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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开启国门 走向世界——白云翔研究员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
2012-06-25       光明日报    点击: 1783

 

 

 

中国古代真正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是从汉代开始的。

 

 

 

演讲人:白云翔  时间:321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

 

    白云翔 195512月生于山东省淄博市,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当选为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考古、手工业考古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

 

走向中亚西亚及欧洲

 

    走向蒙古及西伯利亚走向朝鲜半岛走向日本列岛走向中南半岛  走向世界,是汉代中外交流的主旋律

 

    文化交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就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来说,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时代乃至史前时代,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真正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联系并进行交流,却是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汉代开始的;中国古代真正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也是从汉代开始的。

 

    从我国向西,是广阔的中亚、西亚和欧洲南部地区。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开辟的绿洲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自陇中跨过黄河向西穿越河西走廊,经敦煌再向西跋涉,自疏勒(今新疆喀什)向西翻越葱岭,就可先后到达中亚、西亚以及欧洲东南部直至地中海沿岸。

 

    在中亚西亚及欧洲东南部地区,迄今已在20多处遗址或墓地发现了汉朝文物。譬如,在阿富汗北部希比尔甘东北的蒂利亚山,发掘的6座大月氏或贵霜初期的贵族墓葬中,有3座墓各出土西汉铜镜1件,并且墓主人身着丝绸服装,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

 

    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西哈萨克斯坦州列别杰夫卡村,发现的萨尔马泰族后期文化墓地中,有2座墓各出土汉朝铜镜1件,墓葬的年代大约是公元23世纪。

 

    中亚西亚及欧洲东南部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铜镜、钱币、漆器和丝绸等,并且尤以铜镜最为常见。铜镜主要有连弧纹铭带镜、四乳四虺纹镜、方格博局纹镜、云雷连弧纹镜和直行铭文夔凤镜等,另外,还有当地制作的“仿汉镜”,其年代自公元前2世纪末的西汉中期至公元3世纪初的东汉末年。在空间分布上,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市郊发现有四乳四虺纹铜镜,表明汉朝文物向西至少已传播到黑海的西北海岸一带,但汉朝文物发现较为集中的地区是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和里海至黑海一带。中亚西亚及欧洲东南部出土汉朝文物的年代和空间分布,从考古学上反映出汉代绿洲丝绸之路的开通以及汉王朝同西域诸国的联系。

 

    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及其邻近地区的汉朝文物,是在张骞“凿空”西域的历史背景下传入的。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第一次出使西域,先是被匈奴扣留长达十年之久,后来寻机逃脱到了地处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此后又先后到达今锡尔河与阿穆河之间索格底亚那的康居、今阿穆河流域的大月氏和大夏,最后于元朔三年即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这次出使西域是从匈奴逃脱才到了大宛等国,不可能带去大量汉朝物产,但离开大宛时曾许诺,回到汉朝之后“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张骞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或稍后第二次出使西域之时,使团人数众多并携带大量资财,即“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带有多名副使,“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由此,汉王朝同西域诸国真正建立起了联系,并把大量汉朝物产带到了中亚各地。此后,随着汉王朝同中亚诸国之间频繁的使者往来和贸易往来,汉朝物产源源不断地西传中亚,以至于“宛国饶汉物”。新莽和东汉时期铜镜等汉朝文物在中亚的发现,反映出东汉早期班超出使西域以及后来长期经营西域的一个侧面。

 

    里海北岸的乌拉尔河流域至黑海北岸的草原地带,主要是游牧民族萨尔马泰人的活动区域。《史记》所载之奄蔡,就是萨尔马泰人东部的一支,其活动范围大致在咸海和里海以北。历史文献中,未见张骞出使西域期间他的副使远至里海北岸的记载。但是,里海北岸至黑海西北海岸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汉朝铜镜的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1世纪前半的汉昭帝和宣帝时期,汉王朝就同遥远的里海北岸伏尔加河下游、黑海北岸顿河下游以及第聂伯河下游地区的游牧族古国发生了联系,并且一直延续到东汉时期。正是在汉王朝同中亚西亚及欧洲东南部诸国建立联系并汉朝物产大量西传的过程中,汉文化西传到了这一广阔的地区。

 

走向蒙古及西伯利亚

 

