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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的文人日子
2012-07-18       光明日报    点击: 1991

老舍小时候家里穷,小学毕业时,每人要交两张照片,他家掏不出照相的钱,后来卖了一个破箱子,老舍这才算毕了业。

 

 

 

1934 1 11 日,闻一多在一封写给友人饶子离的信中述及自己的生活:“四个孩子的家庭已经够我受的了,再加上每月给家里寄四十元,给岳家寄三十元,而岳家的境况更是一言难尽,我若不寄钱去,一家人就得饿饭——真正饿饭。总之我自己虽困难,守着这三百四十元的事挨下去,总算是一条生路。”

 

陈学昭1922 年入上海爱国女学读书,同学中不乏有钱人家的女儿,如一个京剧名角的两个妹妹,大资本家虞洽卿的女儿等,她们上学放学,都是小汽车接送。

 

抗战胜利后,作家黄谷柳到香港谋生,一家六口在九龙联合道租了一间不及4 平方米的小屋,只摆了张床,没有桌椅。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不时哭啼,黄根本无法写作。屋外走道的一端是房东安放的一个“神位”,刚好可以放下一个小板凳,黄谷柳的妻子便用一捆木柴和邻居换了一个肥皂箱,黄就是在肥皂箱上写成了名篇《虾球传》。

 

抗战爆发后,战火蔓延至丰子恺的家乡,他被迫逃离刚落成不久的“缘缘堂”。后有信传来缘缘堂已焚毁于战火。丰子恺一家十余口在逃难中互诉损失的家当。有人可惜衣橱里的许多衣服,有人可惜满堂新置的家具。他的一个女儿说:大风琴和打字机最舍不得;另一个男孩说:秋千架和新买的脚踏车最肉痛。丰的妻子则挂念她房间里的一箱垫锡器和一箱垫瓷器。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辕主任。一日,齐白石前来造访,称无米下锅,无煤取火,请求救济。李宗仁也无良策,只能从行营人员的配额中酌量拨出一部分给了齐白石。齐因此对李甚为感佩,认为李宗仁能礼贤下士。他特地画了一幅寿桃,送给李宗仁夫妇。后来李定居美国,这幅画一直挂在他的客厅。

 

民国初年,上海滩靠卖文能买得起汽车的,唯毕倚虹一人。到了二三十年代,文坛富翁当数邵洵美和徐志摩。邵是豪门之后,继承了大笔遗产;徐则是大学教授中唯一有私人汽车的人。

 

北平时期,一个大学教授的月薪大体为360 元,所谓庚款教授多达450 元。陈垣教授除日常收入外,还四处兼职,每月能挣上千块。

 

民国初年,张元济家的浴室里已装有煤气热水炉,点燃后20 分钟即热。此外室内还装了一个类似水汀(暖气)的煤气炉,便于冬天洗浴。张元济规定,每星期全家洗一次澡。1934年,张元济的女儿出嫁。她向家里所提嫁妆仅家具就要四套,包括卧室、客厅、餐室和书房。此外还提出要冰箱和汽车两大件。这在当年,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而张元济当时已退休,商务印书馆两年前因战火遭巨创,张家家境远不如前。父母为满足女儿的心愿,只能东拼西凑。张母连操心带忙累,事后一病不起,不久即离世。

 

袁世凯的某个儿子在燕京大学念书时,不住宿舍,公馆安在海淀。他每天包车去上学,佣人跟着,等在教室外,课间休息时,佣人要递擦脸手巾、香片茶、三炮台烟。

 

《罗曼罗兰传》的译者鲍文蔚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在北平中法大学当教授,另在孔德学校兼课,月入300 元上下。鲍家住两个小院,共八间北房,两间东房,两间西房。家里有客厅、书房、盥洗室、浴缸、厨子、女佣以及自己的包月车。书房里四壁书架陈列着他从法国带回来的上千种精美书籍。

 

老舍小时候家里穷,小学毕业时,每人要交两张照片,他家掏不出照相的钱,后来卖了一个破箱子,老舍这才算毕了业。

 

