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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执斌:也谈“化干戈为玉帛”
2012-07-25    马执斌    中华读书报    点击: 1751

我有一个习惯,绝不随便扔掉带字的纸。星期五,儿子下班回来,把一张包东西的报纸顺手扔掉。我拾起来一看,是2011823《光明日报》的“新知”版,上面有一篇文章,题为《化干戈为玉帛成语穿越记》,作者杨雪梅。题目挺有意思,题目下面的引言更让我感兴趣:“考古发现表明,玉帛与干戈并非出自同一时代。那么,这两个词是如何‘穿越’时间结合成一句话的呢?让我们从对良渚文明的研究一看端倪。”压题图是良渚博物馆展出的玉龙手镯和玉戈、玉璋、玉凿、玉柱形器。这“玉戈”,既是“戈”,又是“玉”,不同时出现在良渚文化时期了吗?我很纳闷,想尽快弄清作者是怎样穿越成语“化干戈为玉帛”的,就将整篇文章迅速地浏览一遍。正文有两个小标题:头一个是“成语与考古发现的矛盾”;后一个是“‘化干戈为玉帛’——造个词来盼和平”。正文左边有一栏起知识链接作用的图文。图是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文的标题是《说文解字》,分别解说了“玉”、“帛”和“干戈”。这栏下面还有一图,是三星遗址出土的玉面人像,旁边提出一个问题:“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都很多,不知那时是否既有‘干戈’也有‘玉帛’?”

 

    浏览过后,我了解了作者的思路和观点:正像作者所说,“发现于1936年的良渚遗址和以此而命名的良渚文化,以江苏、江浙的太湖流域为中心,是长江下游具有代表性的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大体处在距今40005300年之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作者认为,“在良渚,玉器主要有琮、璧、钺、仗形器、管状器、珠、坠、玉粒等,分为礼仪玉器和装饰玉器两大类,而以礼仪玉器最有特色。”“在湖州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属于良渚文化的纺织品遗存”,“其中一块被鉴定为最早的绢织物”,“材质是经过缫制的家蚕丝”。那时候,“帛是与玉相提并论的礼仪用品。”可是“干、戈都是与青铜时代的到来相关联的。”作者说:“化干戈为玉帛”的成语出自《淮南子·原道训》,故事与大禹有关:“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作者指出:“从这段记载来看,在尧舜禹的时代,已经有许多的‘玉帛古国’了,而且已经有了‘诸侯’和‘甲兵’,所以才会有‘化干戈为玉帛’的成语。但从中国的考古发现和更多的文献记载来看,那时的‘玉帛古国’应该没什么‘干戈’,祭祀才是当时最主要的社会行为,即所谓的‘有祀无戎’。至于‘囯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连祭祀带打仗,应该是商周的事情。那为什么‘玉帛’会成为古国(或者方国)与和平的象征呢?”作者的说法是:良渚文化时期“存在着许多的玉帛古国,‘有祀无戎’是可能的。只有当古国走向王国时,才发生兼并、资源掠夺和战争,只有‘礼乐坏崩’后‘尚武好战’之风才兴起。我国的文献上关于尧舜的记载大多是尧天舜日的美好生活,实行的是禅让制,根本不需要战争和武力来实现王朝的更替。而从炎黄开始,关于战争的神话与记载才频繁起来。也许正是如此,人们才会怀念玉帛时代,才会发明出‘化干戈为玉帛’这句成语吧。考古发现也证明: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之间的盟誓确实是写在玉石片或者帛书上的。”

 

    说成语“化干戈为玉帛”中的“玉帛”象征“和平”没有问题;但把“玉帛”象征和平的理由解释成“怀念玉帛时代”,因为“那时存在着许多的玉帛古国,‘有祀无戎’”,这种观点是笔者前所未闻的。“化干戈为玉帛”,蕴涵着厚重的中国古代文化信息。所以,笔者也想说说自己的一些粗浅意见,向杨雪梅先生和广大专家学者请教。

 

    “干戈”是两件古老的兵器。干是防护器具,即盾牌;戈是格斗噐具,即平头戟。《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了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据此写下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可见古史传说时代已有干。最初的干是木制的,这可以用民族学的材料进行印证。例如台湾高山族过去使用的原始盾牌,是用长方形木板制成的,上面绘有各种图案花纹,后来又将坚韧的兽皮蒙在盾面上。云南德宏景颇族过去也有蒙上猪皮的木盾。用木板和兽皮制成的干不容易保存下来,所以在考古中尚未发现原始盾牌。在殷墟墓葬中发现过盾牌残迹,是用木材做成长方形框架,再蒙上皮革,涂上漆,有的还画上猛虎图案。戈是牛舌形的锋刃器,用于钩击。戈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一般认为是由镰刀类的工具演化而来的。《世本·作篇》说蚩尤发明了“五兵”,其中就有“戈”。陕西龙山文化是黃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晩期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至前2000年之间,与良诸文化相当。陕西龙山文化旳玉器出土地点以延安地区和神木县为中心。神木县石峁曾出土三件玉戈,其中一件玉戈的料呈深绿色,局部有灰白色沁,长29.2厘米,最厚处0.6厘米,体扁锋尖,援两侧略向内收,内与栏间有一穿孔,两侧有台阶形落差。此器为迄今所见最早的玉戈。

 

