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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楚殇”盛 李白的“楚狂”衰——新世纪湖北作家群创作概观
2012-04-25    刘川鄂    光明日报    点击: 1549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多民族融合,地方性因素或曰地域特点或隐或显地存活于当代文学之中,成为各地闪亮的“文化徽章”。由于全球化进程加剧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导致经济、代际、性别等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上升而地域因素相应缩小。这一变化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了各地域作家的创作风貌。以个体化方式从事审美创造的作家,更自由更便捷地参与到跨地域的、全国性的乃至全球性的文学思潮和创作中,各地域文学呈共性更模糊、个性更多样的复杂面貌。

 

    相对于京、津、沪、陕、苏等地而言,湖北的文化特质和地域风貌本来就不甚明显。湖北乃农业大省,其文化品格以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世俗理性为主导。湖北虽为荆楚文化之源头,但儒家汉文化的强势渗透,使荆楚传统断若游丝。神秘诡奇、浪漫多姿、文采飞扬的楚文化,只在少数几个作家的创作中有遥远的回响。湖北地处内陆腹地、东西南北交汇之处,交通相对便捷,易受多方文化影响,尤以近代以来为甚。因此湖北的文化品性是庞杂的,其文学也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任何试图以一两个关键词概括只属于湖北的湖北文学特色都有以偏概全、顾此失彼之虞。也正因为如此,所谓当代湖北作家群这个概念其行政区域意义大于文学风格含义。

 

注重审视地域环境的缺憾

 

    在世纪转型的全球化趋势中,湖北作家的本土意识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湖北各区域风貌在作家笔下得以尽情展现。如武汉之于方方、池莉、胡发云,大别山之于刘醒龙、何存中,神农架之于陈应松,“新三峡”之于刘继明,鄂西土苗风情之于叶梅、李传锋。

 

    而提升更显现为文化审视的自觉。方方、刘醒龙、胡发云、何存中、陈应松、彭建新、徐世立等作家带有荆楚地域文化色彩的小说创作,超越了此前某些湖北作家对本土人物风习的溢美式表达,也超越了当代文学常见的以歌颂家乡来歌颂祖国的颂歌模式。例如,大多数湖北作家把部分湖北人引以为傲的“九头鸟”视为只有小聪明缺乏大智慧的代言形象。注重审视反思地域环境的某些缺憾,期待地方文明的提升和进步,被不少湖北作家视为创作的使命。

 

    小说要故事支撑,故事要时空背景,作家往往选取自己熟悉的乡土为题材领域,因此地方风习会得到彰显,其写作思维和情绪也容易受到地方文化的熏陶。相较而言,诗歌的地域性要弱于小说,但弱并不等于无。当下湖北诗歌的湖北元素既表现在承接古代屈原现代绿原的政治抒情诗中,也表现在对荆楚人文风情山乡村民的生活抒情诗中。

 

    湖北红色抒情诗发达固然有湖北文坛意识形态化特征鲜明的原因——比如湖北军旅出身的政治诗人特别多,但它并非为湖北诗人专美,因为红色抒情诗是现当代中国诗坛的传统主流文体,是转型期主旋律文学的必备品种。以对带有政治意味的时代重要事件的抒发为主要特征的时事抒情诗,也是当代中国诗坛特色品种。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在湖北,喝长江水长大的本地诗人,在生活体验、文化熏陶、现场取材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三峡便成为湖北诗人独享便利的题材。

 

    还有一类地域性政治抒情诗,诗人把目光专注于自己生活的地区,或讴歌历史的进步,或赞美现实的新变,而进步和变化带有鲜明的政治因素,甚至是主要因素。全国很多省市都盛产此类诗作。湖北之特色即在写湖北地缘地貌的多样性和民族的丰富性。不过,除了题材的特殊性和千湖之省的湖泊乡土味外,在诗歌技巧上并无“湖北的”、“非湖北的”之分。

 

