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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会:《书信集》呈现的吴宓晚年生活
2012-03-14    史记会    中华读书报    点击: 1710

 

 

 

《吴宓书信集》,吴学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1月第一版,36.00

 

 

    在近代中国的学者群体中,吴宓(雨僧,1894-1978)先生是很特别的一位。他是学衡派的主要成员之一,终生以维护中国古典传统、对抗各式新文化为己任,即使屡遭挫折,精神理想亦未曾改变,也因此而始终游离于主流思潮之外。1949年以后,他偏居西南一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摧辱,却于文革刚刚结束之际含恨而逝。

 

    近些年,有关吴宓的史料大量整理出版,例如增订版的《吴宓诗集》(商务印书馆,2004),《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吴宓日记》(三联书店,正编1998,续编2006),新近又出版了《吴宓书信集》(三联书店,2011),其他的研究性著作、回忆文章乃至传说演义尚不在内。这些资料的出版,尤其是日记的披露,让读者有机会接触到这位著名学者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吴宓的形象也从一个单纯的符号——文化保守主义的象征——而日渐丰富化、具象化。

 

    不过《吴宓日记》虽然篇幅浩繁,记载详尽,遗憾也是很明显的。仅就晚年部分来说,现今公布的《吴宓日记》有若干遗失的部分,例如1969年下半年及19701974年全年的日记全部缺失,读者仅能从整理者编辑的若干“交代材料”及家信中略知当年梗概,其他在政治运动中被抄去而失去下落的还所在多有。其次,由于日记往往成为吴宓受批判的“坚实罪证”,所以亲友屡次劝告他不要再写日记,尽管吴宓不愿放弃这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习惯,仍然一如既往地记日记,但是越来越局限于单纯的记事,而略于议论、评述,这让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到他当时的感受和思考。

 

    另外,《吴宓日记》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重点在个人生命史和心灵史的记述。吴宓记载若干生活细节不厌其详,但如果我们拿他的日记与胡适、顾颉刚,乃至刚刚出版的夏鼐的日记相比,它能提供的宏观史料实在并不算多。这种状况当然与日记作者的个人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不过恐怕也是吴宓本人在文化界相对边缘的位置使然。钱锺书先生曾说《吴宓日记》在中西各种日记中“别具风格”(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人民日报》1998514),所指或者就在于此。

 

    在这种情形之下,《吴宓书信集》的编辑出版,完全可以成为《吴宓日记》的补充材料,而大大增进我们对于吴宓的理解。

 

    大致上说,《书信集》的价值至少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补充《日记》的缺失部分;第二,展现作者之交游与社会关系;第三,若干吐露真情的书信,比随时可能被查抄的日记更能反映当日实情。

 

 

    1949年,对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个改变命运的转折性年份。但是非常可惜,吴宓19491950两年的日记全部被托付保存的友人烧掉,使我们无从了解鼎革之际吴宓的思想。《书信集》的出版,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

 

    1949101,吴宓正任教于重庆北碚的相辉学院,对于北京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浑然不知。这天他给弟弟吴协曼写信,谈到自己的打算时说:

 

    将来时局战事不知如何演变,宓或赴成都安居,或赴英美讲学(此乃理想计划,95%不成),或到台湾(最后不得已时,——来亦只拟任台湾大学教授,如萧公权、毛子水<皆宓知友>例)。今后数月或半年中,宓亦未必能如宓意长居留渝、蓉也。(361页)

 

    此时重庆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看来吴宓对将来前途并无确切规划。不过,就在这封信里,他透露了自己理想中的生活:

 

    宓年五十六,身非国民党员,又无政治兴趣,亦无活动经验,然以中西文学及历史道德之所召示,由宓之愚,自愿在甲方区域中为一教员或民人。(361页)

 

    所谓“甲方”者,吴宓把世界分为甲乙两方,资本主义世界为甲方,共产主义世界为乙方,当日的中国自然也是甲乙双方的战场。

 

    最终,吴宓还是留在了重庆,成为“乙方”区域的一个教员。对于从事西洋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吴宓来说,这里的研究条件都是十分有限的。五六十年代,吴宓最亲密的学生和朋友李赋宁等曾多次劝他回到北京,女儿吴学昭也曾传达胡乔木的口信,表示吴宓可以调回北京,但都为吴宓所拒绝。这其中的原因,在19624月吴宓致李赋宁的信中说得最为全面:

