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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那些性格极端的人——从《战国七雄》看到的
2012-11-13    厚艳芬    中华读书报    点击: 1314

我国早期神话集《山海经》里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炎帝的女儿在东海玩,不料被汹涌而来的海水淹死了。小姑娘不甘心,她的灵魂化成精卫鸟,每天口衔西山的石木来投到东海里,想把这一片夺去她如花生命的大海填平!小时读到这则神话,最初的感觉是无比讶异:怎么世界上还有这样愚蠢的人呢?!后来再细想:哦,原来是神话,它要阐明的道理是:不畏艰难啊,有仇必报啊,等等,精卫,已经成为意志坚强或誓必报仇或其他什么的符号。

 

    其实,再细想想,精卫就是一类人的典型。哪类人?执着、固执、偏执到极点的人。神话是人类童年的产物,神话里的人物,也带着人类童年时期的特征:天真、单纯、固执、可爱,进而可敬或可笑。精卫填海的行为,不就是令人又敬服又无可奈何地心痛得摇头吗?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各方面在进化,人的性格、脾性也渐向柔润、浑圆、复杂方向发展。然而,到了群雄纷争的战国,这类性格极端的人,在特有的生存环境下又大放异彩了。

 

    看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战国七雄》,除折服于作者李山先生立意的高远、驾驭史料的举重若轻、剪裁题材的巧妙得当,以及叙事方式的深入浅出、语言表达的通俗幽默外,我还有一大收获:见识了一批性格极端的人。

 

    人的性格千差万别,性格极端的体现也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嫉妒,可以庞涓为代表。

 

    庞涓与孙膑,本是同门师兄弟,同窗+好友。然而,嫉妒从来都是从身边的人嫉妒起,因为这样的关系才相互了解得深,才易生嫉妒。庞涓在军事史上也算个二三流人才吧,但却固执地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而唯一可与他一争高下的是老同学孙膑。于是,为了保住天下第一的地位,他竟派手下砍去了孙膑的两只脚,还在他脸上刺墨——不但残害你的肢体,还戕害你的自尊——心理何其阴暗!可最后呢,他还是没能逃脱真正的军事家孙膑的妙算,兵败马陵,无奈拔剑自刎。临死,他还从喉咙里冒出句:“遂使竖子成名”的狂妄狼言。真是死不觉悟啊!还是认为自己比孙膑强。无能而嫉妒,庞涓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

 

    如果说庞涓还称不上军事家,那么秦国大将白起可是历史上绝对一流的将军。有人做过统计,秦在统一天下的进程中,一共杀了一百六十多万人,仅白起做将军,在他的指挥下,就消灭了九十二万,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人是直接或间接死在他的刀剑之下,白起为秦国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仅长平一战,便坑杀降卒四十五万。这哪里还是将军?他早把自己沦为宰杀牲口的屠夫了!有学者研究,认为坑杀的四十五万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当地百姓,即给赵军做后勤工作的上党之民。果真如此,这就是白起的嫉恨心理在作怪了,他不是说上党人“不乐为秦”吗?嫉恨之情一生,杀人之意遂起,野兽之性大发!近三年的长平之战,因坑杀降卒四十万这样惨绝人寰的结果而载入史册,这样的结果令赵国“大震”,即使今天的我们读到这,也不能不“大震”。这就是军事天才白起在阴暗心理支配下的“杰作”。

 

    按照杀人将军白起的行事风格,也许秦统一天下会更快些,然而,他也碰到了强有力的对手:秦相范雎。

 

    范雎,乃秦国历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代名相,他提出的“远交近攻”策略,对秦国最终兼并六国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乏大智慧的人,却因党派之争,因功名心作怪,因心胸太狭隘,而不惜陷害同僚。范雎是一饭之恩必报、睚眦之怨必偿的人,做事全凭“恩怨”。为了报仇,为了要当年伤害他的仇人的脑袋,居然惊扰了四大公子中的平原君和信陵君,甚至把秦昭王都卷了进来,这就是公报私仇了。报恩呢,也同样以公报私,将国家的官职授予两位无法胜任的恩人。如此报恩,最终让他死在了恩人手里——恩人不但无才无能,还渎职,甚至通敌,被治罪,范雎受株连,一起被杀。这样极端的性格就造成了这样既出乎预料却又在情理中的人生结局。

 

    说到“性格即命运”,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商鞅。

 

    商鞅未发迹时,似乎很灵活,一点也不偏执。你看,他不在乎出处之道,依靠一介六根不全的太监来接近秦孝公。他怀揣三套主张,先大谈“帝道”,继而是“王道”,最后端出“霸道”,终于感动了秦孝公,决定重用他变法。这时,商鞅像个朝秦暮楚的策士,你要什么我就拿什么,心眼儿活泛得很,没有自己的主张。其实说到底,这就是实用主义者的嘴脸:用我,能建立功名,就是人生的最大目的。表面的灵活,其实是为了骨子里的强硬,后来商鞅变法,强硬到极点,也血腥到极点,轻罪重刑,以刑去刑,一丁点儿错就施以重刑,反对变法的人,他一天可以杀数百!他完全忠于自己的理想,完全执行自己的理想,最后被继位的秦惠王五马分尸——活得热烈,死得也惨烈。为了功名,为了理想,不是五鼎食,就是五马分,真是极端到了极点!不过都是轰轰烈烈,倒也不枉此生。

 

    说到商鞅的实用主义嘴脸,其实,将实用主义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是战国策士。李山先生在书中这样精彩地概括策士这一群体:“论智力,他们都是一顶一,但是论德行,那就不是他们所思所想的了。于是,他们只有游说的嘴脸,没有政治的面目、德行的立场。说到底,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这方面,公孙衍和张仪之间的斗法是最好注脚。

 

    魏人公孙衍在秦国做大官,帮秦国打自己的祖国很卖力,不想同为魏人的张仪后来居上,深得秦惠王宠爱。公孙衍不甘心,回魏国后就和张仪较上了劲儿:你张仪连横,我就合纵;反之亦然,总之对着干,今天还合纵呢,明天又连横了,合纵或连横,只从自己的功名一点考虑。这种极端重功名的行为,不也是性格极端的一种表现吗?

 

    李山先生认为:“历史人物都有时代性,春秋时出一些像管仲、召忽、重耳这样的人;到秦汉之际,就出三头六臂的项羽了。那么战国时期呢,出了许多带有强烈功名心的人。”那么可不可以延展一下,说战国时出了许多性格极端的人呢?

 

    看二百多年的战国史,崇尚暴力,崇尚权诈,充斥着血与火,整天打打杀杀,死人无数,人类文明的激流至此似乎遇到了巨大阻遏,而不得不停滞,甚或倒退。在血火纷飞的沙场逐鹿中,在你死我活的政治博弈上,人性中所有的“恶”以及平时貌似还不太“恶”的东西,都成倍放大,被激发并尽情释放出来。于是,和平环境下、正常生活中不可想象的事与人,因着特异的时代而大量涌现了。所以说,这极端特殊的时代,产生性格极端的人,也就没什么特别奇怪了。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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