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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内部研究之反思”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07-11    李鹏飞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点击: 2345

  为纪念葛晓音教授从教三十周年,2012年6月30日,葛晓音教授的同门及其门生弟子一共22人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了“古典文学内部研究之反思”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吴相洲教授主持。在会上,葛晓音教授应邀作了主题发言,其同门与弟子们则或围绕晓音先生的研究方法,或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纷纷畅谈了各自的研究心得与体会。

  葛晓音教授在《关于回归文学本体研究的若干思考》的主题发言中集中阐述了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提倡回归文学本体研究的理由:主要是这些年古代文学外部研究颇有过度之势,而内部的、本体的研究相对薄弱。晓音先生认为外部研究虽仍然可以继续做,但是比较理想的路子应该是通过外部研究真正解决文学内部的问题。

  二是论述了文学本体研究的四个难点:(1)难以发现有价值的选题,必须通过耐心细致地钻研文本才能发现真正有价值的论题;(2)解决文学史上的悬案,要根据不同对象寻找不同的研究方法;(3)要以极大的耐心和细心去分析文学作品,找出规律,在说明现象之外,还要阐明原因或者原理。追究原理的研究已经不是传统的感悟式的表达可以说明,需要一些很烦琐的分析,要下很深细的功夫。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提炼上升为论点。(4)文学本体研究要求感觉的准确。有了这种感觉,还要力求比较准确而又艺术地表达出来。至于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晓音教授也谈了她的几点体会:(1)在研究某个对象之前,先搞清楚别人的思路是什么,搞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绝不再重复走别人的旧路。要绕开前人的纠结,自己从文本中去分析问题。(2)阅读文本时,要尽量读懂所有必须读懂的资料,注意努力理解那些泛泛浏览时不会注意的意思。(3)阅读文本时,努力准确把握总体印象和突出印象。同时还要能实实在在地论证出来,努力把感觉变成理性分析。这对创作现象的发掘和创作规律的归纳来说,尤其重要。(4) 避免分析的一般化。诗歌创作现象是很微妙复杂的,分析要从诗人的用心着眼,这种用心在不同作品中有不同的体现,把每首诗读懂了,能讲出其中的道理,再总结出一些共同特点,就可以避免一般化的毛病。(5)从细处发现问题。有时文字记载中一些细微的差异,甚至几个字词都可能勾出大问题。

  三是论述了文学本体研究对学者自身素养的要求:(1)耐心、细心和悟性。(2)格局要大、器局要宽。格局大小并不表现为选题大小。大题目,时段长,如果思路单一,流于浅表,仍然谈不上大格局。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要求多元复杂的艺术思维,能够掌控较为复杂的内容。只有提高这方面的能力,才能培养较大的格局。(3)要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不断地自我超越,自我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吴光兴研究员则结合他自己多年的研究实践阐发了他的“分析文学史学”的思路:即主张将文学史的大门关起来研究,从观念上来说,是以文学为一个具有周延性的、相对完满的对象,所谓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以自身为主要对象应该是说得过去的。而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将文学史看成是一个层次化的规范体系,将文学史复杂的内部联络性勾划出来。从具体方法上讲,则如美国著名诗人艾略特所说的,文学文本在重要性方面经常是高于作家的,因为文本创作的许多规则并不是作家个人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所以,深入文学的内部研究,“文本”应该是聚焦的中心。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李鹏飞副教授则着重谈了葛晓音教授诗歌研究的方法对他从事古代小说研究的启示以及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晓音先生跟弟子们一再强调、并长期在诗歌研究中加以出色实践的一些基本方法既适用于诗歌研究,也适用于小说等其他文类的研究,比如从大量文本的细致深入阅读中提出观点与理论的方法就是具备很大普适性的,而且越是理论性的研究就越应该遵循这一方法。在谈到晓音教授的诗歌研究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时,李鹏飞认为,随着古代文学研究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位置不断边缘化,人们正越来越丧失研究的意义感与价值感,对于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价值发生怀疑:文学研究存在的合理性是什么、其本体是什么?从晓音教授这些年的研究中应该可以获得对于这些疑问的答案:她的《汉唐文学的嬗变》《八代诗史》《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代表着历史的、审美的文学研究,也是文学宏观发展规律的研究,着重于探索唐诗巨大成就以及美感的形成原因;此后的隋唐燕乐研究仍然是要从一个侧面解释唐诗特殊风貌的成因;最近这些年的诗歌体式研究进入更微观同时也很宏观的层面,也进入更抽象的艺术形式与艺术原理研究的层面。这样的一种研究应该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帮助我们消除文学研究意义与价值的虚无感,并确立文学研究存在的合理性。这是从葛晓音教授的研究中可以获得的重要启示,也是她研究的重要意义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梁海燕副教授作了《古典文学研究也需“揄扬大义”》的发言,她从她的切身体验出发,也谈到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地位与意义的困惑,她通过重读黄节《咏怀诗注》与王易《乐府通论》指出:黄节十分重视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而王易则比较重视乐府诗对于古代礼乐传统的传承。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也应该探索将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相衔接的适当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刘宁副研究员首先对李鹏飞、梁海燕提到的问题进行回应,她从这些年跟史学、思想史、哲学史等领域的学者的交流经历指出:古代文学研究确实存在如何确定其本体地位与研究意义的危机。相邻的哲学史、历史学的学者很少关注文学史的研究成果,而文学史的学者却热衷于借鉴史学、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与方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沦为这些学科的“打工者”或“追随者”,以至几乎丧失古代文学研究的独立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古代文学研究界没有提供可供其他学科学者借鉴利用的重要成果;二是其他学科缺乏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界优秀成果的意识。要改变这种状况,主要还是需要古代文学研究界真正立足于文学本位,从文学本身挖掘真问题,并在真正打通文学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些问题。她认为晓音先生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对我们在这一方面深入拓展具有重要意义。刘宁在其主题发言《如何理解古典散文的“文学性”》中简要地谈了如何解决古典散文的“文学性”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悬案:以往的所谓“纯文学”“杂文学”或“大文学观”都无法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真正回到古典文章学的演进脉络,尤其是要特别重视宋以后文章学的有关论述。她认为晓音先生近年对诗歌体式的研究为深入推进古代文章学研究提供了特别有益的启发,也给我们一种对于自己学科的自信心。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臧清教授回顾了她长期追随葛老师问学的经历与体会,她认为跟老一辈学者将古代文学(尤其是诗歌)融入自己个人生活、成为生活一部分的研究方式有所不同的是,葛老师这一代人置身剧烈变化的时代之中,面临多重选择的可能性,她对学术研究的坚守需要更强大的热情与动力。葛老师一旦选定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么多年来一直毫不动摇、心无旁骛地坚守,她的态度之中确实体现了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传承民族古老文化传统的强大精神力量。而在研究方法上,臧清认为葛老师的做法跟一般以史学方法见长的文学史研究者有所不同的是,她擅长于从大量“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文学现象中发现文学史演进的大势,也擅长于从大量文本中挖掘出文学之美,这一研究方法是值得我们加以继承的。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吴相洲教授首先对葛晓音教授诗歌研究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发,认为葛老师的研究具有方向性的意义,在这些年大量诗歌研究的著作已经不再谈论诗歌本身的时候,葛老师的研究一直坚持文学本位,一直坚守着古代诗歌研究自身的传统;葛老师不排斥新理论,但反对用古代文学的现象去印证已有的理论;葛老师不专门去讲方法,而重视回到问题本身,去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吴相洲教授也谈了他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意义的看法,认为文学在生活中的比重的多少决定着生活质量的好坏,人文科学作为研究人的思想情感的学科自然也有其重要的意义。在《关于乐府诗体式研究的思考》的主题发言中,他则提出了他将要对乐府诗进行体式研究的一些具体设想。

