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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驹翔:从汤用彤先生不高兴说起
2012-08-24    董驹翔    中华读书报    点击: 1385

汤用彤(锡予)先生于19386月在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此书是先生在北京大学等校多次授课基础上写成,其间数次重印,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部对中国佛教史作了开创性的梳理工作,并做了极深入细微研究的创新之作,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已成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的经典。当年此书出版后,贺麟教授即指出此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汤一介:《昌明国故,融会新知》,载《汤用彤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名至实归,正是这样一部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在1942年由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最高学术奖。“最高奖”仅两部,另一部是冯友兰先生的著作。由此也可见此奖规格之高,获得之不易。但是,出人意料,汤用彤先生得知此事后,反而不高兴了。对朋友说:“多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打分,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用彤先生之公子、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汤一介先生在《昌明国故,融会新知》一文中曾说及此事。

 

    汤用彤先生的“不高兴”使我们看到了在这样一些把生命献给学术的前辈知识分子身上,那种非常难能可贵的而更值得珍视和学习的精神。汤先生不看重别人对自己著作的评价,哪怕是“最高奖”,这无疑是基于自信和自持,他明白一部著作之价值并不一定由是否获奖来表明。自己的呕心之作,其价值和意义,心中必自明,对其评价不为外界左右,心自不受束缚。这也是中国优秀学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使然吧。

 

    坚守一种高尚的人格精神是不容易的,我们在汤先生身上看到了这种坚守,一种对君子人格的坚守,也是如林语堂说的,在这熙熙攘攘、世事纠纷的世界上,唯有一个“直”字可做标准。用彤先生对评奖的淡漠也正表现出他坚守的标准也正是这个“直”字。对“最高奖”不高兴,并不是说他对自己的力作不看重,相反,这正表达出他的自信、自爱,因为这样的学术著作首先是自己的。

 

    汤用彤先生对待评奖的态度使我又想到伟大的女性、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玛丽·居里。她一生献身于科学,特别是对放射性元素的发现、研究作出杰出贡献,发现放射性元素钋。为了科学,当美国总统决定送给她珍贵的一克镭时,她欣然接受了,但是,此后法国公共教育部要授予她“荣誉军团勋章”时,她却坚决辞谢了。那一克镭可为科学研究服务,珍贵、难得,为了科学,可收;而那勋章,尽管也甚高贵,也是巨大的难得的荣誉,大概因为也不过是一种虚荣吧,玛丽·居里毫不犹豫地谢绝了。

 

    评奖并非不需要,更并非一律伪劣。对真正的贡献、学术创新应予肯定,更可表彰颁奖,以尽量使之有社会积极影响,成为楷模、榜样,这可发扬学术的科学精神,并促进社会进步。翻译家林少华先生的话也使我们深思:“今日中国的大学校园里,难得再有经得起学生再三阅读、品味、传诵的尚未老态龙钟的教授及其故事。”(《大学、大学教授:等等灵魂!》,《社会科学报》)说得极是!今日之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们,太需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学人精神了。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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