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guoxue.com 国学资讯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 国学网
国学资讯 / 史海回眸 / 顾颉刚:我怎样进了商界
顾颉刚:我怎样进了商界
2012-06-29       中华读书报    点击: 2510

 

 

 

史学家顾颉刚亲笔撰写的唯一一部激情四溢又理智反省的完整自传《顾颉刚自传》日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顾颉刚出身于“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纵有一腔才情,却一生背时,历尽磨难,终开创学术新纪元,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界的领袖。这个人那点事,其震撼力、感染力、启迪力、影响力,已到了让大众知道的时候啦!

 

    我的性格和才力,学界、政界中尚不得相安,何况持筹握算、孳孳为利的商界,臭味当然更不能相投,何以我偏愿去?这事说来,也有个久长的历史。

 

    1922年夏天,我的祖母逝世,因需办理丧葬等事,我一时不能回北大服务,就请校中留职停薪,住在家里。那时新学制颁布,商务印书馆急需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招我到馆任国文、历史两种工作,苏、沪路近,容易顾家,我就到了上海,这是商务的全盛时代,编辑部300多人,全馆职工3000多人,使我看到了现代化的出版企业。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章锡琛,都是同事,天天见面。有一回,振铎激昂地说: “商务是靠教科书赚钱的,我们替资本家编教科书,拿的薪水只有100元左右,而为他们发的财至少有一二百万,我们太吃亏了!我们应当自己经营一个书店,到力量充足的时候也来出版教科书,岂不是我们的一切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听了,各各赞成,过几天就结合了一个团体,由予同起名,那时他醉心清代的朴学,定为“朴社”;推我为总干事;每一社员按月缴付10元,作为公积。第二年教科书编好,我的家事也安排妥当,我就回了北大。1924年秋天,江、浙有“齐卢之战”,上海紧张,他们为有避难的迫切要求,把两年来存储的款子收回去了。我听得这消息,大为不满,就在北京招集朋友,重新组织起来,其时参加的有范文澜、冯友兰、郭绍虞、吴维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蒋仲川等,编印书籍多种;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对门租赁房屋,开一书店,命名景山书社,作为门市部。我编的《古史辨》就是在这里出版的;真想不到,这样专门的东西竟销路奇佳,一年中翻印了几版,因此这个铺子就站住了。但因我们都在大学里教书,不能有一个专人集中精神来管理,而且商人刁滑,发出了书常常收不到钱,我们对付不来,至于销路不畅的书,又徒然压了书架,所以《古史辨》卖得虽好而这铺子还是不能获利。我把《古史辨》一集一集出下去,不支版税,门面赖以维持,居然延到了抗战。抗战之后,并入开明书店;开明原是朴社的上海同仁开的,可说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了。

 

    因为有了一回开书铺的经验,我总想和很能经商的人合作。眼前有一个模范,就是商务的张元济和夏粹芳。夏氏本是工人出身,他能管理工厂及商店。张氏是前清翰林,戊戌政变时,西太后嫌他是新党,给以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他不能在政治上发展,回到上海,入南洋公学任教,后来和夏氏联合而把商务扩大起来。当时社会开始蜕变,大家知道《四书》、《五经》已不适于做教科书之用,但想不出一种新式的教科书来。杭州人叶瀚模仿了千字文的形式编出了《天文歌诀》和《地球韵言》,把天文、地理的科学知识作成了四个字一句的东西,虽说是“旧瓶装新酒”,然而文字古雅,小孩子读了不能懂;而且没有插图,就是老师也何尝懂得。南洋公学编了一种《蒙学课本》,开头是单字,继以两字以上的名词,又继以句子,又继以短篇文章,又继以长篇文章,深得循序渐进之意。但这课本只有一册,从单字到长篇文章在一册内读完,不知道他们要把这一册书占据一个孩子的多少时间?如说一年,孩子知识的进步哪能这等快?如说五年,那么一课书是不是读半个月?所以这还是不适宜的。大约张先生也感到这个困难,所以他进了商务之后就集合许多人编出一套《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其循序渐进的方式和《蒙学课本》一样,但是他分为十册,每课都有插图,每册都有彩色图两幅,图文对照,更没有看不懂的;选取材料又多是富有趣味的,令儿童高兴去接近。这部书一出来,大家觉得耳目一新,竞买给子弟读,虽是私塾先生教惯《四书》、《五经》的也教学生换读这书,中国的新式教育在这书上奠定了基础,商务的商业资本也在这书上大量地扩展,于是商务执了文化界的牛耳。张先生在这个时候要干他的本行了,就编《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把许多好版本,介绍给读者。这又是一个大贡献。我深信以我的兴趣和才力来步张先生的后尘,是做得到的,只是夏粹芳到哪里去找?