    我国北方国境以北,是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战国时期的蒙古和南西伯利亚一带,主要是东胡和月氏等部族活动的地域。秦汉之际,随着匈奴的迅速崛起和扩张,蒙古和南西伯利亚一带除了有丁零等部族活动之外,主要成为匈奴人活动的地域。在汉王朝和匈奴的博弈过程中,汉文化不断地向这一地区扩展。

 

    蒙古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匈奴墓葬和城址的有关发现,反映了汉王朝与匈奴的联系。譬如,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哈卡斯共和国首府阿巴坎市附近发现的阿巴坎宫殿建筑基址,是一座平面呈长方形、屋顶铺瓦,具有汉式风格的四阿式重檐建筑基址,出土有阳文反书汉字“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的文字瓦当等汉式器物,其年代一般认为是公元纪年前后的新莽时期。

 

    蒙古国中央省巴特苏木布尔的诺因乌拉墓地,是一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匈奴墓地,出土有大量汉朝文物,包括铜器、织锦和纪年铭漆耳杯等。在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地区,迄今发现汉朝文物的遗址和墓地已有20多处,分布在西起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地区鄂毕河流域,北至贝加尔湖沿岸,东到蒙古国肯特省东北部鄂嫩河上游的广阔地域。

 

    上述以汉朝文物为代表的汉文化北传蒙古及西伯利亚地区,是汉匈之间争战、和亲以及边关贸易的结果。争战作为汉匈关系的两大主题之一,早在秦始皇时期蒙恬率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就开始了。汉武帝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匈奴王庭北迁之前,大战不断;汉宣帝地节二年即公元前68年“匈奴不能为边寇”之前,大规模战事仍时有发生。匈奴南侵和汉匈争战过程中,匈奴自汉朝北疆掳掠大量人员和财物的同时,也有上至汉将、下至边民亡降匈奴。于是,大量汉朝物产流入匈奴的同时,被掳掠和亡降匈奴的汉朝居民也把各种生产技术带了过去。和亲,是汉匈关系的另一主题。早在西汉初年汉高帝白登之围被解之后,“使刘敬结和亲之约”,汉匈和亲就开始了。此后,汉匈和亲断断续续,同争战交替进行。汉元帝竟宁元年即公元前33年王昭君出塞嫁作呼韩邪单于的宁胡阏氏,更是尽人皆知的一段和亲佳话。和亲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汉廷宗室公主及相关人员入居匈奴;另一方面是汉庭馈赠给匈奴大量的汉朝物产,从食物、冠带衣裳、丝织品、日用器具、钱币到黄金、车马等,可谓无所不有。匈奴贵族墓出土的各种汉朝文物,大多应为汉廷所赐之物。汉匈交流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边关贸易。汉武帝初年,汉与匈奴“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东汉早期还出现过匈奴人“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的盛况。汉匈之间的边关贸易和物资交流,同样使大量的汉朝物产流入匈奴,在汉文化北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走向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地处亚洲大陆东部,其北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与我国大陆相连,其西隔黄海与我国大陆相望。两汉时期,半岛北部先是汉初卫满朝鲜的兴衰,后是汉王朝在这里置郡设县;半岛南部作为“三韩”之地,也受到了汉王朝和汉文化的直接影响。

 

    在朝鲜半岛北部,发现有丰富的汉文化遗存。两汉时期的郡县城址发现多处,大多分布在半岛西北部一带,其附近往往分布有同时期的墓葬群。位于朝鲜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南岸的土城里土城址,城内曾发掘出柱础石、甬路、水井和排水道等建筑遗迹,发现有云纹瓦当,“乐浪礼官”、“乐浪富贵”、“千秋万岁”等文字瓦当,以及“乐浪太守章”、“乐浪大尹章”等封泥,表明该城址为乐浪郡治址,其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半岛北部发现的汉式墓葬数以千计,类型多样,包括土圹墓、木棺墓、木椁墓、砖椁墓、砖室墓以及瓮棺葬等,其结构及葬俗均与汉朝内地的墓葬大同小异。这一时期的城址和墓葬中出土的汉朝文物和汉式器物种类丰富,数量众多,主要有各种日用陶器,砖瓦和瓦当;半两钱、五铢钱、货泉、货布、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钱币以及铸造半两钱的石铸范;银印、铜印、玉印和木印等印章及封泥;各种铜镜、日用器皿以及车马器,铁生产工具和剑、刀、戟、矛、弩机等兵器;种类多样的日用漆器,有些漆器上刻有“蜀郡西工造”、“广汉郡工官造”等铭文;还有绢、帛等丝织品。它们大多来自汉朝内地,但有些是在当地制作的。