上世纪30 年代,熊十力是北大名教授,住沙滩附近,独居。屋里一目了然,一张木板床,被褥等不仅旧,而且脏和破。没有书柜,书都堆在一个破旧的架子上。屋里有两个箱子,一个是柳条的,几近朽烂,另一个是铁皮的,底和盖竟然不是一回事。

 

杨丙辰在北大西语系任教时,每月领到薪水,都要端坐在教员休息室的书桌前,一边在一张纸上写数字,一边把钱分成几份。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答:怕报假账露了马脚,必须先算清楚。又问他为什么要报假账,他再答:每月要给穷朋友一点钱,怕家里太太知道了不高兴,要找理由瞒哄过去。

 

《京报》老板邵飘萍生活奢侈。他是中国新闻记者乘私人汽车外出采访的第一人,当时北洋政府的许多总长还只备马车。他抽的烟是请烟草公司特制的,烟盒上印着“振青制用”的字样。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教授之家的生活与清华北大时期已有天渊之别。教授夫人除了当家庭主妇,还得充当一些为糊口而为之的角色。联大主要负责人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自蒸“定胜糕”卖,她后来回忆:“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梅贻琦字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

 

吴晗曾回忆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他住在乡下史家营的时候,一家八口(连老女佣)光包饭就得要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敌机绝迹以后,搬进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加上刻图章,勉强可以维持。”

 

1942 年底,茅盾路过贵阳,去文通书局访总编辑谢六逸,谢不在。茅盾从其同事处得悉,谢六逸在外兼职达五六个之多,每天要在马路上奔波两三个小时。以谢六逸的个性,是不喜欢多兜揽事情的,因而茅盾判断其子女多,经济状况一定不佳,不得已才四处兼职,以养活一大家子。第二天谢到招待所回访茅盾,叹道:“在贵阳一住五年,实在寂寞得很。”

 

上世纪30年代,罗尔纲随胡适来到北平,供职于北大文科研究所,月薪60元。他把妻儿从广西接来后,租了一间小房,因接送儿女上学,不得不包下一部黄包车,这样一来,一家四口最低生活费也要90 元上下。罗便卖文以补家用。他说:“当时我的工作分成了三方面:考古室办公时间做整理艺凤堂金石拓本的工作;星期日及假期到图书馆去继续搜集太平天国史料;晚上回家却在荧荧煤油灯下赶写太平天国史文章,常常写到午夜不得休。”

 

1917 年,徐悲鸿夫妇在北平等着出国的一段日子过得很苦,蒋碧微后来回忆:“自从到了北平,我们一直很穷,徐先生通常都在北大吃饭,或者是参加应酬,碰到家里青黄不接,他也多半不大在意。有一回我身上只剩下了两个铜元,折算起来还不到一分钱,正在发愁,程妈来说先生不在家吃饭,我们马马虎虎买半斤面条下了吃吧。我问她半斤面条要多少钱呀?她说四个铜子。我一时拿不出来,只好叫她先垫付一下。第二天逼得没法,想拿母亲给我的一只金镯子去当掉,但是徐先生不肯上当铺,他的理由是一个男人拿着女人的首饰去当,人家会怎么想呢?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去。一出门就是后门大街,大街上有当铺,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布帘,我在门口梭巡许久,一方面缺乏勇气,一方面又怕熟人碰见,最后我想起不进去不行。这才在四望无人的时候,一头钻进了棉布门帘,抬眼一望,当铺柜台比我的人还高,我举起手将金镯递给朝奉,他接过掂量一下,说是可以当四块钱,我一声不响,拿了四块钱和当票就回家。”后来这金镯子还是被徐悲鸿赎了回来。

 

蒋碧微说:“我和徐先生结缡二十年,生活过得一直很苦,日本、北平和巴黎的困窘不谈,回国以后徐先生的名气虽然越来越大,但是他从来没有卖过一幅画,倒是他收购金石书画的支出,反在渐渐的增加。他每个月将薪水交给我,我却要匀出一大部分去支付他收买艺术品或是裱画的费用,因此回国那么些年,我们不但没有储蓄,甚至经常捉襟见肘。”

 

