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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艳玲:胡适的科学文化观
2012-08-10    马艳玲(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光明日报    点击: 1417

 

 

上世纪初,如何走上富民强国之路,是中国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共同关注的历史命题。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胡适终生秉持科学理性态度,以审视的目光重新考量传统思想、文化、制度、风俗、人物,并身体力行致力于科学观念的推广,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科学文化观。

 

在胡适看来,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它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因子。他反对所谓西方就是物质文明,东方就是精神文明的流行看法。胡适在对东西文明的比较中,主张把物质文明看成是东西文明比较的客观标准。他认为某个民族的文化是适应环境的胜利总结,而适应环境的成败,要看他们发明器具的智力水平,文化的进步是基于器具的进步,东西文化的区别就是由所用器具的不同来表现的。他说:“人是一种制造器具的动物,所以器具就构成了文化”,“文化之进步就基于器具之进步”;“东西文化之区别,就在于所用的器具不同”。

 

根据这一标准,胡适比较分析了东西文明之间的根本差异,认为东方文明的最大特点是知足,故不思进取;而西方文明的最大特点是不知足,故不断革新。他说,西洋人由于“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相反,“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见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想当顺民。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动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这种文明可遏抑而决不能满足人类。”

 

由此胡适得出中国文化具有着“文化惰性”的不足,这种惰性特征的症结在于中国的传统封建礼教文化,其中,中庸思想的影响最为突出。胡适为此塑造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的形象,得过且过、麻木不仁、明哲保身、甘居中游、安于现状,如此下去,中国便将成为一个“懒人国”了。如何能够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地改变这一状况呢?胡适认为与中国传统文明相比,西方文明的突出特征是科学、技术与民主,而核心在于科学。胡适指出,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才能再造文明,而信奉中庸之道的传统文化恰恰缺少了科学的因素。“科学可以减轻人类的痛苦,提高人生的幸福,所以现代世界文化第一个理想目标是充分发展科学,充分利用科学的成果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文化是一种生活的方式,那么科学的文化就是一种科学的生活方式。胡适提倡科学的文化就是“要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胡适一生都在圆科学救国这一梦想,崇信科学,重视教育,他坚信“赛先生,活菩萨。”

 

胡适认为要树立以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必须在思想领域进行一场除魅行动,那就是清理传统文化,即“整理国故”。“国故”是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树立新文化,打倒旧文化,要从“整理国故”开始。胡适说,国故是过去的文物,是历史,是文化史;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那以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织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基本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态度是采取怀疑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方法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目标是整理国故,再造新文明。

 

胡适的科学观最终目的在于改造国民性,要培养国民良好的心理状态、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突出体现在科学人生观的塑造上,也就是说用科学的精神、态度与方法对待与指导人生的问题。胡适说,科学的人生观要做到三个字:“疑”、“思想”、“干”。具体而言,要做到对于任何事物要有先疑而后信的态度,要有理性的批判精神,要有真做实干的行为。

 

毋庸讳言,由于“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因此他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可能仅仅流为一种通俗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只能停留于考据一族,无法解决社会的复杂问题与根本问题。另外,在中西文化论战中,胡适运用西方文化作为价值尺度,以此衡量、评判中国传统文化,往往会得出否定性的、偏激不当的结论。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胡适思想中,始终同时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情结”。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再生的结晶品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是带着西方的色彩,但是如果把表面剥掉,你就可以看出做成这个结晶品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因此,当胡适主张向着西化的怀抱猛扑时,中国固有的文化会自然而然地将他从西化怀里拽回到“中国本位”上来,使他坚信整理国故的目的是要保留国粹而非抛弃传统,要再造文明而非毁灭自身,要与世界同步而非排斥进步。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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