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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来明:近代学术转型中的“文学”
2012-07-31    余来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光明日报    点击: 2154

甲午战争以后,无论是宣扬还是排拒,西学都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无可回避的话题,借西学诸说阐发中国学术也成为普遍风尚,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体系受到极大冲击。为了与“西学”进行抗礼,部分中国士人借用“国学”指称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在此背景下,是抛弃传统完全接纳西方学术体系,还是在坚守传统学术结构的基础上为我所用,不同的学者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作为1900年代后登上学术舞台的近代学者,刘师培(18841919)学术观念的最大特点,是以西学的知识论述中国的学问,但不做简单比附、套用。他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自身特点出发,进行深入、恰切的论述。一方面,他在自己的论述中广泛使用新名词、新术语;另一方面,又对新名词的使用持审慎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自新名词输入中国,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察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坏,遂有不可胜穷者矣。”(《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刘氏在接纳西学时的态度。由此出发,他一面以新的名词、术语解析中国传统学术,同时也注意结合中国学术独异的特点。如在《周末学术史序》(1905)一文中,将中国周末学术以分别纳入西学的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即逻辑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即经济学)、兵学、教育学、哲理学、工艺学、法律学及理科学(即自然科学)诸科等范畴予以论述,仅有“术数学”、“文章学”二者未采用新学名。缘于此,虽然刘师培所长在经学、小学、校雠学等传统旧学,但是他在政治学、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地理学等方面的著述,也被认为是陈寅恪所倡导的“预流”之作。

 

关于刘师培学术观念的变化,钱玄同据刘氏著述中前后见解的不同,将其分为两期:19031908年为前期,认为其特点是“趋于革新”;19091919年为后期,认为其特点是“趋于循旧”。从1903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作到1919年去世,刘师培所处的时代,正是中西学术交汇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刘氏学术观念的演变,与其时主流学术的变迁趋势可说是逆向而行。究其原因,既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也与他的旧学渊源有一定关系,也缘于他在“趋新”之后,洞见中西学术传统的差异,体悟到以西学衡量国学,难免削足适履,造成不谐,于是转而肆力古学。

 

刘师培对西学、国学的许多认识,虽然因为时代所限都不免有所缺失,却是融汇中西重要的环节。在中国学术长期笼罩于西方话语的背景下,反思刘氏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有助于建构中国学术的民族话语。刘师培对西方“文学”观念的汲纳及其中国文学史书写,在建构民族学术传统的历史语境中,其学术价值值得重新予以认识。

 

 “文学”作为“国学”的一支,在中西文化语境中存在很大差异,一指广义学术,一指以“纯文学”为核心的近代新义。刘师培早期使用的“文学”一词,沿用的是“文学”的中国古典义,用于指广义的“学术”,强调“文学”所包含的“文”与“学”两个层面的内容:“宋代以前,义理考据之名未立,故学士大夫,莫不工文。六朝之际,虽文与笔分,然士之不工修词者鲜矣。唐代之时,武夫隶卒,均以文章擅长,或文词徒工,学鲜根柢。若夫于学则优,于文则绌,唐代以前未之闻也。至宋儒立义理之名,然后以语录为文,而词多鄙倍。至近儒立考据之名,然后以注疏为文,而文无性灵。”(《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唐代以前,“文”、“学”兼重;唐代以后,“学”与“文”分。由此出发,刘师培在使用“文学”概念时,做了时代上的区分,而区分的重要依据在于“修词”:唐代以前,“言语”(载之于文字的)与“文学”在孔门虽分属二科,然而在“修词”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故而“文”与“学”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一的,均属于“文学”范畴;而唐代以后,“学”(具体来说指理学语录和考据之作)的述录已经背离了“修词”的要义,因此应当被排除在“文学”之外。这一区分,符合“文学”概念在中国古代演变的实际。在这一点上,他要比章太炎更具有现代意识。章太炎关于“文学”的名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曾受到“五四”以后学者如凌独见、谭正璧、胡云翼、容肇祖、郑振铎等人的广泛批评,正如蒋鉴璋所说,“此义过泛,今所不取”。

 

刘师培的“文学”概念虽然是指“文章”、“文”等古典词义,但不同的时代其所指的对象又有所不同:周秦至唐,“文学”范围较广,史著元典、诸子论说,都包含其中,而以“修词”为衡量标准,如在《周末学术史序》文中,有一节论周末的文章学史,其论述对象包括史文、祝文、祷文等;宋代至清,“文学”范围较狭,乃指“词章之学”。“故近世之学人,其对于词章也,所持之说有二:一曰鄙词章为小道,视为雕虫小技,薄而不为;一以考证有妨于词章,为学日益,则为文日损。是文学之衰,不仅衰于科举之业也,且由于实学之昌明。”(《论近世文学之变迁》)此一“文学”概念,与今世之“文学”,在具体所指上已基本一致。

 

能够集中反映刘师培“文学”观念的,是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论文杂记》。《杂记》概述中国古今文章流别说:“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奡,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也。而屈、宋《楚词》,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惟文学臻于极盛,故周末诸子,卒以文词之美,得后世文士之保持,而流传勿失。则修词学乌可不讲哉?”(《论文杂记》)就其论述文体来看,在诗、词、曲、赋、小说等文体分类上,与今世的“文学”观念一致,而在散文(“文章之文”)的区分上,比今世的“散文”更为宽泛:箴、铭、碑、颂等文体的作品,在今世的文学史著作中已很少涉及;此外又据《文心雕龙》之说,另立“杂文”一体,属于文体分类的有连珠等。显然,刘师培的“文学”观念,其基本立足点仍然是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这一点,可由刘师培对中国古代“文”的概念所作的梳理予以证明。(参见《论文杂记》)“文”的概念随时代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论“文”之史,其具体对象是否应该随之变化?刘师培关于中国文学变迁的论述,反映了他在运用西方观念研究中国文学方面所持的审慎态度。从总体上看,今世的“文学”观念,大体相当于刘师培所谓的缘于屈、宋一脉的“词章之体”。

 

刘师培对近代“文学”观念确立以及文学史书写主导地位所作的推动,除了概念层面的阐释外,其所著《中国中古文学史》等直接以中国文学为论述对象的文学史著述,影响更为直观,更加深远。从对“文学”概念的理解和文学史书写的实践来看,刘师培的论说一方面在内在精神上与西方近代“文学”概念基本一致,另一方面又是在充分考察中国“文学”概念古今演绎基础上展开的达情之论,在接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同时,立足中国文学发展的自身线索。类似著述,为民国以后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对其“文学”观念和文学史书写实践的重新审视,为当下重新书写文学史及理解“国学”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典范。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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