 

    两汉时期的朝鲜半岛北部,先后经历了卫满朝鲜和汉置郡县两个阶段。“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汉武帝元封三年即公元前108年“夏,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此后,汉置郡县虽多有废合、徙治等变动,但终两汉一代,半岛北部始终处在汉郡县的管辖之下。半岛北部丰富的汉文化遗存的发现,从考古学上揭示了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朝鲜半岛北部的历史进程。

 

    朝鲜半岛南部,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先后形成了三个早期国家,即西部的马韩、东北部的辰韩和东南部的弁韩,进入到韩国历史上的“三韩时代”。三韩文化遗存中,出土汉朝文物的遗址和墓葬迄今已有30多处,遍布韩国各地。譬如,济州岛北端的山地港遗址,出土有五铢钱、货泉等钱币,“见日之光”铭连弧纹铭带镜等铜镜,以及铜剑格等,其年代约当新莽时期。庆尚南道昌原市的茶户里1号墓,出土有五铢钱、星云纹铜镜和铜带钩等汉朝文物,墓主人被推测为弁韩的首领,其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后半。三韩时代文化遗存中的汉朝文物,主要有半两钱、五铢钱、货泉、货布、大泉五十等钱币;蟠螭纹镜、星云纹镜、连弧纹铭带镜、四乳四虺纹镜、多乳禽兽镜、方格博局纹镜等铜镜,以及铜鼎、带钩、剑、弩机、车马器等铜器;铁斧、凿、锄板、镰刀、剑、釜等铁器,以及其他文物等。另外,“仿汉镜”也多有发现。

 

    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古国同汉王朝虽然没有在政治上建立直接的联系,但三韩地区汉朝物产的大量传入,表明三韩古国同汉王朝存在着频繁的人员往来和物产交流,汉文化对三韩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出土汉朝文物的年代大多集中在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的情况来看,汉文化向三韩地区的传播兴盛于西汉中期,反映出半岛北部汉乐浪四郡的设置对于汉王朝同半岛南部三韩古国的交流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汉文化走向半岛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半岛北部的乐浪等汉郡县作为桥梁和孔道而实现的。至于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整个朝鲜半岛的通道则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辽东陆路,另一条渤海-黄海水路。

 

走向日本列岛

 

    日本作为太平洋上一个由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等4个大岛以及3000多个小岛组成的群岛国家,西隔黄海和东海与我国大陆相望,是我国一衣带水的东方邻邦。两汉时期的日本列岛,在中国古文献中被称之为“倭国”或“倭人”之地,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弥生时代”中后期。日本弥生文化中汉朝文物的发现,从考古学上揭示了汉王朝同日本列岛倭地诸国的密切联系。

 

    日本弥生文化遗存中,汉朝文物有着广泛的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出土汉朝文物的弥生文化遗址和墓葬多达80多处,分布在九州岛、四国岛和本州岛的西部地区,尤以九州北部地区最为集中。

 

    譬如,地处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海上通道上的长崎县壹岐市原之辻遗址,是一处由三重壕沟环绕的台地遗址,出土的汉朝文物有铜镜、车马器、剑、镞、权等铜器,货泉、大泉五十等钱币以及铁斧等,一般认为该遗址是《三国志·魏书》所载“一支国”的都邑遗址。

 

    日本弥生文化遗存中的汉朝文物,主要有金印、钱币、铜镜、铁器以及其他文物。其中,“汉委奴国王”金印发现于福冈市东区博多湾的志贺岛,蛇钮,方形印台,印面边长2.347厘米,印面阴刻篆书“汉委奴国王”五字,一般释读为“汉朝倭国的奴国王”,参照“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的记载,推测该印是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汉光武帝经来汉使者之手赐给奴国国王的金印。钱币主要有半两钱、五铢钱、货泉、大泉五十以及货布等。铜镜是发现地点最多、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类汉朝文物,主要发现于九州北部地区,东达日本中部地区的岐阜县境内,迄今已发现完整者约250件、铜镜残片约270件,包括西汉镜、新莽镜和东汉镜,汉朝的主要镜类几乎均有发现。另外,还发现大量在九州地区模仿汉镜铸造的“仿汉镜”。铁器主要有铁斧、凿、锸、刀、剑、矛等。其他汉朝文物还有铜三翼镞、铜剑、铜盖弓帽、铜四叶形饰和玻璃璧等。

