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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为自己是这个通道的敲门人——1987年汪曾祺在美国
2012-06-27    孙郁    光明日报    点击: 1551

 

 

 

编者按

 

    年年5月,差不多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树叶绿得发光,鲜花艳得醉人,阳光金亮金亮的让人想歌唱。一代文学大家汪曾祺先生,就选择了在5月的福氛中永久地睡去。至今年,他已经安眠15个春秋。

 

    汪先生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干部、编辑、北京京剧院编剧。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独辟蹊径,成就卓著,自成一家,先后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有《汪曾祺全集》出版。他的作品广为读者大众喜爱,不胫而走;他但求写得好,不问名、利、官的人生态度,亦给当代文人和国人树立了为人处事的榜样。

 

    确实,学习一位大师、学习汪曾祺先生,不仅是学习他的遣词造句等写作技巧,更要学习他的境界、他的为人、他对文学和文化学术的恭敬之心、他严谨的学风,还有他对人类、对世界、对美的热爱与追求。

 

    文学界没有忘记他,众多作家写过众多回忆和纪念文章,但有独特个性的汪先生的故事还远未讲完。今天我们特发表两篇新作,情节和细节都是独家披露,故曰“不为人知的汪曾祺”,并以此纪念汪曾祺逝世15周年。

 

 

    上世纪80年代,聂华苓与丈夫在爱荷华大学成立了国际写作中心,许多大陆作家去过那里。聂华苓早年在大陆,1949年去台湾,后入籍美国。她在台湾时就和殷海光、胡适这样的人有交往,对异端者流颇有感觉。她欣赏的人都有点特色,成立国际写作中心,举办笔会,就是给她心仪的作家创造聚会的机会。

 

    不少中国作家应邀参加过爱荷华国际笔会,丁玲、艾青、萧乾、王蒙、邵燕祥、王安忆等,都为笔会增色不少。但这些人到了美国,都不太按照媒体的意愿发言,他们对中国的问题的表述都很含蓄,有的干脆拒绝发言——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1980年前后,中国刚刚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作家们的心灵还没有放开,对外界也很隔膜,这种心态给聂华苓留下很深的印象。

 

    汪曾祺去爱荷华写作中心是在19878月。同行的大陆作家有吴祖光等,还有台湾的陈映真。那时候,不是人人可以出国的,作家能去那里是一种荣誉,对汪曾祺来说,此次外出还有意外的收获。

 

    他在美国有许多熟人:杨振宁、李政道、王浩、张充和……他们都是西南联大时代的关系,彼此隔绝了几十年。那些出去的朋友,在美国的大学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精神在朗照里面,自然没有国内人的沧桑感。可是汪曾祺不太想打扰大家,只想看看,写写,散散心而已。刚出国门,从东京转机到旧金山,一路很顺,服务人员的态度之好让他颇感温暖,觉得国内的质量是远远不及域外的——“文革”灾难使国气大伤,人与人之间不复有亲昵的交流,至少在社会层面,普遍的冷漠对大家都是个伤害;而域外与此的对比反差,让他顿生痛感。

 

    他的日程安排得松弛有度:来前邵燕祥告诉他不要去写长篇的作品,他这样做了,不过是写点“新聊斋”之类的东西,还去了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地。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宽松度,比想象的要高,大家可以随意思考和表达。在给妻子的信里,他多次发出这样的感叹。后来,在《林肯的鼻子》一文里,他全面描述了自己的感受:

 

    林肯墓是一座白花岗石的方塔形的建筑,墓前有林肯的立像。两侧各有一组内战英雄的群像。一组在举旗挺进;一组有扬蹄的战马。墓基前数步,石座上还有一个很大的铜铸的林肯的头像。

 

    我觉得林肯墓是好看的,清清爽爽,干干净净。一位法国作家说他到过南京,看过中山陵,说林肯的墓和中山陵不能相比——中山陵有气魄。我说:“不同的风格”——对,完全不同的风格!他不知道林肯墓是“墓”,中山陵是“陵”呀。

 

    我们到墓里看了一圈。这里葬着林肯,林肯的夫人,还有他的三个儿子。正中还有一个林肯坐在椅子里的铜像。他的三个儿子都有一个铜像,但较小。林肯的儿子极像林肯。纪念林肯,同时纪念他的家属,这也是一种美国式的思想——这里倒没有林肯的“亲密战友”的任何名字和形象。

 

