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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文化救赎的力量
2012-11-30    白先勇    中华读书报    点击: 2314

    我今天坐在这里非常感动,有这么多的朋友学者,都来参加这个盛会。大家都讲到了文学,文学在我们那个时代是大写的,文学高于一切,文学最能够投射一个民族的心灵精神的力量。文学也许在实用方面,对股票没有用,文学也不能够健身,杜甫写的《秋兴八首》也没有挽回唐朝下一步的命运。可是文学是非常重要的情感教育,没有文学的教育,人还处于野蛮时代,所以文学的确有教化。文学最能够拉近人类心灵。两岸也许政治方面、历史方面、地理方面隔了很远,可是我觉得我们整个精神的传统是同一的,我们讲杜甫是我们共同的精神滋养,文学最能够弥补任何的历史或者是政治造成的创伤。

    这几年我在制作昆曲,昆曲不是我的本行,我是跨行的作者。但我一直有一种焦虑,焦虑我们文化的思维。毋庸讳言,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直处于衰落的状态,在文化上的发言权几乎失去了,由西方主掌。我们内心中总有一种愿望,希望有一天,能恢复我们的大汉天声,我们过去几千年的传统,有一天把它重现光芒。这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内心中压抑的痛苦,我们文化这样衰落下来,整个民族好像失魂落魄似的。怎么样重新找回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的文化是最大的救赎力量,要靠着我们文化的救赎来重新振奋整个中华民族。昆曲在我来看只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它在明朝成就很高,在我看来它跟我们的青铜器,跟我们的宋朝瓷器,它们的家是一样的。我也希望昆曲能够复兴,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实验,是不是有几百年的传统、几千年的传统,能够到现在二十一世纪还能重现光芒,怎么把过去跟现代接起来,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现代意义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在昆曲方面有些体验。

    我们在北大演出的时候,三进北大,最后一次是2009年12月,零下9度,在百年纪念堂,2400个座位,三天满满的学生。天寒地冻,演出完学生们不肯走。我看他们脸上都发光,好像参加了一个文化的仪式似的,精神度提高了。我冷的不得了,我要去睡觉,但是他们还不走,他们一个一个来跟我握手。有一个同学说,白老师非常感谢你把这么美的东西带给我。我非常感动,这就是我的心愿,我希望我们的年轻学生、年轻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看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而受到感动,得到精神上的依归,再来重新亲近我们自己的文化。那一刻,我这么多年来的辛苦也就感到欣慰了。昆曲的美跟情是两种救赎的力量,我们非常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它的美和它的情,情是人情,我们很需要。在做昆曲的时候,我希望这个传统能够恢复起来。俞平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北大开昆曲课,我现在也在开昆曲课,也是俞平伯他们的精神再继续下去,至少在北大撒种子。有一天我们希望这个种子会发芽。

    我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后面其实是一大堆昆曲义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愿望、一种悲愿,希望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天重新恢复它过去的荣耀,过去的光芒。二十世纪过去了,二十一世纪是关键的时刻,我们这个世纪是复兴我们文化最重要的时候,如果我们再错过这个世纪,可能我们文化真的很难再回头了。这是我们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个心,大家群策群力,我们这么悠远的传统有一天会复兴。这就是我做昆曲时候的一个愿望,也是很多人心中潜伏的愿望。

    历史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记忆,我们这个民族非常尊敬历史、注重历史。我们有春秋大义,司马迁在牢里还能完成《史记》。历史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道德上、精神上非常重要的标杆。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已经有条件把历史的真相还原。比如说我们的抗战史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抗击外族入侵。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如果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我们也不能责怪日本人。我们自己先要把真正的历史写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会议可能也是一个起点。我的书可能也引起大家的一些注意,引起大家的探讨,希望从这里开始,我们至少在军事史方面、在抗战史方面,我希望能够有历史学家,跳出两党的观点,能够大家合作起来写一部放诸于世纪的信史。西方他们对于二战的采访,有好多纪录片。我们当然也做了,可是规模跟他们比起来还差的太远。我们也可以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我稍微讲一讲从《台北人》到《父亲与民国》,这两本书中间隔了五十年。我讲讲这两个的关联,它的形成,讲讲我自己的心路历程。 

    《台北人》这本书当时我写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情,可能要从这首诗讲起。我那时候引了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旁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我那时候在大学里面已经念过一些唐诗,也念到刘禹锡的诗,对他金陵怀古的那几首诗也深有感触,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在写《台北人》的时候,那是1965年,我在美国,我第一篇写的是《永远的尹雪艳》,我写第一篇的时候,突然间我觉得这首诗给我一种主题引导性的灵感。我这篇小说发表在我自己办的《现代文学》上,1965年。第一篇我就引了这首诗,后来有十四篇。现在回头想,那个时候诗里面的故事、意境、感触,大概那时候我已经有了概括性的、主题性的一种想法了。后来我写《台北人》的时候,诗的主题在引导我。这首诗是讲西晋东迁的历史,很多那个时候的大家,王导、谢安,晋朝的那些望族大家,从北边南迁,西晋东渡,到了现在的南京金陵那边,后来建立了东晋。那是中国汉族大迁徙,从北方到南京,这种历史给了我一些感触。我很喜欢一本经典著作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那里面记载了很多东晋的人,东渡以后对于从前洛阳、长安,对从前故都的怀念,所谓亲情堆砌在这些故事里面。

