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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民国初年文化人的收入与地位
2012-09-28    裴毅然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点击: 2436

核心提示:教授月薪300元,是工人的20倍。所以,那时的知识分子是很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的职位则更是炙手可热。

 

靠优厚稿酬过充裕生活

 

辛亥以前,张资平之父以秀才身份在广东梅县乡间设塾,三四十名学生,一年束修也就五十余元,已是当地农村塾师“第一收入”。巡警道署科员,被认为领着莫大薪额,不过月薪小洋12元。此时,少数顶级文人的稿费很高,只是初入此道的青年学子,还须忍受最初的穷困。

 

靠了优厚的稿费,能够发稿的文人可维持比较充裕的生活水平。就是在报馆谋得一职,立马步入现代人说的白领中产,甚至金领。如末代进士黄远生为《时报》写通讯,月薪200元。《申报》总主笔张蕴如亦不过40元,黄远生的收入可谓高高在上。《申报》要挖《时报》业务骨干陈景韩,致奉月薪300元。1916年,北京《晨钟报》五位编辑,主编李大钊,月薪各120元,生活也挺滋润。提供一则对比性数据,民初孙中山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王云五回忆说:“没有阶级高低的区分,所领津贴也一律为每月六十元。”官员薪水还不如一些文化人。

 

辛亥以前,物价很低,一块钱可以买五六十个鸡蛋。广东梅县张资平家乡,四角钱可买一部《三国演义》,乃是“一件重要的事”。民初,物价仍很低。19141915年间,包天笑和友人常去上海望平街一带饭馆,他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说“我们常吃的什么糟溜鱼片、清炒虾仁等等,大概是两菜一汤,不喝酒,价不过两元而已……这时上海的番菜,每客一元,有四五道菜,牛扒、烧鸡、火腿蛋,应有尽有。”

 

1916年,19岁的胡山源刚从江阴旧制中学毕业,因没拍美国校长马屁,未像其他毕业生那样得到美国校长的安排,得自谋出路,由人介绍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书报部,做临时抄写员,月酬五元,算是有了“吃饭本钱”,能在上海这块码头上混下去。蒋梦麟《西潮与新潮》中写到“上海生活水准为中国之最,上海住校生的伙食费每月六块,内地只要三块”。

 

供稿为“技术股”,红利上万银圆

 

报业还是回报甚丰的“新兴产业”。1898年秋,康梁以“保皇会”名义向港澳、北美、澳洲等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在上海外滩租界创办“广智书局”和后来的“新民丛报社”。梁启超以提供文稿为“技术股”,占1/3股份,在海外遥控督办。仅19021903年,就分得新民丛报社红利上万银圆。191212月,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报》。1218,梁在家书中说:“《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发行上万即不亏本,两万则能盈余五六万元。士林脑子自然转得快,康有为也曾在广州、上海倒腾过地皮,获利颇丰。

 

19121926年,鲁迅在北京生活,两购住宅。19125月,鲁迅随南京政府北迁,先住绍兴会馆,直到1919年与二弟周作人合买新街口八道湾11号宅院,四千银圆。一套典型的三进大四合院,21间坐北朝南的正房,另有几间厢房。1923年兄弟失和,再购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即今北京鲁迅博物馆。小四合院,占地400平方米,三间南房三间北房,东西各两小间厢房,耗资八百银圆,加上改造维修不超过千元银圆。第一次购房,鲁迅在教育部当科长,月薪300银圆,周作人的北大教授月薪240银圆,加上稿费,兄弟俩月收入600银圆,买八道湾的大院子不过六七个月的收入;第二次买房仅需鲁迅一人三月薪金。

 

有资料表明,这一时期的周作人比鲁迅还有钱。其北大教授月薪280银圆、兼职220银圆,再加上稿酬、版税,月收入至少500银圆以上。

 

五四前后,浙江一师学生出杭州涌金门,一个铜圆就可乘渡船跨湖至岳王庙。在南京,两个铜圆可在秦淮河边吃一顿很像样的早点。当时,一个银圆值300个铜板,一个铜板可买2根油条。据鲁迅1912年的日记,一部四册《李太白集》卖2元,三人在广和居吃顿饭3元,日本医院初诊费2元,洋行出售较贵领结一只0.65元,进口皮鞋一双5.4元。

 

近代稿费制度纯属商业行为,乃是社会经济发展之产物。根据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人的资本”理论,人文素养、传统精神、美德修养等文化资本可转化为经济资本,可促进现代经济与科技发展,反过来渐积渐厚的经济资本,亦必然促进文化的发展。

 

稿费带动书价中外学人同酬

 