    湖北和全国各地此类地域性写作中的优秀之作的启示在于:文学创作不是地方风物的展览,而是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探寻人性。既要展示各种新奇的“特色”,更要透视“风景”中的时代人生。只用地域的视角而不是时代的、文化的、审美的视角观照和描绘地域文化,只写出地域特性而忽视文学的审美共性和人类的共通性是不够的。与其搜肠刮肚地去发掘和描摹各种“特色”,倒不如在体认时代、挖掘人性上下功夫。

 

    地域性只是文学风格、魅力之某些要素,但不是决定性要素,更不是必备要素。只以地方特色为评价尺度,会埋没很多优秀作品。在各行政区域出于文化发展战略需要纷纷打“地域牌”的热潮中,文化事业管理者和文艺家们,更应该重视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对区域文化限制的突破作用。地方“文化名片”不是越“特”越好,而是越优越好。

 

追求精准、奇妙的现实主义表达

 

    湖北作家大都带着比较深厚的生活经验积累走向文坛,其初期创作十分依赖个人的生活经验,充满了生活的质感和现场感,但也往往缺乏思想的提升和技巧的经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北乃中篇强省,但最彰显作家生活厚度、思想深度、技巧精度的长篇小说一直为弱项,即与之相关。这种情形在新世纪得到改观。湖北名家纷纷告别经验自发式的写作,注重挖掘历史和人物的社会意蕴和人性深度,产生了一批具有厚重思想含量的长篇佳作。

 

    怀着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运民生的执著关注,熊召政的《张居正》通过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展现对中国历史的深入反省和宏观思考。就“正宗的”正史式历史小说而论,《张居正》堪称新世纪中国文坛同类题材的翘楚之作。集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之优长,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是民族生存苦难的抒情表达,反映了作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整体性质疑。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在一种幽深的历史与复杂的现实中叙写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和命运际遇,演绎各种人性与社会之间的尖锐冲突。其表现汉剧演员生涯的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以一串小人物的命运折射民国大武汉,细致绵密、性格鲜活。胡发云的《如焉》高密度大容量地触及现实社会严肃而敏感的诸多问题……

 

    这些作品力图呈现出一种大关怀、大视野,将个体生命纳入宏大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中进行正面的、富有深度和长度的展示,从时代和人性两个根本层面反思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达创作主体对社会历史的重构意愿和思考能力。从艺术形态上看,湖北小说尝试在写实的基础上向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开放,借鉴心理、象征、荒诞、反讽等诸多技法,形成了博采众长、多元圆融的风格。

 

    新世纪以来,湖北乡土题材现实主义诗歌写作亦有了新的开拓,使诗歌这种“轻文体”也增加了厚重感。不满足于平面的单一的乡村风习、苦难忧患的书写,加强了从城乡体制和底层人格等方面的立体观照,城乡差异、都市农民工形象受到诗人的更多关注。从外在的描写进入到内在的表达,从客体的叙述进入到主体的抒情,从单一的视角转化为立体的聚焦,不论从意象的开拓上,还是手法的使用上,都更加丰富多变,具备更深沉的内涵。转型期湖北乡土诗的集大成者是田禾,农民的贫穷、命运的卑微、生活的艰难在他的诗作中得到令人触目惊心的表达。

 

    现实主义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显词、大词,地位至尊,绝大多数作家自称是现实主义信徒,对其情有独钟。新世纪湖北现实主义文学,秉持悲悯的情怀、直面忧患的现实、坚守传统和本土、汲取新知与异质,它是一种敢介入、有担当的写作,也是一种有包容、能生长的写作。其优秀之作摒弃了经验式的写作惯性,强化了思想的渗透和技巧的探索,从整体上提升了湖北文学的人性含量和审美含量,超越了新时期个别湖北名家所标榜的“仿真”现实主义,而追求“真正的现实主义”(刘醒龙语)。

 

    尽管有的作家对宏大的历史文化问题力有不逮,有的对其笔下主人公过于偏爱妨碍了对中国历史的更深透视,有的在思辨和技巧的融合上有欠圆润,但他们不满足于对时代和习俗的外形描绘,不满足于以细节印证“常识”,而是力图写出时人未见未察之处,力求精准、奇妙的现实主义表达。湖北成为近几届国家文学大奖的获奖大户,绝非偶然。