    那时我自己刚好经过1949年的大变动,我大概十几岁,刚刚有一点朦朦胧胧的感觉,天翻地覆的大变动。这种大迁徙、大变动,西晋从洛阳、长安迁到南京的经历,1949年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台北,所以在这方面让我有了一种历史平行的想法,所以这首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然刘禹锡写这首诗的时候,那时候唐朝盛世已经往下衰落,他也是深有所感,历史的沧桑、历史的兴衰,在他的金陵怀古里面,他是唐朝人,写晋朝的时候是以古寓今。我写《台北人》可能也有以古寓今的背景在里面,历史的架构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我小时候去过南京,秦淮河那些地方我都去过,这个也很有关系。我到过的地方,刚好历史上的转折给我有了一些历史的架构跟依附。当然,《台北人》的故事都是写大陆各地迁到台湾的那些人的命运,那些人的遭遇,他们的家国身世之感。我写这个的时候年纪还比较小,大概二十六七岁开始写的,写完不过三十一二岁。我那时候等于写我父亲他们那一辈的遭遇,小说里面都是一些中年以上的人,所以我是替我父辈写他们的沧桑。我是用文学的方式,不经意的把他们写出来,当然那里面是从上到下的阶级都有,所以我也看到迁徙到台湾去的那些人的命运,他们对家国思乡的那种乡愁,我都深有所感,所以《台北人》就这样一篇一篇写出来了。的确,历史占有很重要的成份。虽然那些故事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小说的本质就是虚构,不是虚构就不是小说。所以它是虚构的,可是虚构的故事后面,如果不是写历史的事实的话,也是历史的感受。虽然在《台北人》里面有武昌起义,有五四运动,有抗日,还有国共内战。现在来想,这一切恐怕是从刘禹锡这首诗来的。所以传统的重要就在这个地方,唐诗、宋词是当时我们这个民族最高成就之一,唐诗也是我精神的食粮,很重要的精神食粮。所以刘禹锡的七绝让我产生很大的灵感。

    时隔五十年,我写了我父亲的身影集,把它编著出来的时候,回头看看,两本书互相的照应,自己想想也不可思议。我年轻的时候恐怕写不出来,我那时候写文学,是一种感性,而现在是很多的理性在里面。我有一个朋友,聂光远先生,他在戏曲界很有地位。他看完这本书,他说你的《台北人》是用文学写历史沧桑,《父亲与民国》是用历史写历史的沧桑。我想他讲的很对。刘禹锡的一首诗“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我认为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可能就在写这些历史沧桑,杜甫的《秋兴八首》恐怕是唐诗的高峰。所以我们的确是一个非常看重历史的民族,现在回头看看,历史对我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奇怪。

    我之所以做昆曲,缘于我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我们都有失落感。我形容整个民族二十世纪失魂落魄,因为我们的文化衰微。我们看到西方的音乐、西方的绘画、西方的舞蹈,他们的兴盛,我们当然也欣赏了,但心里面总有一点隐痛,怎么我们的东西没有这样。他们有世界的发言权,他们说好就是好,他们说不好就是不好。当然我也去听贝多芬,我对西方文化由衷的敬佩,他们的成就太伟大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一直处于这么衰微的地位,我非常的失落,焦虑,而且很不舒服。我们汉唐的时候,宋朝的时候,甚至于明朝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比他们低,有时候还比他们高。他们在黑暗时期的时候,而我们是最精致瓷器拿来喝茶的。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大汉天声,有这样的梦想。我们的二十世纪,内忧外患太多,的确不宜于文化的建设。二十一世纪来了,希望不要再有战乱,不要再有动乱,在和平时代的时候,正是我们可以建设文化的时候。

    要建设文化,第一步要从基础开始,自己破坏的、自己失落的太多,先要把根基建好。我们把古文化里面能够滋养我们的,我们重新把它发扬光大。可能有一天,希望在这个世纪,必须这个世纪,不能再等了,再等的话真的太晚了,人家跑的太快了,人家建设太多,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在这个世纪要有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华民族整个的文艺复兴。这时候要播火种,昆曲是其中之一。昆曲的确是代表明朝的文化成就高峰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在明朝时候几乎烂熟的时候,才有那么精致,几乎有一点颓废的味道,也是精致的不得了。苏州的假山假石那么精致细巧,是中国文化到了最细致时候的产物。在我来说,昆曲的复兴是我们大的文艺复兴的第一环。西方也是,西方有些国家,他们的文艺复兴也是从戏剧开始的。我很希望现在的大学生再来一次我们的文化运动,这是我的一个悲愿,人总是要有梦想,但是我这个年纪老早就应该梦醒了,但是我不愿意醒来,青春梦还在做。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文化兴盛起来,我们的戏剧、音乐、文学恢复唐朝、宋朝那个时候的样子。我们吟宋词美的不得了,但是不见了,这是我们文化最大的损失。现在宋词都能唱还了得?我们的元曲也不能唱了,文化丢掉了真的会永远消失的。所以昆曲在我们这一辈人衰微了,没有人会唱,没有人会演,可能昆曲就没有了,那对我们的文化,就跟宋词元曲一样,是多大的损失。从五四以来我们的教育还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缺陷,我们有系统的把传统文化的特色排掉,不教中国的音乐,不教中国的绘画。我们的教育是文化自残,自己砍掉了,难怪我们的文化衰微。所以我们从基本教育开始,这个很重要,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一个救赎的力量。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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