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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奇到志异——谈汪曾祺先生
2012-08-30    王风    中华读书报    点击: 1342

汪曾祺是不需要详细介绍的,离世近十五年,相信仍拥有大量的读者。他的创作生涯断断续续,1940年代初试锋芒,1960年代零星写作,真正让他获得声誉的是1980年代,那时已是“老作家”。他的长辈如1920年代崛起的谢冰心等,1930年代走红的曹禺等,虽然间有所作,但已不成其为当代文坛的构成。巴金《随想录》影响巨大,不过主要作为思想文本被对待。至于他的同辈,比如《九叶集》的那些,则作为文学史的失落群体被发掘,其中有些也做过重新写作的努力,但都不像汪曾祺那样真正产生巨大影响。民国时代的作家,到了“新时期”,似乎只有汪曾祺是唯一“有效”的,风生水起,老树新枝,与几代晚辈争一日短长。从这个角度说,他是颇为特别的。

 

    通常,汪曾祺会被归入新文学中的“京派”一系,所谓“京派”,本就是一笔糊涂账,也未必有仔细分梳的价值。他1920年出生于扬州附近的高邮,地在江北,但文化上则是江南的延伸。1939年入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与沈从文等发生联系,之所以归为“京派”大概源于此。光复后在上海呆了两年,此后长居北京。其中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系“右派”,流放张家口三年有余。因而就他一生经历而言,与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五地结缘,而尤以高邮、昆明、北京为重要。揆诸其一生文字,背景、取材无非也是这些地方,比例大致与其生活时间的长短相吻合。这一点确乎与被认为“京派”作家核心人物的废名、沈从文等取径一致。

 

    汪曾祺真正获得全国性声誉是在60岁以后,1980年《受戒》刊发,文坛震动,因为就当时的大环境与文学界的现实状况,似乎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东西。作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拘束,描摹少年男女的情窦初开尤其爽朗,在当时这显然是个犯忌的题材,但他写起来不以为意落落大方。这里既没有几十年延续而来的“敌我”或者“阶级”,也没有当时时新的“反思”或者“解放”。究其原因,在于汪40年代的文学经验,以及其后三十年间始终未能真正成功被“改造”。他写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所理解的“人性”,三十年世间沧桑,在他作品里了无痕迹。他不去回应那个时代,似乎也并不属于那个时代。

 

    但他确乎部分构筑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用的是三十年前的感觉和材料。其中如《异秉》等,更是直接用40年代小说的题材重新写作,不过手法迥异,不但完全没有现代派的痕迹,甚至很难看出作为小说的经营。如此摈落一切技巧,在汪曾祺那儿被概括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

 

    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关键在于他叙事的方式。汪曾祺40年代的创作就是“诗化小说”,重意境而不重事件,80年代这方面恰恰一脉相承。之所以给人差异很大的印象,一是叙事方式的改变。40年代时汪曾祺声称小说是第一人称的艺术,此时几乎全用全知叙述,没有原来限知叙述的紧张感;二是语言高度成熟,并且去除“欧化”,使得技巧化于无形。这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比起同时的诸多各色现代派或伪现代派作家,汪曾祺是“传统的”,殊不知这所谓“传统”正包裹着也许他本人都未必意识到的现代主义创作观念。

 

    八九十年代的汪曾祺,总的倾向,越到晚年,散文越写越多,小说越写越短。其中八九十年代之交有一批引人注目的作品,就是改写《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故事。与蒲松龄比文笔,确实算得上豪举。《聊斋》是以传奇笔法志怪,文字活色生香,正与《受戒》等相类,但汪曾祺改写用的却是“大白话”。他最后十多年的写作,约略以此为界,语言上是经历了变化的。前期近于“传奇”,后期则走进了古代笔记的传统,类于真正的“志异”,“志”者“记”也,也就是笔录一些事情,小说、散文畛界的日渐模糊正由于此。

 

    通常文学史论及汪曾祺时,会将他放在废名、沈从文这一脉络下,而且他们三人都自认为“文体家”。确实,这两位前辈作家对汪影响最大。再往上的周氏兄弟,他很尊崇,但并无直接的取法。废、沈二位,同样是写到后来,小说、散文混为一体,这其中有什么道理,是很值得玩味的。因为三个人的路径其实很不相同,废名一开始似乎不知道小说该怎么写,及至后来明白了,则发展出一个观念,即小说首先是“文章”,随后几度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沈从文开始写作,是连标点也不会用,一支笔打天下,他的观念核心,其实是如何“讲故事”,用不同的办法来讲,讲到出神入化,“小说”的外套就套不住了。与这两位不同的是,汪曾祺一开始是知道怎么写小说的,他后来的几度变化,与时代的变迁有很大关系。

 

    无须忌讳,就总体的创作成就而言,汪曾祺并没有沈从文的广度,也没有废名的深度,当然更谈不上周氏兄弟的阔大。通俗的说法,算得上是“名家”,却不太够“大家”。他读书随性,很难称得上博学。写作随缘,有条件就写,没条件也不烦恼,无非过日子而已。他总在可能的限度内生活、写作,绝不试图“超越自我”,这是二周、废、沈所未必有的心境。晚年得大名,邀访求序络绎于途,他似乎都不大拒绝。看他的游记,不少是接受招待之后的“文债”,而他所作序的那些作品,不过一二十年,大部分已湮没无闻。这浪费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不过他本就对自己的才华和成就不大上心。也许可以慨叹他的“未尽才”,但也正是这份难得的“无大志”,造就了其作品的落拓不羁、清雅绝俗,也决定其必可传。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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