 

    第一,“首都政治空气太浓,人事太繁”;第二,“最怕被命追随冯、朱、贺三公,成为‘职业改造家’”;第三,北京友朋“督责宓改造最力”,久居北京易生暌违;第四,北大西语系人才甚多,即使去了也不易得到位置;第五,如若常居北京,必常回忆到自己1925-1928年在清华之事功,及1933-1937年在清华之生活,十分痛苦;第六,“家中人均进步,长年同居,反多心情上之阋碍与语言行动之不自由”。(着重号为吴宓所加,下同。384页)

 

    这六条都是客观事实,其中恐怕以不做“职业改造家”为最重要。职业改造家者,时时发表文章、汇报思想,以自我批判、自我改造之谓,然而吴宓虽怕,以当时的形势而论,他自己也难逃职业改造家的命运,尽管他的“改造”并非出自真心。

 

    李赋宁收到信以后,并未放弃努力。1964124,吴宓再度致信李赋宁,表示“宓之根本态度是不愿常住北京”——“宓不是愁北京没有位置宓不得回来,而只怕北京有了甚好、极合宜之职务而宓不回京无所借口”,假如非要逼他回北京,那么他“即刻必心平气和地、颜色愉快地走入嘉陵江心深水处,了此一生矣”。(391-392页)

 

    仅仅五年之后,吴宓在批斗场上被扭折左腿,又关进牛鬼蛇神屋,受尽屈辱,想起以前还有回京的机会,不禁后悔“前多年不去清华、北大……而留在西南师院,受此种种”(428页)。然而这只不过是穷极无奈之下的幻想罢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时是不可能有什么世外桃源的。

 

 

    同日记一样,吴宓的通信也随时可能受到审查,晚年的书信中到处可见他通信环境的恶劣。1964105,吴宓在致诗友的信中说自己“为避免无识者之误会及查问,与任何亲友通信,在写信时,即应当作(假定)此信将要登本地日报,或将在学习小组会上读出——如此构思、取材、选词,则写来自然工美,而无语病或遗憾(宓喜写明信片,此亦一理由)”(339页)。所谓“工美”,自然是指无风险、不触忌讳而言,而吴宓的这番自我陈述,显然也是在告诫对方,亦应以此种态度写信前来。

 

    这年底,陕西师大有意调吴宓到该校任教,先后给吴宓来了两封信商讨相关事宜,结果被中文系拆阅检查而成为吴宓企图逃避运动的“新罪证”:

 

    十一、十二月陕西师大来两函。第一函,留在中文系十天,乃以付宓,函经检查,信封之一端,如鼠啮之痕;第二函,留在中文系两天,检查后,立即付宓,拆阅后重粘,信封之一端尤水湿也。(341页)

 

    虽然拆了,但还给重新粘了起来,也算装装样子。吴宓说他们那里送信的规定,是“平时来函写有‘中文系’者(及汇款寄物),必送交中文系办公室也,如只写‘……学院吴宓老教授……’则直送宓舍”,但是这只不过是过去的惯例,“在运动中,则难保不悉送中文系”(341页)。所以只要收信人写“吴宓”的,大约都难逃被检查的命运。

 

    文革中,吴宓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为了能与外地亲友取得联络,他想出请旁人代收的主意。在给郭斌龢的信中,他特别交待,请郭将来信寄给唐昌敏,切勿直寄学校,“否则诸多不便”:

 

    唐是宓之女工,亦是忠实、亲厚之友(年五十馀)。其夫贺文彬在商业部门工作,亦是宓之知友。他们接到之信,见是生人,必不拆阅,而送给宓。来信(在信封外面)万不可写出“请转交宓或雨僧先生”字样——是则“此地有银三百两”矣!(422页)

 

    写信的时间是在1970元旦前后。与给郭斌龢的信同时寄出的,还有十几封,分别给女儿学淑、学文,及知友陈寅恪、刘永济等人。

 

    然而这封约定秘密通信的信,付邮后即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截留追回,随即归入吴宓专案组的档案之中。其他同时寄出的信件,有的到邮局即已截留,“漏网”而侥幸寄出的,则由工宣队联络收信人所在的革委会,予以追回。

 

    关于此次通信受阻的情况,他在1970524给女儿的家信中有详细的说明:

 

    工宣队管理员告宓,说:“凡宓所写出之信,已被管理员全部截留(邮局)、追回(收信人所在之革委会)而拆阅,并加以没收”。故知该信皆未达到。但管理员又说:“你尽可随意、自由,和一切亲友通信”。宓却未再写出信去。(429页)

 

    最后一句实在令人兴叹。这封信由唐昌敏代为寄出,才幸而到达收信人手中。

 

 

    1947年,吴宓在武汉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认识了向副刊投稿的金月波等人,结为诗友。《书信集》中收录了吴宓致金月波的信函三十六通,件数仅次于作者早年的至交白屋诗人吴芳吉。

 

    1952年,“三载同经万变来”(吴宓《依韵答月波见怀》,312页)的两位诗友又恢复了通信,书信的内容以互相唱和为主,诗作的基调则是感时伤怀。自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开始思想改造以后,吴宓可与倾诉心事的友朋日少(19562月致金月波:“今国内通函者已无几人,互寄诗者更少”,319页),与诗友的通信就成了他为数不多的吐露真情的机会。

 

    然而随着斗争形势日趋紧张,与诗友的通信也必须小心翼翼。“反右”之前,吴宓寄金月波的诗,还有“百事从夷变夏时,已亡文字敢言诗”(317页)、“车书同轨虫鱼灭”(320页)、“不死惊看汉字亡”(321页)这样对汉字简化表示不满的句子,以及“最痛心切齿者,为文字改革之事”的直抒胸臆,到了19591960年,就变成“一年跃进百成功,炼得钢红我亦红”(326页)的“改造诗”,以及“开门喜见满堂红,元旦六零气象雄”的“颂圣诗”了。

 

    不仅自己寄出去的诗力求稳妥,他还告诫诗友,不可太露行迹。1957129,吴宓致信另一位武汉诗友黄有敏说:“以后通信不可多,寄诗可杂古贤诗多首其中,易其一首,而嵌入之,如钞古书备查考,庶几无由耳”(405页)。到了“社教”运动中,情形更加恶化,诗词唱和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只得被迫中断。1964105,吴宓给金月波等人写信:“除月波所作短诗,词意均明显纯正者外,所有旧作、新作诗或词,均祈勿写寄”(339页)。

 

    吴宓的乐于助人是出了名的。1964年,黄有敏向吴宓寻求资助,但是吴宓迟迟没有应答。在这年1220日给金月波的信中,吴宓透露了他的顾虑:“宓非吝财,实惧祸累”。原来黄有敏为人耿直,1932年吴宓曾资助过他,他“今犹提及,且遍告其妻及子女,意为‘报恩’”,吴宓认为,“实则与子女以批评及揭发之机会(大义灭亲,今古所尚。观点立场,老少年不同)”。虽然此种作为纯是好意,但是“可行于1932,而万不能行于1964。所以,资助可以,但是要立下誓约:

 

    终身不告其妻,更不令子女亲友得知:宓在1964冬(运动紧张中)曾助以资,以及由月波授与。又绝不以此事记载下来,或形于诗词歌咏。事后(用了钱)即忘记,勿有“报恩”之心。若念及宓,可念宓昔日与君等“临江万马议存文”,可念宓之《落花诗》及昔年文章诗词,而视助款只如风中一枝草管、地上一粒沙土,随风飘散,混合无迹。(342-343页)

 

    查那几天的《吴宓日记》,1211记有“允汇助黄有敏五十元,但力戒黄须慎默而不可矜直,勿因得宓助款而贻宓祸累云云”,所指当是此项“誓约”,但如若不是见到这封原信,很难想象吴宓当时的心情已经紧张到了何种程度。

 

    到了19719月,吴宓给两三年未曾通信的金月波写了封“平安信”,诗是不能再做了,信中只说“历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磨折及锻炼,而正在学习改造中之宓,今年七十八岁,仍生存于人世”,并说对方如果回信,望只告简单消息,“不必多着议论为佳”(346页)。《书信集》中所收吴宓致金月波函,到此为止。

 

 

    1949年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虽众,但始终未被“改造”思想、仍坚持一贯见解的学者却屈指可数,陈寅恪与吴宓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位。

 