稿费丰厚的基础是书价也相对较高。1920年代,一本十万字的小说,定价可达1元,初版三千册,决不会亏本,再版必然赢利。以当时的普遍收入,1元书价还是相对较高。包天笑曾说:“这时上海的小说出得虽多,读者的购买力还是微弱得很,一部书价目在一元以上,便有些缩手了。”包天笑在中华书局出小说《留芳记》,版税抽到20%,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可结账。中华书局之所以版税给得如此高,乃是与商务印书馆竞姿争锋,拉住像包天笑这样已经出道的当红作家。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在与包天笑接洽时说:“这是特别优待,初版倘印三千册,我们也许要亏本的,希望的是再版。”五四时期,一般书局的版税率12%20%,最高可达25%,赠书520本。较之21世纪大陆出版社一般只给10%以下,五四时期可是“翻了整整一只跟斗”。

 

不过,版税的主动权捏在书局出版商之手,利害所在,出版商无法抗御瞒报实际印数的利诱。1926年,萧乾在北新书局当练习生,经常给作家们送稿费。他偷偷告诉冰心:“书局所印《小读者》大大超过版权页上所写数量。有些作家,如鲁迅、徐祖正只能在每本书加盖私章,以便发现书局盗印”。

 

五四文化人的收入整体高位。1917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月薪600银圆。据《19191月份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载,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月薪300银洋。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银洋。另一份资料表明:1920年代初,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月收入共400银圆;26岁初入社会的胡适(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室主任)300银圆;北大图书馆主任兼政治系教授李大钊300银圆;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周作人240银圆;钱玄同、刘半农等在200300银圆之间;北大经济学讲师郁达夫117银圆,郁达夫故而牢骚满腹。同一时期的林纾,任教北京正志学校,月薪500银圆。直至1930年代,京沪学人的收入与在美国工作的学人薪额差别不大。

 

为从日本手中赎回胶济铁路,清华要求该校教授捐出一月薪水。清华注册部主任(相当教务长)王芳荃(王元化之父)捐了280光洋、马约翰捐了68大洋。中学教师也能拿到五六十个银圆的月薪。较之辛亥时期,市民阶层收入有了较大幅度上涨。1912年家庭女佣月薪1.5元,1921年增至3.5元;1914年非熟练工人标准日薪0.28元,19210.41元。鲁迅家的女佣,月薪23银圆。市民经济收入渐丰,会悄悄转换成对子女的文化濡渗。缺乏藏书的贫苦家庭,子弟幼时得不到基础阅读,青少年时代也就不可能舞文弄墨了。

 

近代作家大都为报刊编辑,在报社领一份干薪,然后在主编的报纸或副刊上发表自己的小说,再领取稿费。双重收入,日子过得相当舒坦。19181919年,青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任上,月薪四五十元,再向各处投稿,每月约得稿费40元。1917年,22岁的周瘦鹃供职中华书局,专门担任《小说界》、《妇女界》两本月刊的编撰,为筹措婚金,将历年发表在各报刊的外国小说编成一本《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卖给中华书局,得稿费400元,像模像样办了婚事。

 

开支便宜尽享乐趣

 

民初,教员、行政职员、工程技术人员的收入亦不低。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在推行新学制的同时,颁布了《中小学教职员待遇暂行规程》。河北是当时教育较发达地区,省会保定规定中学、师范专任教师月薪70100元、兼职教师每小时38元;校长月薪100160元、教务主任、训育主任8090元;事务主任60元以下。小学教师薪水要低得多,据1914年统计,河北全省小学教员最高月薪不超过24元,最低16元,平均20元;乡村教员每月仅四五元。

 

民初,“那时北京的生活费用很便宜,一个北大学生一年的生活开支包括学杂费在内,平均有一百八十块也足够了,节省一点的有一百二十块钱就可以过了。”1913年,顾颉刚考入北大预科,家里每月供给20余元,而北大“很不错”的伙食每月包饭仅须6元,八人一桌,六菜一汤,米饭馒头尽吃。青年顾颉刚当时的“主业”是看戏,一两角钱就可看一场戏,为省出看戏的钱,他天天吃烧饼。最勒裤带时,每月伙食费压缩至2元。据鲁迅日记,1912611他进广和楼看文明戏,门票二角;19241130入真光电影院,黑白影片票价12角;城南游乐园门票二角;最贵的演出在一银圆左右。1917年刚刚回国的胡适住北大单身教员免费宿舍,在南池子缎库胡同八号,九银圆伙食已很丰盛,学生包伙仅四两银子,合5.6银圆。他每月总花费40银圆,可盈余200多银圆,真正一工作就脱贫了。

 

1918年,清华外国教员狄登麦在北京西郊第一区调查了195家居民,其中100家为汉人、95家为满人。结果显示:北京巿郊平均五口之家,年收入至少须100银圆,以维持最低生活。换言之,在生活水准并不低的北京郊区,最低生活水准为每人20银圆/年,摊至每月仅166银圆。

 

1922年,戴乐仁教授及麦龙尔受“华洋义赈会”委托对华北地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华北一个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为每年150银圆,约合20007000元人民币。1923年,清华、燕京对北京成府村共计91户进行抽样调查,每家每年平均用度135银圆。1924年,李景汉及甘布尔对北京抽样调查,北京贫民五口之家每年用费平均171银圆。综合以上数次调查,五四时期北京及华北最低生活费用人均约1728银圆/月之间。这一数据可作为当时经济生活的基本参照。

