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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年祭》:一篇史学长文的政治意义
2012-09-27    马榕    中华读书报    点击: 1894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一本研究明朝灭亡的书,才30多页。可是,正是这样一本小册子在以往历史风云中发挥过几次较大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仍还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这本史学论著其政治功能反大于学术价值,毕竟还是少见的。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最早发表于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当时是应乔冠华、翦伯赞等人之约,郭沫若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潜心写就的。写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以明末的政治腐败,直至灭亡,来揭露影射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并告诫人们,以史为鉴,不要重蹈覆辙。而这一年,正是农历甲申年,发表日期,恰是明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死难之日。由此不难看出,从一开始,文章立意,到写作动机,都是有深含用意的。故而其产生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文章一经发表,立即激起千层浪,不仅在历史学界,同时也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但随即也遭来了国民党的猛烈抨击,说其是“为匪张目”,“将明之亡国的历史影射当局”等等等等。而且一次比一次阴险、恶毒。足见,郭沫若的文章,深深地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也唤起了人们的警醒,从而被毛泽东所肯定。于是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和19日两天,作了连载。并加了一篇编者按,称赞其文章“充满爱国爱民族的热情”,同时,针对国民党的围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此文一时成了国共两党发表政见的焦点。其产生的作用,连作者也始料不及。随后,各解放区还陆续出版了单行本,成为了中共整风文件之一,党内必读之书。

    若论单行本,且较为复杂。当时“国统区”和“解放区”皆有出版,而且远不只一种,所以这里只能对几种珍罕的,影响较大的,择要介绍一下,以便版本爱好者有个了解。

    该书最早是上海野草出版社于1945年10月结集出版,俗称“上海版”,与随后出版的“北平版”相区别。封面为白底中蓝,宋体书名竖置其间,左下有一副标题,为“明末亡国史实”,着蓝色。右上角是郭沫若毛笔签名。由副标题上就可以看出,该书内容的针对性。可是在以后发行的各版中,这一副标题都不见了踪迹。是出版社自行删除了,还是作者自己取消?就不得而知了。翻开扉页,一边是版权页,一边是“目录”。其中“前言”是该文登载在《解放日报》的编者按,而“注释” 部分却汇集于书后,有15点之多。“附录”内容包括有《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宗顾的《三百年前》、舒芜的《在情理之上(读史笔记)》三篇文章。此三篇文章几乎是同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作为对郭沫若一文的呼应。三篇文章从不同侧面,论述了明末亡国的根由,农民起义的必然,并以古讽今地影射了当朝的腐败统治。然而可惜的是,此三篇文章只有在“野草版”方能见到,其它各种版本均没有收录,致使给后来研究者留下了不小的遗憾。正因如此,也说明了“野草版”的可贵之处。

    至1946年3月,上海野草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北平版”,它与“上海版”主要差别是封面为全白色,书名改为隶味十足的黑粗体字。然后是1945年11月,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发行的单行本。它与“野草版”仅差一个月,书仍是小32开本。最有特色的是它的封面设计,上部依然沿用了隶味十足的书名,改为横排右读,中间竖排是郭沫若的毛笔签名。吸引人的是下部,竟赫然画有一幅漫画。在一个方框里,用简笔勾勒有断壁残垣、枯树朽木,和缨枪义旗。但整个画面却被血淋淋的红色所覆盖,十分抢眼,望之震撼。其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在书前有“出版者的话”,即《解放日报》的编者按。至于“附录”部分,全作了取消。

    以上两种版本,目前都已是革命文物了,轻易很难见到。当然,其中还有1946年1月通化日报社出版的,太行新华日报出版的,和各解放区纷纷翻印的多种版本。

    而人民出版社则是到1949年3月才出版。此书是民国时期的最后一种版本,也为过渡版,因此有必要提及。此书最大的不同是在正文之后增加了一篇“本文大意”,像小说的简介,便于读者了解。然后就是“注释”部分。“注释”仍按以前的版本,排印于后。而“附录”部分和“编者按”均没有收录,成了专文单行本的开端。

    时至1954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了建国后的第一版,开本、印刷不变,只是封面书名改为郭沫若自题行书,贴签式竖排于左侧。书中除《甲申三百年祭》一篇外,还增加了《关于李岩》一篇,附录于后。此范例一直沿续至今。《关于李岩》一文写于1946年2月12日重庆,也就是《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的第二年。文中对李岩事迹作了新的考证与补充外,还对李岩流露出很大的同情。郭沫若在文中说“本来也想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剧本的,酝酿了已经两年,至今还未着笔。”谁想,这“至今”一直到郭沫若去世,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此版最大的不同是,将“注释”部分安插至每页的左侧,紧随文后,这样有便于互文参阅。此版发行时,正是“三反五反”过后,“肃反”运动开始,其用意,就不言而喻了,也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出版社于1972年2月出版了建国后的第二版,通称“文革版”,它虽版权页无载印数,但按作为学习材料发行,就不难推测,印量极大。此版除开本没变外,所收文章也依照前例。但为顺应形势,做了以下三点变化:一是封面改为“时代”红色,将正中竖排的黑色宋体书名,衬托的格外端庄。二是书前增加了一篇“毛主席语录”,乃《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摘抄。该文虽比《甲申三百年祭》发表的早,但应用于此,十分恰当。这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三是还增加了一篇“出版者说明”。“说明”中介绍了《甲申三百年祭》写作和出版经过,还特别讲到了这次印行的目的。并引用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中的一段话:“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加以说明。由此可知,此版的发行,是有其政治意义的。最后,就是在正文后补充了一段“附识”。作者在“附识”中说:“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这段“附识”因没有落款,不知写于何时。但适逢这次再版,予以登录,并又一次作为党内的学习材料,在全国推行,其目的,正是针对“九·一三事件”,即1971年林彪反党集团败露事件。因此,其功用性更为明确。如果说,文章的发表,一开始,就带有针对性,那么,渐渐到了后来,就显示出它的独有的批判性,直至“文革”,已成为了警世经典了。

    至此,人民出版社共发行了三版,排印体例稍有变化,从上文可以看出。再有就是注释,从建国第一版汇集于文后,到第二版移至左侧,再到“文革版”调至下脚,这虽是形式上的变动,但看起来更规范了。主要的是,“注释”部分,需要加以阐述。第一版有15条之多,第二版减为13条,至“文革版”则仅剩5条。如此消减,反而给读者带来许多不便。如“任察”、“密勿大臣”、“磨勘”、“六壬”等等,这些名词不作注解,一般很难理解。再如“郭隗”、“冲冠一怒”乃出典之注,取消了可惜,能保留更好。还有对注释也作了重新修订,如“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句,“建国版”前注为:“‘十八孩儿’即‘十八子’,李字也。兑是西方之卦,又兑与阅通,门在右者曰阅。李闯王闯字从门,李字在门字上,故云‘兑上坐’。再由西方之卦,故联系到陕西。”这注,使人看了有点懵然。而“文革版”改为“‘十八孩儿’或‘十八子’切李字。‘兑’在八卦方位图中是正西方的卦,其上为乾,乾是西北方的卦。李自成崛起于陕西,陕西地处西北,当于乾位,故言‘兑上坐’。又‘乾为君’,故言‘得天下’。”如此,就明了了许多。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注释都是郭沫若自注,删除部分,应是编者所为了。

    关于文章论述,后人多有褒贬,但多是基于今日想法,却忘了历史事实。殊不知,在当时国民党高压统治时期,作者在既无资料可查又无言论自由的情况下,经过短短的时间能创作出针砭时事,轰动全国的史学论著已是非常之举。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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