    《吕氏春秋·荡兵》说:“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剝林木以战矣。”《越绝书·宝剑篇》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它们的说法有道理,原始人群不正是拿着削尖头的木棒,举着砸出刃的石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吗?所以,干戈的出现绝不晩于玉帛。所谓“从中国的考古发现和更多的文献记载来看,那时的‘玉帛古国’应该没什么‘干戈’”,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商代“妇好”墓出土自铭为戈的青铜器,其形制与石峁玉戈相同,这证明青铜戈是从玉戈演变而来的。步兵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兵种。商代青铜器上就有手执干戈的步兵形象。这证明干戈是步兵最早的一组标准装备。所以,“干戈”一词后来就被用来泛指兵器,甚至代指战争。

 

    商代后期有了马车,把马车和青铜戈结合在一起,出现战车。安阳小屯宫殿区的车马坑曾发掘出典型的战车,四匹马拉一辆车,车上三个乘员,各有一套兵器:第一套兵器有弓箭、箭箙和铜戈、石戈各一件,戈上遗留着盾的痕迹。箭箙内装有两组箭,每组十枚,但只剩箭镞了,一组是青铜镞,另一组是石镞。第二套兵器有弓箭、箭箙、铜戈和一柄护身的青铜羊头刀。第三套兵器只有石戈一件和青铜牛头刀一柄,并伴有驭马策。这说明他是御手,主要任务是御马驾车,不直接进行战斗。前两套兵器的主人才是战斗人员。戈成为车战中的上乘兵器。这样的一辆战车称为一乘。战车具有速度优势,冲击力强,战车兵很快成为青铜时代的主力兵种。那时候,衡量国家的强弱常以拥有战车的数量作标志,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秦末汉初,战车兵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在楚汉战争中兴起的骑兵兵种。戈这种兵器也随着战车被历史淘汰。所谓“考古学家认为,干、戈都是与青铜时代的到来相关联的”,可以理解为干戈是青铜时代的主要武器,不可以理解为干戈是青铜时代的产物。

 

    《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意思是:“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大事。祭祀有执膰之礼,战争有受脤之礼,这是和神灵交往的大礼节。”祀与戎是国之大事,即国家之重要内涵,但并非国家所专有,史前时代就存在祀与戎。《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黄帝“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又“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第二次发掘中,清理出一座中年男性的墓葬,死者右手握着一件骨匕首,左肱骨下放置着石斧。他的左股骨明显嵌着一枚骨镞。三角形的骨镞射进骨质的深度达2.7厘米。经鉴定,股骨伤口周围未见炎症症状,说明死者被射中后很快死去。但中箭处并非致命部位,很可能所中箭镞上涂有毒药。死者应是氏族中的武士,在氏族间的战争中牺牲。这座遗址的年代大约距今5600年,比良渚文化还早三个世纪。山西绛县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也发现有死者石镞射嵌在面部的鼻骨中。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玉帛古国’应该没什么‘干戈’”的说法,难以成立。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玉戈、玉璋。戈是兵器,璋是军旅传令的凭信,这两种东西都跟战争有关系。良渚文化的玉戈、玉璋不是实用器,很可能是战争前夕行受脤之礼用的礼器。

 

    杨雪梅先生说:“我国的文献上关于尧舜的记载大多是尧天舜日的美好生活,实行的是禅让制,根本不需要战争和武力来实现王朝的更替。”其实,所谓“尧天舜日”,那是儒家对原始民主制度的解释。《汲冢竹书》就另有说法:“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只是儒家学说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压制了不同学派的意见。关于中华民族的古帝传说,炎黄在前,尧舜在后,这是常识。但令笔者不解的是:既然杨先生相信尧天舜日“根本不需要战争和武力”,隨后又说:“从炎黃开始,关于战争的神话与记载才频繁起来”,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玉帛,是指瑞玉和缣帛。它们是古代祭祀时使用的珍贵礼品。祭祀是人与天地祖宗神灵的沟通,当然要使用最美好的东西。所以,玉帛又有一个专称“二精”(见《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论祀牲),意思是物品中的两种精英。它们是当之无愧的。

 

    丝帛最初是用来事神鬼的。进入春秋战国,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和人们思想逐步解放,丝帛的用途日益扩大。《国语·齐语》记载:齐襄公“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良肉,衣必文绣。”“衣必文绣”,就是穿带花纹的丝绸衣裳。《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军攻打萧邑,遭遇寒流。楚王巡视三军,抚慰并勉励将士。将士感到像披上丝绵被一样温暖。在长沙楚墓中岀土过丝绵被,证明《左传》记载不虚。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楚墓出土了大批战国丝织品,包括锦袍、禅衣、夹衣、禅裙、丝绵绔等十余种,还有棺罩帛画。这些材料说明,从春秋战国时起,穿丝绸、用丝绸才逐渐成为时尚。

 

    “化干戈为玉帛”是形容中国古代交战双方议和会盟的常用语。这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国之大事”。处理这样的“国之大事”离不开玉帛的。因为撰写在玉帛上的盟约,是不再交战、和平友好的誓言,要讲究诚信,要举行庄重的仪式,向天地祖宗的神灵汇报。

 

    最后顺便说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石戈、玉戈、青铜戈;还有一件菱形铜牌,有专家认为,这是祭祀用的盾牌,即干。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不仅品种多,而且数量大;至于帛,尚未见有出土报告。但是,学术界认为“青铜大立人像头戴花冠,身着的长襟衣服上所饰的有起有伏的各种花纹,均表明其冠、服为蜀锦和蜀绣。”(见段渝、邹一清著《三星堆文明》)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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