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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彬彬:“尊孔读经”何时休
2012-07-31    姚彬彬    中华读书报    点击: 2943

 

这本《问孔》是友人陈洁兄推荐给我的,拿到书后先略翻了翻,发现一半左右的篇目过去都读过。不过,像编者朱晓先生这样,将新文化运动前后各家的“非圣无法”的文字粘成一本,我倒是第一次见,不失为一种“视觉冲击”,编者在各篇中且时时加以精准的按语和评注,并撰写了几篇代序,颇可见其良苦用心和不凡识见。

 

对孔子这个人,我向来倒没什么不好的印象,对其作为身处乱世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位老爷子,无论其所倡学说怎么样,毕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时时还抱有几分敬意的。不过,对于后世的“孔子之徒”们,实在是不敢恭维了,离我们远的,讲“天人感应”的玄虚,倡“三纲五常”的礼教之流,暂且不谈了。单说近的,这几年对我触动挺大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李零先生所撰的那本《丧家狗》,算是一本考证详赡,旨在还原历史孔子真面目的《论语》注释作品,不过出版后,竟被当代的儒生们,群起而上,“鸣鼓而攻之”。——如果单是价值立场和信仰不同,发表异议,也就罢了,让人意外的是,平素一本正经标榜“仁义道德”大讲其“即用见体”的某“名儒”,不仅谈不出什么正经话,只会针对李零平素研究民间方术说事,说人家是“搞房中术的”,深感当代“儒者”泼妇骂街实力的深湛,用流行的话说吧,实在是“话语霸权”之至了。另外,就是前几年,突然有“十博士”弄了个“抵制耶诞节”的什么宣言,读的时候,深感其行文气势汹汹,百年前义和拳“大师兄”、“二师兄”们的光辉形象,一齐“浮现在我的眼前”。

 

《问孔》的封面上有一行醒目的文字:“从圣贤文化到民众文化,从精英社会到公民社会”,这应该显示了编者朱晓先生的微意所在,也很抓到了问题的点子上。从儒家的早期典籍上开始,便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唯上智下愚为不移也”之类的论述,姑不论这些在孔子的思想中是否具有核心重要性,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为君牧民”的思想文化专制观念,却是历代专制统治者所最为欢迎的,并尤其致力于灌输给庶民的,这也正是几千年来宗法专制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所在。到了20世纪以来仍然是如此,有个很明显的现象,正如何兆武先生指出的,当时提倡“尊孔读经”的,全是些反民主的军阀和野心家(《文化漫谈》)。收入文集中的鲁迅先生文章中有如下论述:

 

20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问孔》114页。)

 

军阀们推崇孔子之学,这不能视为偶然。儒家中文化专制思想的成分,经过几千年的涵化和灌输,恐怕已经成为了全体国民的一种“文化共业”,这也正应该是离我们很近的“十年浩劫”发生的文化深层原因。“为君牧民”的思维,在当代的某些儒教思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钱理群先生在批评所谓“政治儒学”时已然指出:

 

所谓“复兴儒教”,更是露骨地要将儒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宗教化,也就是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这“一家之言”,变成“独家之言”,不仅要恢复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独尊”地位,而且要赋予它意识形态专政的功能。这些“第四代新儒家”不胜神往的体制,在中国早就完满地实现过,那就是《中国道路》的作者也不胜神往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达到“巅峰”状态的。说不定他们的想象力的灵感,就是来自……文化大革命。(钱理群:《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

 

插一句题外话,鲁迅先生所说的“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的血统崇拜的宗法制观念,现在也可以印证的,前段时间,已故的末代“衍圣公”之子来中国大陆开个学术会,并未得到其自己期望中的接待规格,因此,我们的儒生们又开始喋喋不休地骂骂咧咧,说大陆不尊重传统云云。事实上,他们大概已经忘记了“第一代新儒家”宗师马一浮先生的那句话:“孔子子孙是濂洛关闽,非衍圣公。”

 

话说回来,其实那些离我们很近的那些文化浩劫的发生原因,当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宣称的,因“五四”而葬送传统,恰恰应该是儒学传统中专制思想的变形表现。那些现象的发生,只能说明“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启蒙还远未实现。

 

《问孔》的内容编作两部分,除了第一部分叫做“说儒问孔”,第二部分颇为“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今天还不配读经”。——说起“读经”,这可是这些年一项巨大的“文化产业”,上至一些所谓的“大师”,下至遍地都是的大大小小“国学班”中,都能看到一些穿戴古里古气,好像影视剧中的人物,甩着腔调领着我们一群“祖国的未来花朵”念“粤若稽古”、“君子好逑”之类,捎带着还搞一些煞有介事的“士冠礼”、“相见礼”之类的宗教仪式。 

 

对于青少年是否应该“读经”,或者怎么才算是“读经”,《问孔》中收入了老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文章,论述可谓透彻。文中写道:“读经,怎样读呢?当然还是照传统的方法,像画符念咒那样地读。读了之后感到一种神秘的麻醉力,仿佛喝了过量的酒。于是写起文章发起言论来,无不如从前应制的经义:或者一字一名的钻研,走到所谓‘雕虫小技’的‘牛角尖’里去。“(叶圣陶:《读经》,见《问孔》,231页。) 看当代读经的孩子,包括领着读经的人,无外都是“像画符念咒那样地读”,既然现在又不用写八股文了,恐怕也只能剩下一点宗教仪式的催眠效力了。叶老说的好,“所谓‘经’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读经的人未必知晓”,事实上:

 

所谓“经”乃是古代的文化史料。在大学生及专门家,如果研究古代的文化,“经”是必要的对象的一部分。研究者对于研究的对象是取客观态度的,既不奉为神圣,也不“斥为死物”,只还它个本来面目。(叶圣陶:《读经》,见《问孔》,231页。)

 

收入《问孔》中的,有章太炎先生的一篇讲稿《经的大意》,里面反复阐发清儒章学诚所言之“六经皆史”之义,朱晓在批注中强调太炎的话说:“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170页)

 

最后,抄录自己2006年写汉代王充(“问孔”之名,恐怕便是取典于《论衡》中的篇名)一首打油诗,期与编者和读者共勉罢:

 

浮世崇华尚妄虚,几多圣徒说怪奇。

 

问孔刺孟真君子,西京风气自此移。

 

在此,由衷祈愿,尊孔读经,可以休矣!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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