 

    我常梦想着我如能把握一个力量充足的书肆,我当做两条路的开展,一条路是新的,一条路是旧的。所谓“新路”,就是民众读物。我们以前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出了600种小册子,销了5000万本,可见民众是怎样需要新的读物。近数十年来,教育渐渐普及,民众识字的日多,但他们识了字之后就苦于无书可读,只能看几本旧唱本、旧戏剧、旧小说。这都是几百年或几十年前所作,思想非常陈腐,毒素太多,他们受了新式的识字教育之后,如想再进一步便非接受这种含有毒素的教育不可,岂不可骇可痛!岂不是识了字反而害了他们!我们以前编辑民众读物,主要目的在激励他们的民族思想和对于日本军阀的仇恨,太过单调,我也自知。所以然者,本没有新式的民众文学家,要写别的东西不容易写,只有这一套可以提起笔来就是。这在正常的状态下是不合适的。我们要做好这个工作,一定要常常大规模地征文,无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各方面都要,看其文笔斐然、思虑灵活的给予进修的机会,而在进修期内又限定他一年中要缴到几次成绩,这样就可使他学识与技术同时并进,学识愈高,通俗化的技术也愈高,如此,民众的知识也就跟着他提高了。这当然要花一笔大钱,可是这笔钱花出之后是有报偿的,是有优厚的利息的,国家为了教育民众固然应当做,就是持筹握算的商人只要他们眼光放得远一点也该做。教科书只有在校的学生读着而已,而已使商务在过去四十多年中成了书业的领导者。何况这民众读物是普遍到各阶层的,工、农、商、兵无不可看,教师、学生无不可看,家庭妇女无不可看,只要会做,将来扩大为几个以至几十个商务印书馆也不难咧!这是新的一条路,正衔接着商务的教科书而前进的。至于旧的,就是整理古书,使得凡是读中国古书的人必须看我们这一部,使得这一部成为长时期的标准本。张先生的《四部丛刊》固然有价值,但他只是把古本的原样介绍出来而已,至多只有把一两种古本对勘,附一校勘记而已,根本他没有整理,后学者是不容易看的。何况古本并不即是善本,真正的善本乃是清代学者的校刻本,他们已经把许多古本集合校勘,并作新注,以清代人文字学和经学根底之好,读书之渊博,当然这些本子的价值远在宋、元刻本之上。张先生专求古刻,不收清刻,以《春秋》责备贤者的眼光看来,未免古董意味太重。至于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除了一部分之外也是介绍旧籍;他把古书印成小册子,易带易藏,这设计也不错;他把古书断句,便于寻省,更适合于需要。可是,他做得太潦草了,断句的错误和校勘的粗疏,数也数不清,如果给我时间替他做一个勘误表,篇幅该和《牛津大字典》一样多。又中华书局模仿商务,出了一部《四部备要》,既为介绍古本和善本,又不曾加以整理,只是仿宋字排得好看,猜测起来,他们发刊此书的目的恐怕只为替仿宋字做宣传的。我们如做此事,应在大学文、史两系的学生中选取学问有相当根基而心又仔细的,加以几年的训练,然后令他们到各图书馆、各藏书家收集古本和善本,做一度“集校”,再把前人各家的注汇合起来,汰劣存优,做一个“集注”,然后加以标点、分段,做校勘记和索引,使得读者得了这一本便可信任,不必旁骛。这才是真的整理,必有了这个整理而后古书可读,古人遗产的真面目可为极远的后人所认识。印行古书固在现在时代不感甚大的需要,但此事则今日必做,因为能读古书的人越来越少,在二三十年内怕要完全死亡,今日如不请他们担任整理的工作,到时局安定,大家想读古书的时候,这已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了。而且现在全世界人都注意中国,通汉文,读中国古书的日多,只要看两部《皇清经解》在市面上绝了迹,就可知外国人搜购我国线装书数量之多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印出这种标准本来,不但全中国的图书馆和大学都要置备,即全世界的图书馆和大学也无不要置备,而且有永久的销路,我们为什么不做。这是旧的一条路,也是衔接着商务的《四部丛刊》而前进的。

 