    走出墓道,看到好些人去摸林肯的鼻子——头像的鼻子。有带着孩子的,把孩子举起来,孩子就高高兴兴地去摸。林肯的头像外面原来是镀了一层黑颜色的,他的鼻子被摸得多了,露出里面的黄铜,锃亮锃亮的。为什么要去摸林肯的鼻子?我想原来是因为林肯的鼻子很突出,后来就成了一种迷信,说是摸了会有好运气。好几位作家握着林肯的鼻子照了像。他们叫我也照一张,我笑了笑,摇摇头。

 

    归途中路过诗人埃德加·李·马斯特的故居。马斯特对林肯的一些观点是不同意的。我问接待我们的一位女士,马斯特究竟不同意林肯的哪些观点,她说她也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关系不好。我说:“你们不管他们观点有什么分歧,都一样地纪念,是不是?”她说:“只要对人类文化有过贡献的,我们都纪念,不管他们关系好不好。”我说:“这大概就是美国的民主。”她说:“你说得很好。”我说:“我不赞成大家去摸林肯的鼻子。”她说:“我也不赞成!”

 

    途次又经桑德堡故居。对桑德堡,中国的读者比较熟悉,他的短诗《雾》是传诵很广的。桑德堡写过长诗《林肯——在战争年代》。他是赞成林肯的观点的。

 

    回到住处,我想:摸林肯的鼻子,到底要得要不得?最后的结论是:这还是要得的。谁的鼻子都可以摸,林肯的鼻子也可以摸。没有一个人的鼻子是神圣的。林肯有一句名言:“All men are  created egual.”(所有的人生来是平等的)我还想到,自由、平等、博爱,是不可分割的概念。自由,是以平等为前提的。在中国,现在,很需要倡导这种“created egual”的精神。

 

    美国之行的刺激很多,最刻骨的大概就是这个片段。中国人经历了革命,依然不脱奴相,在文化上似乎还倒退了许多。想起自己的右派生活与“文革”命运,汪曾祺的内心里都是苦楚的。思想被撞击的时候,也恰是一种精神自觉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在美国与一些台湾作家有了交流的机会。两岸作家在异地相逢,各自吐出心中的苦乐,给彼此的刺激都很大。陈映真是汪曾祺喜欢的台湾文人,其性情让他有了少有的感动。陈氏是台湾少见的有责任感的人,小说的现实意识比一般人深,审美的路径来自鲁迅的启示很多。他为人热情、厚道,文风与汪曾祺差距很大,奇怪的是俩人的心却贴得很近。有一次我在香港与陈映真提及汪曾祺,陈很是赞佩。这个现象使我多次自问:两个如此不同的人,能很美地交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可以深究的现象吧?汪曾祺在给老伴的信中写道:

 

    十八号“我为什么写作”讨论会,我以为可以不发言,结果每个人都得讲。因为这次讲话是按中文姓氏笔划为序的,我排在第三名。幸亏会前稍想了一下,讲了这样一些:……我为什么写作,因为我从小数学就不好(大笑)。

 

    我读初中时,有一位老师希望我将来读建筑系,当建筑师——因为我会画一点画。当建筑师要数学好,尤其是几何。这位老师花很大力气培养我学几何。结果是喟然长叹,说“阁下之几何,乃桐城派几何”(大笑),几何要一步一步论证的,我的几何非常简练。

 

    我曾经在一个小和尚庙里住过。在国内有十几个人问过我,当过和尚没有,因为他们看过《受戒》(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人读过《受戒》)。我没有当过和尚。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打到了我们县旁边,我逃难到乡下,住在庙里。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之外,我只带了两本书,《沈从文选集》和《屠格涅夫选集》。我直到现在,还受这两个人的影响。

 

    我年轻时受过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写诗很不好懂,在大学的路上,有两个同学在前面走。一个问:“谁是汪曾祺?”另一个说:“就是那个写别人不懂,自己也不懂的诗的那个人。”(大笑)我今年已经六十七岁,经验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我不得不从云层降到地面。OK!(掌声)

 

    这次讨论会开得很成功,多数发言都很精彩。聂华苓大为高兴。

 

    陈映真老父亲(八十二岁)特地带来了全家(夫人、女儿、女婿、外孙女)坐了近六个小时汽车来看看中国作家,听大家讲话。晚上映真的姑父在燕京饭店请客。宴后映真的父亲讲了话,充满感情。吴祖光讲了话(他上次到lowa曾见过映真的父亲),保罗·安格尔抱了映真的父亲。两位老人抱在一起,大家都很感动。我也抱了映真的父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后来又抱了映真,我们两人几乎出声哭了。《中报》的女编辑曹又方亲了我的脸,并久久地攥着我的手。

