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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图书馆的学术使命
2012-11-23    陈平原    中华读书报    点击: 1870

    大学图书馆虽不直接从事学术研究,但这所大学的每一份光荣,以及每位学者的业绩,多少都凝聚了她的一份心血。说这话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先生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及:“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代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应,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平民教育》1919年10号)现代图书馆之所以不同于古代藏书楼,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她不仅藏书,而且介入教育乃至学术事业。这样就能理解,为何历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中,有许多是著名学者,如徐鸿宝、章士钊、李大钊、袁同礼、马衡、毛准、严文郁、向达等;至于1935至1937年间,北大校长蒋梦麟甚至亲自兼任图书馆长,更可见其对于图书馆事业的重视。

    20年前,北大图书馆为了纪念建馆90周年,曾邀约诸多校友撰稿,编成了包含108篇文章的《文明的沃土》一书。我仔细计算了一下,发现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作者是文史哲教授。除了人文学者擅长舞文弄墨,更重要的原因是,比起以实验室为重要依托的理工科教授,或以社会调查为重要手段的社会科学家,我们确实更多地受惠于北大图书馆。只要是读书人,都说图书馆很重要;可比起理工科教授或社会科学家来,人文学者的体会更为深刻。

    晚清的启蒙论述,多有提及创设图书馆的,如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张謇、刘师培等。可是,从“有此一说”到“真正落实”,有很长的路要走。谈论北大图书馆的创设,不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说起,更不追溯到1862年开办的京师同文馆,而是强调此前虽有议论与筹划,但真正落实是在1902年。比起日后很多“奋起直追”,越说越早、越说越神奇的教育及学术机构来,北大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可嘉。

    阅读以下这条早被发掘出来的史料,当能明白北大图书馆的坚守。光绪十三年(1887)刊《同文馆题名录》中有《同文馆书阁藏书》,称:“同文馆书阁存储汉洋书籍,用资查考,并有学生应用各种功课之书,以备随时分给各馆用资查考之书。汉文经籍等书三百本,洋文一千七百本,各种功课之书、汉文算学等书一千本。除课读之书随时分给各馆外,其余任听教习、学生等借阅,注册存记,以免遗失。”毫无疑问,这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了。同文馆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这批藏书自然也就进入了大学堂藏书楼——即日后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可是,历年北大图书馆溯源,从未见其追溯到1887或1862年的;这与北大校史固守1898年,拒绝溯源到西汉太学或隋朝国子监一样,值得赞许。

    另一件值得赞许的事情是,北大图书馆在讲述自己的历史时,宠辱不惊,坚守专业立场。我们都知道,图书馆的收藏与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潮有关联,但绝非其附庸。如何“从容不迫”地讲述自家浩如烟海的藏书来源,对图书馆来说,是个考验。

    大力表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图书馆如何在蔡元培以及李大钊的努力下,迅猛发展,甚至创设了专门收藏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亢慕义斋”(德文译音,意为“共产主义小室”),这符合当下的意识形态,很好说。至于李盛铎的“木犀轩藏书”怎样进入北大,则有点尴尬。李先生乃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藏书家之一,抗战中去世;日伪北平临时政府出资购买了其全部藏书,敦煌古卷运日本,其他古籍则给了伪北大图书馆。而这些古籍,至今仍是北大最为珍贵的收藏。

    我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因其涉及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作家——周作人,同时也牵连北大校史上一个棘手的话题——抗战期间存在于北平沦陷区的“伪北京大学”。周作人刚落水时,曾任伪北大文学院长兼图书馆长,虽说很少过问馆务,日后审判他时,前北大校长蒋梦麟承认周作人作为“留平教授”保护了大学校产,时任北大校长胡适甚至出具证明:“北大复员后,点查本校校产及书籍,尚无损失,且稍有增加”。这“稍有增加”的书籍,就包括了极为重要的“木犀轩藏书”。虽说此举无法抵消其投敌罪过,周作人最终还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但这批藏书因此更加声名远扬。我很高兴北大图书馆没有隐瞒这些,而是坦然叙述这批珍贵藏书的来历。

    叙述历史需要“诚实”,畅想未来则显示“志向”,对于北大图书馆来说,二者缺一不可。那些“冲云天”的“雄心壮志”,最终能否落实,很大程度取决于校方的经费支持;作为普通教师,我只能提操作性的建议。

    在信息化时代,大量数据库出现,各大学在藏书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这种状态下,原本傲视群雄的北大图书馆,该如何保持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影印大套丛书为例,新大学的策略很简单,只要有钱,全都要;北大图书馆不一样,好多是你有的,缺的只是一小部分,到底买不买?那些价值连城的珍本、孤本、善本,对于研究者来说,当然是多多益善;可经费实在有限,到底争不争?如何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最大限度地支持北大的学术研究,建议北大图书馆设立专家委员会,让各学科著名教授参与决策。

    翻看北大图书馆已刊的众多出版物,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丛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元珍本丛刊》等,一方面惊叹北大图书馆收藏之丰富,另一方面也明白北大图书馆的研究实力。对于现代图书馆来说,如何兼及开放与收藏、整理与研究,需要认真斟酌。故建议北大图书馆更多地与相关院系合作,互惠互利,共同推进学术发展。

    在电子检索及数据库日益完善的时代,年轻读者不见得真能体会前辈为了图书而“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甘苦,也不太能理解以往读书人对于图书馆的深厚感情。我是过来人,对于北大图书馆也有过抱怨,但更多的是感恩。如何更好地为北大师生服务,更多地开放图书室,更方便学生的借阅,以及让师生自由进入书库“随便翻翻”,这都是北大图书馆有待努力的方向。

    清醒地讲述历史,同时清醒地驰想未来——对于北大图书馆来说,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当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请允许我引用1920年8月15日《申报》上一篇题为《北大图书馆之现在与将来》的文章,那是一篇表扬蔡元培、李大钊以及诸多北大教授如何热心图书馆事业的报道,开篇曰:“图书馆为学校第二生命,稍有常识者,无不知之。”结尾则是:“该校教员及学生对于本校图书馆事业能如此热心筹划,则前途发展定可预期也。”这九十多年前的老话,至今依然适用。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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