    我怀抱了这样一个大计划,可惜找不到大资本家和我合作。有一次,晤见商务的总编辑张天泽,他为和总经理王云五搞得不好,正谋改业,他有志自办一个出版机构。我想,他是厦门人,厦门是商业中心,他从小耳濡目染,想来他懂得经商,他是学经济学的,在商务工作十年,又必然懂得出版的技术和金钱的运用,更具备了适宜的条件,因此怂恿他干。经过许多朋友的帮助集股,到1944年集到了1000万元,当时可换得黄金20条,虽不算多,比了我们的朴社究竟宽裕了。机构成立,定名中国出版公司。不幸得很,他做惯了王云五的干部,没有独当一面的勇气,进一步退两步,迁延复迁延,存在银行的钱愈来愈贬落,我的极热切的期望竟完全落空了!

 

    就在这时,我到北碚游览,认识了亚光舆地学社的金擎宇。他和他的哥哥振宇、纬宇等在抗战揭幕后创办亚光,制印地图。为了那时逃难的民众和开拔的军队都需要地图做旅行中的参考,有一种袖珍的《中国分省图》竟于数年内销了35版,每版1万册,奠定了他们的经济基础。这时他的弟兄在江西、湖南、广西一带推销,他则为了邀请制图人员到重庆。到了之后,知道科学工作人员集中在北碚,制图以北碚为最宜,所以他就在那边盖了几间屋,设立中国制图社。既和我遇见,知道我有意在出版方面发展,就请我加入,成立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推我为社长。我家居柏溪,离北碚六十里,本不能去,忽然我前妻殷履安一病不起,病中既无法延医购药,死了连棺材都买不到,托人从磁器口买了来才得成殓,因此我痛恨这穷乡僻壤,要迁家到有医院的地方,而北碚恰合这条件,因此我就正式做了社长。过不多时,金氏昆仲来北碚协议扩大组织,招收外股,成立大中国图书局。我当时正值丧妻之际,不但积蓄都光,而且负债累累,哪能加入股子。承他们的好意,替我加入20万元,于是我也成了书局的股东。抗战胜利,书局迁到上海,再谋扩充资本,定股份总额为2亿元。那时币值跌落更快,我的收入因此较多,陆续付款,到招股截止时凑足了200万元,恰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一。19467月,开股东大会,万想不到,被推为总经理兼编辑部主任。副总经理陈宣人,前在商务担任事务多年,抗战期间在重庆办大信文具公司。经理二人: 一金振宇,即前亚光总经理;一丁君匋,前生活书店及《大公报》馆的函购部主任。协理一人: 金纬宇,即亚光的副经理。他们为什么选我呢?一因我年龄最长;二因我在教育界工作近30年,交游众多,做书店生意不能无教育界的联络。我坚决地辞谢,因为我实在不会做经理部工作。但他们说: “不妨,经理部的工作自有我们做,不来烦你。你只要在外面做联络的工作就是了。”因此,我虽负了总经理的名义而仍住在苏州。公司有事,打一电话来,我就到上海去。所以我得在苏州住了两年,担任社教学院的教授。

 

    大中国图书局开张在上海之后,营业极佳,因为我们在重庆已绘了好些地图,外蒙让出去了,台湾收回来了,东三省变为东北九省了,这些变动上海书肆都尚未画出而我们已都有了,在胜利之后人心振奋的时候我们印一版就销一版,甚或我们尚未再版而订货的已来,大有供不应求之概。但国、共谈判破裂,战事一起,发行网就缩小了一半。以后解放区日广,到上海蒋军消灭之前,我们的发行网竟至不出上海。而且为了工商业的不景气,购买力也萎缩非凡,就是上海一区也远非昔比。到这时,我们的地图是没有销路了,只靠了贩卖钢笔吃饭。我为书局编的一套《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一百数十种,出了十余册就出不下了。特约吕叔达编的《中国通史演义》八十回,编辑部里用了五六年的气力绘出的二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分县地图》,其细密为历来坊间所没有的,都不能付印了。这多么痛心!

