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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后期最高学府国子监没落原因:纳粟入学
2012-09-04    朱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    北京日报    点击: 2318

 

 

 

 

晚清翰林院编修宴请英国商人

 

  9月,又一批莘莘学子即将走进大学校园。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知识殿堂,是绝大多数学生的梦想之地,也是越来越多中国人求学的必经之路。

 

  1.高等教育和官员养老的奇妙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教育和传承的国度。很多人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西欧,其实我国早在舜禹时期(公元前2000多年)就已经有了类似大学机构的记载。舜禹时期已经将教育机构分为“大学”和“小学”两个阶段,称之为“上庠”和“下庠”。到了夏代称之为“东序”和“西序”,商代称之为“左学”、“右学”。

 

  这里所说的“庠”和“序”,按照《说文解字》中的解释,“庠”是指礼官养老的地方,夏代称“校”,商代称“庠”,周代以后称“序”。在《礼记》中就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的记载。汉代郑玄做注解的时候又说,“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

 

  这就产生了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为什么我国古代将官员养老的地方与高等教育机构放到一起呢?答案很简单,国家将这些“离退休干部”和岁数较大、德高望重的老人集合起来,为年轻学生讲授各类知识。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知识更好传承,同时宣扬尊老敬老的中华美德。

 

  为保证教学的权威性,这些“离退休”的老教授们被赋予等级很高的官职,如《尔雅》中记载,“庠序,官也”,这就产生了我国古代一个极具特色的制度,老师不仅是授业恩师,而且还是学生最直接的领导。这样做的负面效果是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年轻人的创新精神,任何对教授者有质疑和独树一帜的行为,在当时多被视为“不端”或“不正”,轻则接受惩罚,重则被直接开除,永不叙用。

 

  这种“亦师亦官”的做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以至于发展到官场上某个老师一倒台,他的“门生故吏”大多受到牵连。其中最惨烈的当数明代的方孝孺案,明成祖在诛九族的同时,将“师族”算作第十族,盛怒之下将方孝孺的所有“门生”一并斩首。

 

  2.君、王族和百姓上学年龄不同

 

  有学者曾指出,我国古代大学教育缺乏类似于西欧大学的综合性教育,实际上我国自夏代开始,就将“六艺”作为小学和大学教授的主要课程,按现在话讲就是“教学大纲”。“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包括了现代意义上的数学、语文、体育、音乐、军事、政治、宗教等科目。其中“礼、乐、射、御”被称之为“大艺”,是学生们要在大学阶段学习的科目;“书、数”称为“小艺”,是学生们的小学基础课。

 

  也就是说,古时候学生们在学完语文和数学后,才可以学习诸如管理国家、音乐、军事等重大科目。即便是按照现代的教育理念来看,这也是相当科学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的科目也逐渐丰富,到了唐代已经有文艺表演专业,宋代已经有土木工程专业,明代则有了正规军事学院。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古代对高等教育的入学年龄和教学年龄也同样有所规定。西周时期规定,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贵族子弟十三岁入小学,二十岁入大学;一般人则十五岁入小学。

 

  这样的规定耐人寻味,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血统论”,认为王公贵族子嗣自然天资聪慧,可以较早进入学校;二是为了刻意拉开君、王族和一般百姓的教育程度,以维护王权统治。同样,对于大学教授的年龄也有规定,“博士”年龄必须在50岁以上。这样的规定在后世执行起来有些松懈,“成名要趁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多后世官员在而立之年就有了“博士”的头衔,历史上也有官员在面对朝廷赐予“博士”头衔之时,主动以岁数未到(《礼记》中规定的50)而请辞,这种主动推让官衔的做法为世间称道,但是能面对荣誉和权力不动心的人很少,仅在东汉发生过几次而已。

 

  3.贵族子弟陪太子读书可备选高官

 

  我国大学教育机构的发展到了汉代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专业性机构——太学。所谓太学,就是太子学习的意思。太子一个人念书可能会略感寂寞,而且效率也不高,所以,朝廷一般以贵族子弟为核心列出一班适龄孩童陪读,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古代最高学府。

 

  这种以“陪太子读书”肇始的太学模式,从一开始就蒙上了贵族面纱,参学者称“太学生”,学校称“太学院”,主讲老师称“博士”。从这一超华丽的太学组成,就能看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另一主要特征——养士。

 

  试想一下,这群孩子从小就被顶尖教授指导成长,身边玩伴不是太子就是王侯将相后嗣,甚至可以直接见到皇上(皇帝有时会客串讲师,例如汉明帝就特别喜欢四处讲学),出入宫禁,平时由禁卫军陪护,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一经毕业就被授予各种官职,太学也就成为培养大臣和保卫王权的摇篮。