 

缺乏张力强劲的“个人化写作”

 

    在经济和文化迅猛发展的世纪转型期,先前零星的、个体的湖北先锋写作亦有了很大突破。

 

    新世纪以来湖北相继诞生了“或者”、“平行”、《汉诗》等网络和纸媒诗歌阵地,由于其跨地域性和便捷性,将湖北境内外诗人尤其是新锐诗人联合起来。“70后”诗人哨兵执著于地方志书写,他重写了一个多色彩的洪湖、灰色调的洪湖、破碎的洪湖。对于情感和人世报以冷漠和怀疑的“80后”诗人苏瓷瓷,有着异常出色的直觉表达和意象运用能力。

 

    湖北的先锋散文主要有张执浩、刘继明等人。或通过写实和虚构相互杂糅来挖掘精神的虚无感,或执著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和寻找不断被遮蔽的诗意生活的激情和独立的精神品质。

 

    李修文的小说从经典的解构戏仿到现实人生的底层关怀、从后现代的恣意戏谑到传统的古典浪漫、从身体欲望的探秘到极致情爱的书写,在“爱与死”的极端纠葛中,开创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青春叙事,独步文坛,引人入胜。但他几乎是世纪初湖北小说界一个单打独斗的先锋派,没“斗”多久,便销声匿迹。

 

    现实主义的强势和现代主义的弱势,作为一个现象,在当代湖北文坛乃至中国文坛都是一个明显的存在。先锋文学是现代都市文化所催生的特有的艺术形态。作为一个偏农业的内陆省份,湖北并不具有催生先锋艺术的肥沃土壤,政治抒情诗、乡土诗和写实小说的发达反衬了湖北文坛在现代审美和先锋精神上的贫弱。新时期初湖北以歌颂型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和政治抒情诗著名,其影响更多来自于题材内容而非审美创造。“八五”新潮后文学回归自身,湖北文坛焦虑地看到自己相较于全国文坛总是“慢半拍”。慢之根源在哪里?在地域文化制约下的作家的审美观念。

    从精神资源的角度,我以为与政治化的屈原情结重、个人化的李白情结弱相关。

 

    屈原是楚文学之源,亦是中国文学之源。奇幻谲诡的想象和伟岸新奇的文词,浩然于天地间的一片爱国赤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进步作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学史上凡是有成就的作家,无不受到屈原的影响。爱国主义、民本思想、批判精神和神奇诡异浪漫炽热的诗风,是屈原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现当代湖北作家部分地继承了屈原的精神遗产,但湖北文人还遗忘了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李白。

 

    李白本来是巴蜀人,但他以湖北女婿的身份在湖北安陆白兆山居住了十年,他大量有影响的诗作,都是在湖北创作的。李白“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鸿鹄之志也有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就屈原、李白的主体差异而言,就阅读效果而言,就两位伟大诗人在当代作家中的影响而言,屈原是家国天下的符号,李白是个人本位的代表。如果说屈原是“楚殇”,那么李白则是“楚狂”。如果把屈原精神概括为“家国天下”,那么,李白则在家国天下之外,还有些“个人情怀”。然而,屈原的秭归香火不断,李白的白兆山却分外寂寞。当代湖北诗人的爱国爱民诗篇中,分明有屈原的影子。李白的影响呢,几近于无。

 

    所以,当代湖北有影响的诗,是政治抒情诗、乡土忧愤诗,而张力强劲的、极端化的、怪异的、直逼人性暗区的“个人化写作”,始终处于边缘的、零散的状态,未被激发,也不被认可。

 

湖北有很多有建树的著名作家,但缺乏大家。我个人认为,与家国天下情结浓厚、个人本位意识薄弱相关。湖北文坛应该多一点屈原式的诡异和李白式狂野,不能老是呈现婆婆妈妈、亦步亦趋的“现实主义”,不能老是沉溺于没有思辨力和批判力的伪浪漫主义。屈原还是李白?是摆在湖北文坛的一个问题。

 

(作者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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