 

    从上述考古发现可以看到,西汉初年至东汉末年的400多年间,汉王朝同倭地诸国的联系在逐步增强。汉初半两钱、铜镜、铜镞和铁器等在九州北部地区的发现表明,公元前108年汉置乐浪四郡之前汉王朝同九州北部的倭地诸国已经建立了联系。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纪年前后的西汉中晚期的文物在九州北部及其邻近的山口地区分布密度大,出土种类和数量多,成为“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的实物例证,反映出朝鲜半岛北部汉乐浪四郡作为汉倭外交、商贸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同日本九州倭地诸国的联系。公元1世纪初至3世纪初弥生时代后期文化遗存中的汉朝文物,以钱币和铜镜最为常见,其分布地域迅速向东扩展,其东界到达了岐阜县乃至石川县境内,表明新莽和东汉时期,汉王朝同整个西日本的倭地各国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并且倭人诸国先后被纳入汉王朝的册封体系之中,“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汉王朝与倭地诸国交往和联系的通道,主要是辽东至朝鲜半岛的陆路和渤海——黄海水路。

 

走向中南半岛

 

    中南半岛地处亚洲东南部,与我国大陆山水相连。中南半岛的西部向南延伸出的马来半岛,也是中南半岛的一部分。两汉时期,中南半岛的东北部沿海一带随着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设置,成为汉郡县的统治区域;中南半岛汉郡县之外的其他地区,汉文化也逐步扩展。

 

    今越南北部及中部沿海一带的中南半岛东北部地区,发现有大量的汉代城址和墓葬。譬如,越南首都河内东北郊外的古螺城遗址,是一处由三重城垣以及护城壕构成的大型城郭遗址,其结构、布局及其营建技术等具有鲜明的汉代郡县治城的特点,城内发现有汉式板瓦、筒瓦、云纹瓦当、花纹砖以及半两钱等,表明该城址与汉代交趾郡治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越南北部清化省境内发现多处砖室墓,其形态和结构与汉朝内地的砖室墓大同小异,出土大量陶器、釉陶器、房屋模型、钱币、铁兵器和生产工具等汉式器物,其年代为公元2~3世纪,据推测它们大多是汉朝内地迁移至九真郡一带定居的汉人墓葬。越南南部和马来半岛,虽无汉式城址和墓葬的发现,但在多个地点出土有汉朝文物。

 

    中南半岛各地发现的汉朝文物,主要有钱币、铜镜、铜器皿等。钱币主要发现于东北部汉郡县地区,其种类有半两钱、五铢钱、货泉、大泉五十等。铜镜发现数量较多、分布地域广,其种类有星云纹镜、连弧纹铭带镜、四乳四虺纹镜、博局纹镜、多乳禽兽纹镜、夔凤镜和盘龙镜等,其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后半至公元3世纪初。铜器皿主要发现于东北部地区的大中型汉式墓中,器类有铜鼎、壶、樽、盘、碗、釜、双耳锅、鐎壶、行灯、博山炉等,大多具有岭南地区汉代铜器的特点。其他汉朝文物还有铁戟、铜弩机等兵器,铁斧、凿、刀等生产工具以及玉璧等。此外,中南半岛东北部还发现大量当地制作的汉式器物,包括各种陶器、陶模型明器和建筑材料等。如古螺城遗址出土的青灰色圆瓦当,有边轮、双线界格,四区饰内向卷云纹,与汉朝内地同类瓦当的纹样和风格基本相同,显然是汉人工匠在当地制作的。

 

    上述汉式城址、墓葬和汉朝文物的发现,从考古学上揭示了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中南半岛的历史进程。中南半岛的东北部沿海一带,在汉武帝时期平定岭南之前,主要是通过西汉南越国同汉文化进行交流。汉武帝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在岭南设置九郡之后,汉王朝的政治版图扩展到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汉文化随之迅速涌入。即使汉郡县统治比较薄弱的日南郡一带,汉朝物产仍然大量传入并被当地居民所接受,沙荧文化瓮棺葬中汉朝钱币和铜镜的随葬就是明证。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即公元43年马援率军南征平定征氏姐妹叛乱之后,在当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改革,汉文化的影响进一步扩展和深入,北宁省和清化省等地砖室墓的集中发现,钱币和铜镜等汉朝文物在北起富寿省、南至庆和省的广阔地域内的大量出土,汉式建筑材料、日用印纹陶器及丧葬用模型明器在当地的制作和使用等,都反映出汉文化在当地逐步“扎根”。即使在汉郡县最南端的日南郡象林县的今广南省一带,也发现有汉式城址并出土有汉式砖瓦及印纹陶器等,反映出汉文化的强烈渗透。至于汉王朝内地与中南半岛三郡之间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二条:一条是陆路,即通过地处今广西南部的合浦郡和郁林郡进入交趾郡及其以南地区;另一条是海路,即通过南海海上通道,自南海郡、合浦郡到达交趾郡、九真郡以及日南郡。

