经过统一布局而形成的。实现统一布局一定有统一的组织、计划、指挥和调控,也就是说有统一的社会管理。当时社会的首领通过祭祀、协商、会盟等社会管理活动让人们统一想法、统一行动,如集中社会力量建筑神庙、雕琢玉器等。还有共享新经验、新成果、传递信息的功能,比如祭祀、协商、会盟的同时共享天文历法等成果。这样红山文化社会就拥有了丰富的管理资源、管理载体,进而形成了可供今人研究且可获得资鉴的完备的社会管理系统。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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