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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卜五:“六经皆史”还是“六经皆经”?
2012-07-30    郑卜五(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教授、所长)    中华读书报    点击: 2002

我平时读书主要以传统典籍为主,近来读了一些清人的文集和著作。涉略到这方面时,就会牵涉到一个争论,即“六经皆史”的问题;关于“六经皆史”,以前有很多说法,传统认为,六经就是六艺。其实,古代所谓的六艺和现代的六艺有很大的不同。我个人的看法是,并不见得就是“六经皆史”,如果宽松一点来说,是“六经皆艺”,精准一点说,是“六经皆经”。我并不是要在这里引起一场“六经皆史”或“六经皆艺”的争论,而是,从宏观来看,六经本是从六艺而来,只不过是到了汉代,因为提倡经学,六艺就被列为六经。

 

因为时代的关系,后来专门讲史的人提出了“六经皆史”。其实还有其他许多不同的说法。如郝经主张“六经皆道”,史学家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马一浮则认为“六经皆艺”,诗人钱钟书则认为“六经皆诗”,龚鹏程先生站在文学史的基本立场,是反对汉儒,甚至反对经学,他认为以魏晋的审美自觉而言,“六经皆文”。或许,将来会有某位哲学家提出“六经皆哲”或“六经皆子”。

 

六经之说源于《庄子·天运》,其中,老子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老子认为六经是先王的陈迹,这种遗迹是脚印,而不是脚。而这个说法,引燃了西汉之后“经史之争”的火苗。

 

《三国志·荀彧传》中注引何劭记荀粲说六籍为“圣人之糠秕”,钱钟书《谈艺录》认为这正是“六经皆史”的开端。隋朝的王通在《中说》里直接说《书》、《诗》、《春秋》“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唐代刘知几《史通·六家第一》在叙述史家源流时,便以《尚书》、《春秋》为六家之一。这是史学家对经的看法。宋代朱熹认为读书的次序,应当以程颐所教“先经后史”为是。陆九渊认为著书立说就是要“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认为韩愈提倡“文以载道”是“欲因学文而学道”,即为了学文而学道。

 

到了明代,王阳明认为,《春秋》“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所以“五经皆史”。而李贽则贬斥经书为“六经皆史可也”。王世贞重史轻经,认为《六经》是由史而论之理,盈天地之间“无非史而已”。这是就典籍的意义而言的。

 

清人顾炎武认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钱大昕认为经史无二学,是因为“李充、荀勗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来排斥乾嘉汉学之盛,章太炎深受章学诚的影响,提出“经者古史,史即新经”。这种说法是融通经史的方式。

 

《史记·孔子世家》认为,六经是经孔子“编次其事”。廖季平认为,《书》《诗》《礼》《乐》《春秋》,笔削全由孔子。皮锡瑞《经学历史》、廖季平《知圣篇》、康有为《孔子改制考》都驳斥古文经学,认为“今古文之争”始于疑经,渐至非圣;自杜预说《春秋》以尊周公卑孔子,宋人说《易》尊伏羲、文王以压孔子,将六经归为文王周公旧典,在汉以前是无视这种观点的。刘歆、班固屡称孔子,不道周公。到了汉明帝并祀周孔,郑玄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更受古文家所推崇。

 

蒙文通认为,六籍是经过“删定之书,则大义微言,粲然明备”。马一浮先生提出“六经该摄一切学术”,认为六艺即是孔子之教,“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长存。”在这里,六艺即等于六经。这种看法我本人也很赞同。

 

有人认为,“六艺”是以年龄、深浅分为小艺和大艺。书、数为小艺,是所谓的初级课程;礼、乐、射、御为大艺,是高级课程。另一种说法认为,夏、商、西周的六艺属于军事技艺,儒家六经属于理论和知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见于事为艺”,将涉及具体事物的“礼、乐、射、御、书、数”称作生活技能教育,抽象事物“诗、书、礼、易、乐、春秋”称作学术理论教育。

 

我个人的看法是,“礼、乐、射、御、书、数”是培养武将必备的技能课程,“诗、书、礼、易、乐、春秋”是培养文官必备的技能课程,但实际上,春秋时期是文武皆习,只是因人而有所偏重而已。因此,宏观来说,“六经皆艺”。

 

有人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典籍定为《六艺》。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孔子所言:“六艺于治于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汉代推崇孔子教学的典籍,作为治世教化之用的范本,而将儒家六典定为六经,成立五经博士。因此,精准地说,是“六经皆经”。因为汉代以后称经是有特定意义和范畴。而传统读书人,则以经书为其立身处世的基本文化滋养。

 

其实,六经皆史是史学家的期盼,这也没有争论的必要,经学有经学的要义,史学有史学的要义,经学的要义在求善,史学的要义在求真。各有所偏,各有所能。中国的学问与西洋的学问不同,并不是以求真为目的,其最终目标是求善。中国是以礼治国,而非以法治国。善是其目标,礼是实现的途径。

 

因此,我在读清人著作反观这个命题的时候,认为应该客观地来看待。在今天,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背负古人“今古文之争”的原罪,那些典籍都只是各具特质的材料而已,经史之间不应该再打来打去。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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