 

    我住苏州,拿了一校一局的薪金本也够用,但苏州这地方,游手好闲的太多了,借钱求荐的麻烦不必说,就是不借钱、不求荐的人上门,他们没有时间观念,一坐就是半天,我没有这闲暇去陪他们,然而多是本家、姻亲和上辈的朋友,得罪不得,为用出我的力量在正当工作上打算,我非迁出苏州不可,所以辞掉社教学院的教职,于1948年迁到上海,专做书局的事。我在书局,虽不能任经理,但编辑是可做的,我当然可以一心一意编出几部书来。只是时局动荡过甚,局中营业日落,我的薪水一减再减,打了一个对折,为要维持家庭生活计,只得兼教书,所以我便于解放前就蒋维乔先生的延聘而任了诚明文学院的教授。 解放之后,发行网宽得多了,可是又有难问题来。地图是表示政治区划的,区划改变地图就得照改,要改就得重新造货,要造货就须有生产资本,但我们的流动资本已干涸了,造新货谈何容易。原印的图,一切不合适,只有卖给纸厂造“还魂纸”。再则,新印的图是否合适也是问题。例如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编了一册《苏联新图志》交给我们印,我们觉得这些编者都是专家,料不会错,就出版了。哪知出版之后,得到出版总署胡署长的信,说: “其中有《帝俄东部发展图》一幅有妨邦交,不便出版。”我们把这个意思告给地理研究所,他们答道: “帝俄时代的事自有帝俄负责。而且帝俄不但受苏联的攻击,也受我们的中苏友好协会刘少奇主席的攻击,为什么不能把他们过去的事实揭发出来!”出版总署是国家机关,地理研究所也是国家机关(今已并入中国科学院内),为了他们步伐的不一致,害我们铺子赔了3000万元,这种苦痛该向谁诉?本来我们已定出版民众读物,仍用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名义,在平津报纸登了征文广告之后也收得了些稿子,自从《苏联新图志》生了问题,我们一再考虑,恐怕自己政治认识不够,出了岔子,加以出版总署并不负审查的责任,我们也没法质正于政府,所以就改变方针,从学校的自然科学挂图着手了。

 

    在这个大时代里,我自问无应变之才,越来越觉得无能。去年解放前,金圆券一日数落,局中同仁无不喊穷,不绝地向经理部请求增薪。编辑部因为由我主管,工作人员向我要求更切。我因为这是实在的情形,与经理部同仁磋商增加津贴,然而那时正是营业极不振的时候,局方实不能加。我争之再三,有一位经理就说: “顾先生,你究竟是什么立场呢?你若是站在劳方,你的争是对的,但你却是资方的总经理呀!”这句话驳得我哑口无言。自从局中组织了工会,劳方与资方有共同组织的业务会议,以及福利、膳食、学习等的委员会,关系愈来愈密切,斗争也愈来愈尖锐,我既负了总经理的名义,也不该不实际负总经理的责任,然而折冲樽俎非我所长,要我在劳、资两方确定立场,尤非我所能,我真踌躇了,彷徨了!我还是退出商界罢!下次开股东会议时,我决定辞职了。

 

    投身在商界,已有5年历史,我觉得商界确实好。他们固以营利为目的,但这个目的是公开的,除了公开的竞争之外再没有钩心斗角的破坏行为。不像教育界人,口头上清高万分而实际则较及铢锱,为了一点小小的出入而激起了高度的妒忌,以致鼓动了别人来闹风潮。可惜我进商界迟了,不然我必可踏着张元济先生的足迹而前进。

 

    (本文摘自《顾颉刚自传》,顾颉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月第一版 ,定价:26:00元)

责任编辑: 林杏子
查看最新文章>>

相关文章
鲁迅和顾颉刚的是与非 - 07-22 09:27 am - 点击: 2638
顾颉刚:蔡元培、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 05-04 10:38 am - 点击: 2515
国学大师钱穆是怎样成名的 - 04-02 09:19 am - 点击: 4071
顾颉刚与中华书局之交往——写于《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 - 01-21 01:15 pm - 点击: 2456
张中行笔下的种种师表:我是钱玄同不成器弟子 - 01-05 10:56 am - 点击: 3115
顾颉刚处窘境不卖文救急 北京居不易无奈南下 - 02-24 03:02 pm - 点击: 2557
历史学家顾颉刚晚年的自我告诫:无恨于此生 - 12-25 10:36 am - 点击: 2582
顾颉刚:在风雨中漂泊 - 05-08 05:06 pm - 点击: 3131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 04-30 01:36 pm - 点击: 4204
干春松:顾颉刚和傅斯年,被放弃的“国学”“国故” - 12-16 11:53 am - 点击: 2319

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GUOXUE TIMES CULTURE TRANSMISSION CO.LTD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www.poetry-cn.com 合办
Powered by phparticle & tp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