 

    宴后,聂华苓邀大家上她家喝酒聊天。又说,又唱。分别的时候,聂华苓抱着郑愁予的夫人,还有一个叫蓝菱的女作家大哭。

 

    这封信写得很传神,画面感与人的诸种感情都栩栩如生地呈现着。当时在国内,不可能这么放松,在经历了残酷的内乱后,在第三地相向而望,感伤是必然的。中国近百年的命运,使许多文人不得舒坦地选择路向,真的满面疮痍。华人的思想与艺术彼此缭绕着,不得开放,唯少数人得以自由书写。想起来,大家都是有些气闷的。

 

    汪曾祺知道自己的跑马观花不可能知道美国的根本面目。他在各地玩得很有兴致,但因为英语不好,显得不太自如,于是后悔早年的疏忽,没能掌握外语的技能。外出自然要应酬,要讲话。他先后被安排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宾大等地演讲。那时候,中国大陆正在搞思想解放运动,洋人们很希望他谈谈政治问题。谨小慎微的汪曾祺回避了这些敏感的话题,所讲的无非是语言问题和责任感一类中性的内容。但这些内容也内藏着荆棘,是带刺的,在审美理念上完全不同于国内的主流,他的思路已经回到文学家的状态里,语言深处是个性主义的东西为多。在别人的眼里,他显得精明、自然、可爱。朱德熙甚至说,汪曾祺在美国华人眼里很有人缘,大家都喜欢他作品的味道。

 

    在汪曾祺看来,当时中国文坛最大的问题,是语言的表达出现了麻烦:普遍的八股,普遍的无趣在充斥着文坛。他到处讲文字的味道,智慧的语句的要义。看似形式主义的问题,实则因为精神的躯体被腐蚀了。在赴美前,汪曾祺在《文艺研究》上就写过《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在美国的大学依然讲这个内容。比如在哈佛的讲演题目是《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说起了古人所云的“气”的问题,他说:

 

    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宽广。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国内有一位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如果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加”在一起的。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但看一个字一个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的联系的。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

 

    几次的讲演都属于老生常谈,引起的注意有多大,不太好说。但在我看来,是汪曾祺重要的写作心得,他一生的经验差不多在几句话里都说出来了。据说,当时听演讲的人很认真,他的语言也许感染了部分学子吧?但美国人对表达的问题不太注意,他们本来就是很注意自由精神的;而那时候的中国人,能意识到此点的,也确实寥若晨星。

 

    短短的三个月,真是大开眼界。他开始想家了,觉出中国的一些好来。到美国最大的感受是寂寞,有留学生说:“美国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真脏真乱真快活。”汪曾祺是否有类似的感受也未可知,但到美国一个月后他就开始思念起妻子与孩子来了,却是千真万确的。这里有一个插曲:有一晚他睡觉时,屋里闯进一个小偷,拿走了一些钱。这让他大为不惑,感到美国是社会公平,而人却很杂。这是他强烈的感受,有趣的是,此事除了和夫人说说外,并不多谈的。

 

    离开美国前,汪曾祺给聂华苓写了一封信,说了诸多感谢的话。聂喜欢梁实秋,欣赏沈从文,对冰心、艾青也推崇备至。那么说来,对汪曾祺的价值也有会心吧?汪曾祺在这位美国华人学者那里,感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他和梁实秋不同,和沈从文也不同,当然和他们背后有相近的背景那是真的。在《怀念梁实秋》一文里,聂华苓写到对沈从文的喜爱,那是京派的余脉,很有意思的。汪曾祺等人的到来,对聂是一种旧梦的延续,对汪则是一个新梦的开始。许多年后,我到美国,走在纽约的大街上时,忽地想起汪曾祺当时在美国的感受。他说自己的硬壳裂了,真的传神。

 

    有许多去过美国的作家,后来写作风格发生了变化,王蒙、王安忆就是例子。但和那些人不同,汪曾祺反而强化了对自己的选择的自信。东方人固有之文明,亦可在此世间与洋人对比地进化。文化其实是种活法,是精神表达的通道。汪曾祺知道,故国的精神通道尚未全部打开,但他以为自己正是这个通道的敲门人。

 

    (作者为著名作家、学者、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有文学作品集和学术著作多种)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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