 

“软性广告”得锦匣披梁公大名揽生意

 

经济基础一厚实,作家在社会上慢慢有了名气。那时没有一夜窜红的歌星影星,商人要做广告,只得请作家。吴趼人曾为“艾罗补脑汁”做过广告,写下《还我魂灵记》,据说得酬金300元。不过,吴趼人此举颇受世人非议,说他掉了份儿。但今天看来,作家能有广告号召力,能得经济实惠,终属好事。李涵秋在一篇小说中偶然提到某公司出产的糖果,读者便留意这种糖果,最后竟必先尝之而后快,出现争相购买的热闹场面。该糖果销路大增,该公司大获其利,盈利数倍。为谢李涵秋,公司老板特备最高级糖果,锦匣包装,派人恭呈李府。李自然笑纳,分赠亲友。这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软性广告”。

 

最有意思的是上海妓女也晓得拉文化名人为大旗。同春坊沿马路妓女忆倩,房中悬联“黛柏苍松,深环玉砌;红兰翠菊,俯映砂亭”,署名“梁启超书赠”,年月丁巳秋也。可1917年梁启超并未来沪,书法亦不类其手笔,况且梁启超书法并不佳。报人问曰:“此君乃托其名,何也?”想来不外披梁任公大名以增人气,招揽生意。

 

小学教师出身的徐枕亚,一部《玉梨魂》声誉腾起。1923年,夫人蔡蕊珠去世,同行们好事,刊登一则征求悼联的启事,徐本人亦发表悼亡《泣珠词》,自号泣珠生。这一信息引动末代状元公刘春霖小女刘沅颖的芳心,从北京投信沪上,备致钦慕之诚。几经周折,最后攻克状元公,于1924年秋在北京西单报子街同和堂举行轰动一时的婚礼,如愿以偿成为徐氏续弦。1920年代,中国社会还十分讲究门第,高高在上的官宦千金,竟向一不入流的小说家投怀送抱,还是续弦填房!犹一石击水,激起大波,街谈巷议一时沸腾。但状元公小女搅出来的这场大波,说明作家的社会地位今非昔比,虽然他们还不时用用笔名,但已毋须像古代小说家那样隐姓埋名,自惭形秽。

 

有的著名作家,因求墨宝者太多,不得不明码标价。包天笑公开发表润例:一副对联4元;寿文、祭文、墓志铭等面议。“我为甚么要有此举,因借此以拒绝许多泛泛之交的亲友向我揩油。”上海最早的电影公司——明星影片公司,也派郑正秋来请包天笑撰写电影剧本,具体要求十分简单:“只要想好一个故事,把故事中的情节写出来,当然这情节最好是要离奇曲折一点,但也不脱离合悲欢之旨罢了。”

 

文化人有社会资本被捧抬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精明的沪上医生渐渐形成一种风气,出诊名人名士及报界中人,往往不收诊费,只要求他们写点东西或在亲友中代为揄扬,便心满意足。文化人因拥有一定社会资本,已有人趋前捧抬。

 

1916年,徐铸成父亲在家乡江苏宜兴一新式乡村小学任校长,月薪20元,每年以十个月计薪。徐父后受排挤,调另一所学校任校长,月薪降至16元,家用不敷。1920年,徐父谋到石家庄京汉铁路职员席位,月薪不过24元,就多了这么几块钱,从未出过远门的徐父四处求情筹款,还组织一“会”,共10人参加,得款100元,这才有了赴任旅费。可见,当时币值含金量。

 

1917年初,16岁的徐向前在河北阜平县一家小店当学徒,年关结账领到3块大洋工钱,说“我也很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些钱”。1921年,徐向前毕业于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川至中学附小,每月薪俸20块大洋,算是很有些头脸了,很容易娶上媳妇。

 

1928年初,《中央日报》总编彭学沛邀聘老友田汉主编文艺副刊《摩登》。原本只对戏剧感兴趣的田汉,为筹办“南国艺术学院”,看上接编《摩登》每月300大洋的重金,接下此活,请学生左天锡、陈白尘帮着看稿。月薪300块大洋,可见燕京教授的身价了。

 

不过,文化人的职业差别甚大,层次错落不同。若无职差,失业的小知识分子,日子还是很难过的。1918年,伍修权之父求职无望,家里东西变卖一空,无以为生,替学校抄写讲义或誊写石印蜡纸,每写一页,得酬几个铜板,家里经常无米下锅,得买红薯糊口,为省几个钱,伍修权兄弟俩跑到十几里外的长江边,直接找运薯船上的农民买红薯。十岁的伍修权无钱上学。

 

总之,文化人有钱,社会地位上去了,引领民众求知向学,社会风气就不可能粗鄙化。也许这些点点滴滴的史料,能给后人一点启迪。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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