 

    中南半岛南端至马来半岛的广阔地域,虽然地处汉郡县统治区域之外,但汉朝文物仍有发现,如越南平阳省扶正遗址出土有公元前1世纪末的四乳四虺纹镜,安江省沃埃沃遗址发现公元2世纪后半的虁凤镜,马来半岛中部的泰国克拉比府等地多处出土有汉朝铜镜等。这就从考古学上证明了从西汉中期开始,汉文化已经传播到这一地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逐步扩展和日益繁荣的态势。至于汉文化向中南半岛南部沿海地区直至马来半岛传播的路线,一条是以中南半岛东北部的汉郡县为基地和桥梁向西、向南传播;另一条是通过南海海上通道进行人员的往来、物产的交换以及文化上的交流。这条南海海上通道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在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走向世界,是汉代中外交流的主旋律

 

    上述中国境外以汉朝文物为主体的有关汉代中外交流的文化遗存的发现及其年代学研究和空间分布状况,从考古学上勾画出了汉王朝对外交往的总体态势,初步描绘出了汉王朝与汉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图景。尽管这一图景还只是一个轮廓,但它毕竟已经让我们看到: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古代中国真正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代。对此,我们还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其一,走向世界是汉代中外交流的主旋律。一方面是随着汉帝国的扩张,汉王朝的郡县统治远及朝鲜半岛北部和中南半岛东北部沿海一带,汉文化随之在当地“扎根”。另一方面是随着汉王朝广泛的对外交往和人员往来,以及大量的汉朝物产流向各地,汉文化迅速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扩展。因此,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是汉代中外交流的主题。

 

    其二,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在先秦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河南固始、山东青州等地战国墓葬中曾发现有西方传来的钠钙蜻蜓眼玻璃珠和银盒等,中国的丝织品、铜镜、铜剑、铁器等在战国时期也已经传播到南西伯利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并且史书中有秦代徐福率童男童女东渡日本的记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之上,才在汉代出现了中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其三,古代中国真正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是从汉代开始的,而汉王朝和汉文化大踏步、多方位地走向世界,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张骞“凿空”西域开辟绿洲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开通,是汉武帝时期;朝鲜半岛北部和中南半岛东北部实行郡县统治,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汉朝物产大量地流入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是从汉武帝时期出现的。

 

    其四,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陆路交通和海上交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向西和向北主要是通过绿洲丝绸之路和北方草原之路;走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主要是通过辽东陆路和渤海-黄海水路;走向中南半岛主要是通过岭南陆路和南海水路,并且通过南海水路即海上丝绸之路,汉文化传播到遥远的马来半岛,最终汉王朝同大秦即罗马帝国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

 

    其五,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的途径是多样的,包括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商贸的途径以及文化交流的途径,并且不同地区的途径有所不同。走向中亚西亚及欧洲,主要是政治、外交和商贸的途径;走向蒙古及西伯利亚,是在汉匈之间政治上和亲、军事上争战以及边关贸易的过程中实现的;走向朝鲜半岛北部和中南半岛东北部,主要是通过军事斗争和政治统治完成的;走向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主要是通过政治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影响;走向中南半岛南端及马来半岛,主要是通过商贸的联系和文化的传播。

 

    其六,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对世界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亚西亚及欧洲东南部,汉文化被当地所吸收;在蒙古及西伯利亚地区,改变了当地的历史进程;在朝鲜半岛北部和中南半岛东北部,社会政治实现了从早期国家到郡县制的历史性跨越;在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对于当地从氏族社会向国家社会的演进产生了“刺激、催化和加速的作用”。

 

    最后我要说的是,汉王朝和汉文化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最根本的是两汉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高度发达,以及人们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胸怀和追求,即所谓“广地万里——威德遍于四海”。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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