 

  很多朝代都有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太学毕业的学生只要考核及格,就可以直接授予高级官职。如魏晋时期太学生毕业直接授衔“郎中”。所谓“郎中”就是皇帝身边的机要人员,一般是从六品以上官职,按现在话说,这些学生毕业后直接任命副厅级以上官职。所以,太学成为历朝历代为朝廷“养士”的主要场所。

 

  自汉武帝正式创办太学以来,太学生生源不断增多,以前仅以皇族子嗣为主要成员,后来发展到高级官员子嗣也可候补参加。等到王莽篡汉的时候,王莽以儒生自居,扩充太学生上万人。起义军开始攻打京师时,王莽没有率军抵抗,而是带着上万儒生去“哭天”,谁哭得凶,谁就能当场得到官职。于是太学院上演了一出有史料记载的上万人的“哭天行动”,还没等哭完,起义军就将王莽杀死,太学生一哄而散。

 

  4.国子监破除“血统论”吸收人才

 

  太学虽然是我国古代名义上的最高学府,接受太学教育的人多被称为“国胄”或“世胄”,但因其贵族特点和规模限制,不可能在全国推广,也无法圆更多人的“大学梦”。于是“国子监”作为隋唐以后至明清时期最主要的教育机构出现了。

 

  国子监设立的初衷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太学生源太过狭窄,很多贵族子弟从生下来就已经继承了祖辈官爵,所以不必再进行额外努力,这就导致太学无法培养出真正的国家栋梁。尤其到了魏晋以后,贵族子弟大多骄横无知,根本无法承担偌大帝国的管理工作。所以,扩大人才培养范围就成为统治者的必然之举,国子监应运而生。

 

  令人没想到的是,国子监的出现竟然成为影响中国与西欧历史发展方向的原因之一。

 

  在欧洲历史发展中,贵族和神权是两大支柱主线,世俗事务由贵族统治,神权事务由教会统治。贵族生下来就是贵族,只要不违反法律,连国王和皇帝都无权剥夺其权利;平民生下来就是平民,不管立了多大的功劳,最多只能封为不可继承的“爵士”头衔。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从未有过平民起义称王称帝的主要原因。这种“贵族式”统治客观上造就了欧洲法治和民主的传统,也为日后资产阶级革命埋下了伏笔。

 

  中国在汉代之后至魏晋已经形成“士族”,所谓“士族”是区别“庶族”而言的,前者是贵族,后者则是平民。士族子弟从生下来就可以得到官职,从进入太学学习到做官是顺理成章之事。而庶族除非有特别的功劳,一般不会授予官职,更不会封侯拜将。我国士族制度东晋发展到了顶峰,甚至士、庶两族互不来往,禁止通婚。

 

  从这一点上看,这一时期的中国与欧洲并无本质区别。可是,中国地域辽阔,人口稠密,仅依靠那一小部分的士族无法做到有效管理,而且我国统一和平的时期远远超过欧洲,士族子弟经过几代的歌舞升平之后,大多腐朽衰落。摆在统治者面前的就只剩下另辟蹊径招贤纳士这条路,即利用与太学并行的国子监来接纳非贵族子弟,通过教育和考察为国家吸收人才。

 

  国子监又称国子学,自晋代建立后,入学的学生素质较之太学生有很大提高,逐渐发展成为可以与太学中贵族士族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后来到了隋唐以后,科举制应运而生,更多的平民可以通过学习和努力参与到国家管理工作中来。从这时候起,庶族发展开始压制士族发展,国家管理的“血统论”逐渐消亡,自此,中国历史走上了与欧洲不同的发展道路。

 

  5.备考科举制让国子监成为应试教育鼻祖

 

  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度成为国家官员出处的主要来源,国子监逐渐开始超越太学成为宋元明清时期国家最高学府。这个时期国子监的职能除了日常教学外,还承担着如今教育部的管理国家教学的职责,很多国子监的讲教授,还兼任“国家教育部”的行政职务,如北宋著名学者程颐曾任判西京国子监。

 

  这个时期国子监讲授的课程较之以前有所不同,由“六艺”改为“六学”,“六学”是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到了明代科举改为八股取士以后,国子监课程也相应做出了调整,即研习“四书”、“五经”、“理性大全”以及各式律令等。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大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备考。

 