彭素民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党总务部长、农民部长等要职。彭虽居高位,却“未尝为家谋”,1924 年病故后,“家贫母老,子女六人俱幼弱,教养无资”。后经廖仲恺等努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决,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1000元并每月100元的定期补助,至其子女成人能负担家庭生计为止。

 

顾维钧的续弦夫人姓黄,是南洋糖业大王的女儿,顾继承了岳父的巨大遗产。他在北京任代理国务总理时,公馆每月开支多达4万元,都由自己支付,从不动用公款,更无贪污之举。

 

林白水成败皆因办报。他最风光的时候,家里有十个佣人,五个家庭教师,住着四五个院子,三四十间房子。平时出手之阔绰,常令人叹止。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当管理员时,月薪是8元。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大概能挣400元,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北大教授的工资都在二三百元之间。

 

上世纪20年代末,柔石闯荡上海滩,靠卖文为生,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撰稿人。他在一封家信中说:“现金每月收入约40 元。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20元。又一家杂志,约20元至30元。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用去25元,书籍每月总要十元。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多少钱。”

 

丁玲和胡也频同居后生活拮据。一次两人还剩一块钱时,有客人来,只好用这一块钱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时他们住在北平郊区的碧云寺,第二天一早起来,两人两手空空,徒步几十里地进城找熟人借钱。

 

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说:“30 年代中叶北平的中学名教员,收入一般在150200元之谱,大都有辆包车,夏天晚饭或饭局后,最普遍的是公园、北海茶座上坐到半夜十一二点钟回家睡觉。要有竹城之好的呢?小四合院树下支开桌子,吊上电灯,八圈、十二圈八元十元底,轮流做东,更是家常便饭。牌桌上一夜下来,擦把脸、吃点东西来校上课、改卷子,是常事。”

 

 “左联”作家的生活与名气是不成正比的。即如左联领导人周扬,也经常靠举债度日。胡风回忆说,有一天早晨,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就来敲门,声调很急切地说:“家里没有菜钱了,借个三五元吧!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周扬的妻子苏灵扬回忆说:

 

 “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林林等,像沙汀、周立波‘借’得更经常。”1936 年元旦,苏灵扬临产,但家里没钱送产妇进医院。周扬出门跑了一天,总算从郑振铎处借到20 元,解了燃眉之急。这种局面直到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后,周扬得了大约800 元稿费,生活才有所好转。

 

鲁迅定居上海后,一直是一个无固定职业的自由撰稿人。有人给鲁迅算了一笔账,他在上海的最后九年,共计收入为国币7 万多元。平均月入700 多元,这大体是当时一个名牌大学教授收入,相当于上个世纪末的人民币两万多元。鲁迅在上海住过三个地方,自然是越搬条件越好,去世前,他想再一次迁居环境更幽静的地段,曾致信友人:“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他在《病后杂谈》中也算了一笔账:“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些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两,每两作一块四角(银元)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块六。”

 

画家黄宾虹寓居上海时,生活颇为艰辛。他租了间陋室,屋里无任何设备,房租却一再看涨,以至终于负担不起。“常因觅屋不得,为之栖栖惶惶。”有时因为买不起菜,只能连吃若干天白饭;车自然也坐不起,多远的路都走着。

 

李大钊遇害后,家中每况愈下,后来不得不以出售李大钊的藏书来维系生活。1932 8 26 日,周作人致信胡适:“守常长女李星华(现在孔德学院肄业)来说,守常遗书出卖,此事曾与兄及孟邻(蒋梦麟)校长说过,唯近来寄存书籍的亲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家况亦甚窘苦,想早日卖掉。孟邻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寄赠于图书馆以作纪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

 

邵洵美生在豪门,又娶豪门之女(盛宣怀的孙女、也是邵的表妹)为妻。据说盛去世时,家里光现款就有三千万两银子。邵家五口人,仆人有三十多个。他年轻时,一品香是上海最大的西餐馆,他每年的生日都在一品香过。邵属虎,每过生日,必事先在一品香定做一只与真老虎一样大的奶油老虎,作为生日蛋糕。

 

(本文摘自《去趟民国——1912-1949 年间的私人生活》,刘仰东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月第一版,定价:34.00元)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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