  韩国釜山釜庆大学的金昌庆教授介绍了韩国的唐代文学研究(包括诗歌、小说、散文等文类)的最新动态。香港教育学院语文教育中心导师简汉乾博士以《古典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互为辅助:庾信出使作品及其心态探讨》为题作了发言,指出文学的内部研究是根本,而外部研究也不宜忽略。日本琉球大学的绀野达也博士以《等“友”之诗人:初盛唐时期园林中的诗人交游》为题发言,对盛唐之前这一类以等待朋友而朋友未来为吟咏主题的诗歌进行探讨,从一个侧面审视唐代诗人的交游活动。香港浸会大学的陈伟强教授谈了他对葛晓音教授诗歌研究方法打通文本研究与外围研究的体会,也指出西方汉学的唐诗研究重视文本分析的做法很值得我们重视。东南大学中文系的刘占召副教授以《刘柳唱和与柳宗元七言近体诗歌艺术的发展》为题发言,指出从元和七年至十年,柳宗元因为与刘禹锡频繁唱和,受到后者影响而开始七律创作,并取得了很高成就。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唐梓彬作了题为《论王安石五言古诗对古风比兴寄托传统的继承与新变》的发言,指出王安石的五古乃是以汉魏晋宋的比兴寄托为基础,在表现上吸收了各家的特点,在总体上体现出清新流丽、含蓄深婉的古诗风韵,从而在古体衰微及唐宋诗转型的关键时刻,为五古的创作增添兴寄之韵,这也是他在宋诗发展上的功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李俊副教授作了题为《汉唐时期的“异物”观念与文学中的写物方式》的发言,指出自《左传》《诗经》《楚辞》以来一直到后代的一些地方志中对于异常物象的关注与表现曾影响到诗人体物的心理机制,并进而影响了古代诗人观物与写物的具体方式,比如曹植、庾信、杜甫、韩愈这些诗人对于异物的描写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景物或物象描写,而是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

  在主题发言之外,韩国世宗大学的姜必任教授、韩国网络大学的徐盛教授、浙江传媒学院的康建强副教授、济南大学中文系的李伟博士、《羊城晚报》的陈桥生博士、商务印书馆的郭朝凤博士、广东惠州市委的陈先明博士、中华书局的张耕先生、新华社的刘畅女士都作了即兴发言,回顾了当年追随葛晓音教授求学的难忘经历,并向葛老师报告了自己这些年的研究与工作状况。

  最后针对门生弟子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葛晓音教授做了精彩的总结发言,主要论述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问题,她引述历史学家陈寅恪的话——一个国家可以消亡,但是历史不能灭亡,只要还有人在研究历史,这个民族就会生存与延续下去——文学史研究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其意义同样很重大。葛先生结合她在日本从事教学研究时的经历以及与日本学者的交往指出:一个民族的高素质主要体现在审美品位上,日本这个民族对他们的文学家所体现出的高度尊重是我们无法相比的;其次,日本人甚至可以把学术研讨作为他们日常文化娱乐的一部分;还有,日本从事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学者的敬业精神也很令人敬佩,他们从来没有任何功利性的考虑,也从来不会怀疑学术研究的意义,只是努力地从事自己的研究。葛先生指出,只有真正有难度的、有深度的学术研究才能体现出一个民族思维的水平与高度,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应该落后于外国同行。此外,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经过“文革”的破坏,又经过最近三十年来经济大潮的冲击,人文传统方面受到的破坏更加彻底。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文素质、文化素质迫切地需要提高,提倡人文教育迫在眉睫。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研究意义更为重大。

责任编辑: 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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