  自科举制出现,尤其是明代以后,国子监由原本精英教育的基本职能,逐渐转变为应付科举考试的备考职能。理由很简单,国子监和太学不一样,太学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得到官职,而国子监毕业后还得需要考试,经过淘汰后才可授予官职,中国的应试教育鼻祖应运而生。虽然科举取士有众多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大学毕竟不单纯是备考机构,以应考的心态学习,怎么能达到培养多方面发展人才的目的呢?因此,自国子监成为“备考培训机构”开始,预示着我国古代大学与欧洲大学产生差距,至今影响仍在。

 

  以史为鉴

 

  出售“毕业证”导致消亡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高学府国子监没落的最终原因,在于“纳粟入学”的出现。

 

  自明清开始,一些没有经过初步入学考试的有钱人家子弟,为了能进入国子监“镀金”,可以通过交纳一定量的粟米免试入学,甚至还可以“函授”教育。这些粟米的数量在100石至800石不等。

 

  一开始,“纳粟”的数量较高为800石,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了,按照明宣宗时期法律规定,死刑犯“免死”只需交纳80石粟米,可想而知,800石粟米十倍于此,一般人是绝对交不起的。后来,国家为了搞“教育创收”,逐渐将“纳粟”数量减为100石,以达到薄利多销之目的。

 

  “纳粟入学”制度衍生出一系列所谓的“教育创收”行当,到了清代,国子监的“毕业证”甚至可以通过法定渠道买卖。只需先向吏部交纳108两白银的“护照费”,然后再到国子监交纳一两七钱的“监照费”(手续费)后,即可到手一张如假包换的“学历证明”。

 

  据史料记载,清代每年国子监创收仅手续费就达到14万两,也就是说,每年有至少8万名学员未经考试拿到“毕业证”。实践证明,以出卖国家教育作为盈利模式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国子监到了1905年走向没落,被学部所替代,随之消亡的是诞生国子监的封建制度。

 

  叹为观止

 

  掌握特权的“招生办”

 

  此外,还有一个机构与我国古代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它就是翰林院。严格意义上讲,翰林院并不属于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翰林院始建于唐代,从一开始就作为皇帝私人的文秘办公室出现于历史舞台。翰林院主要职责是帮助皇帝起草诏书,担任皇帝的随身顾问,属于兼智囊团和文秘处的双重职能。翰林院之所以和我国古代大学机构存在密切关系,原因有三:

 

  其一,翰林一般都是皇子皇孙的陪读者和“兼职导师”,这一功能在后世逐渐发展成为由皇上任命的,由翰林组成的讲师团,按期去国子监讲学、谈人生。这个皇子皇孙的“兼职导师”的头衔更为厉害,一般太子的师傅都由翰林兼任,有些翰林甚至有处罚太子的权力,更何况一般监生和太学生了。这些特权使得翰林院在对学生的控制和影响上远远大于国子监。

 

  其二,翰林院一般掌管科举考试的出题、批卷和面试工作。这个职能有点像现代大学的招生办,只不过这个招生办官员的官衔很大,大多是从二品以上的副国级待遇。古代科举之时,及第者的老师并不是自己的授业恩师,而是批卷者和面试者。由皇帝自己主持的殿试头几名,享有“天子门生”的美誉,没有机会进入殿试的,则认批卷翰林为“恩师”。出榜后,及第者必须“组团”带着礼品登门拜访这些甚至从未见过面的“恩师”,一来“认祖归宗”理清关系,二来认识下同期及第的各位“同年”。若干年后,这些“同年”和恩师将成为他在朝廷中最有利的关系脉络。中国特殊的科举制度和官场行事风格,造就了这种特殊的师徒关系和同学关系,这种影响至今仍在。

 

  其三,翰林院是国子监“毕业”后最理想的去处。一般科举发榜后,“录取通知”上会写着不同的待遇。例如进士及第、殿试第几等,这些都是虚的,因为离最终得到“实缺”可能还需时日。如果后面再跟上一句“入选翰林”或者“钦点翰林”的话,那么得到这张“录取通知”的人则马上就可以得到进入朝廷最高权力核心的机会。一般只有科举考试中得到殿试前三甲者才有可能直接进入翰林院。

 

  在中国古代官场是要看出身的,这个出身分三六九等:以“捐官”(花钱买的官)最差,“荫蔽”(祖上传下来的爵位)次之,一般科举出身为中,进士出身为优,一旦进士及第后还“点了翰林”,那就堪称优中之最了。单凭一个“翰林出身”就可以马上与朝廷首辅、王公贵族平起平坐,回乡探亲四品以下官员需要列队迎接,家乡父母官和乡亲百姓会为其母修建牌坊。一旦遇到诸如册封太子、太后寿诞之类的大事,翰林出身的人是最有可能得到皇家册封其母系亲属之人,这也是封建社会“封妻荫子”和“光宗耀祖”的主要形式。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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