    1952年,吴宓迫于压力,写了思想改造的长文《改造思想,坚定立场,勉为人民教师》,78刊于重庆《新华日报》,并转载于719《光明日报》。但在1954621,吴宓致柳诒徵时说:“宓虽刊文自责忏,内心仍完全是《学衡》初刊时之思想耳。”(401页)

 

    《学衡》初刊是在1922年。那时吴宓刚从美国留学回来,脑子里全是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的人文主义思想。《书信集》里收录了吴宓致白璧德英文信11通,信中至称白璧德为“全世界的导师……尤其是中国弟子的导师”,说“东方和西方所有的人文主义者和青年,都渴望从您那里得到灵感、引导以及个人内心的宁静和安慰”,“没有您,我们的工作就没有价值,我们的生活就没有意义”(52页),可见吴宓对于白璧德已经不仅是学生,更堪称信徒。

 

    正因为有此一层背景,吴宓虽然对于中国传统十分珍视,却并不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他对于东西方的人文精神,同样都倾注了深厚的感情,然而东西方的现状,却又都令人失望。他在给浦江清的信中自陈说:

 

    我所倾慕崇拜喜悦之西洋,乃是理想中,过去的(历史上的)西洋,即如理想的天主教、希腊哲学、Spirit of GentlemanSpirit of Chivalry以及文学艺术等……至于实际之西洋,身心所接触之西洋,如同火锅,实不堪一日居。(173页)

 

    吴宓对从美国带回的人文主义书籍十分珍爱。1951222,他致信李赋宁夫妇,交待了“最重要之二事”,并称此即系自己的遗言:第一,“目前英国文学与西洋文学不被重视,等于无用;然我辈生平所得之全部学问,均确有价值,应有自信力,应宝爱其所学。他日政府有暇及此,一般人民之文化进步,此等学问仍必见重。故在此绝续转变之际,必须有耐心,守护其所学”;第二,“中国旧书,今方以废纸出售,大事销毁”,但是“他日一时风气已过去,政府与人民必重视而搜求此类佳书,学者文士,更必珍宝视之,故我等(至少宓与宁)断不可弃书,断不可卖书,宁受人讥骂,亦必大量细心保存书籍”。吴宓交待李赋宁,他所珍藏的西洋文学书籍“勿捐与任何学校图书馆,勿分赠友人(不可零散),而自己永远保存”。(370-371页)

 

    几年之后,他开始担心起这些书籍的下场,改变了不捐不赠的初衷:“宓之Humanism西书,即Babbitt先生等名贤之著作,宓尚珍存,不知捐与何校图书馆为宜,或托某人保管传后”,并说此事“恒来往于宓心中”(379页)。不过,他仍然难以割舍,直到1969年底,吴宓在致昔日哈佛同窗的信中还提到“宓处人文主义之书,均全保存。最近晚间,且读白师之著作,佩仰之心,不减昔年也”(428页)。他对于乃师的教诲,真可称全始全终,终身不违。

 

 

    吴宓的书信散失十分严重,《书信集》中所收的两百多封信,只不过是鼎之一脔,仅能供读者略窥风貌而已。即便如此,除了上面引述的与吴宓晚年生活有关的部分之外,其他还有不少有价值、有趣味的材料。

 

    办《学衡》、主持清华研究院(亦即习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吴宓一生的两大事功,但是这两件事,在吴宓的心中颇有主次之分。在19251230给庄士敦的信里,身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谈到自己对于国学研究的态度:

 

    我不喜欢任何行政工作,而且对目前从事的所谓国学研究不感兴趣,因为它避开了所有对古代圣贤和哲人伟大道德理念的哲学讨论,却将目前中国的问题和政策作为重要方向,而在那方面,只是做些枯燥无用的研究,或是对我们宝贵的传统进行毫无根据并有害的攻击。(原文为英文,由整理者译成中文。151页)

 

    衡诸日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风气和学术成就,吴宓对国学——原信的英文写作Chinese Studies——的评价,其所指显然不是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古代文史之学,而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以新方法对国故所进行的研究。同一封信里,吴宓承认自己仍把《学衡》当成最重要的事业,他之所以到清华来,只不过是为了寻一个安定的环境。清华国学院的昙花一现,固然有各方面人事的因素,但是主事者的敷衍态度,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其他有意思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1931年浦江清考虑出洋,吴宓对他提出建议说,“弟所拟研著之《中国文学史》或《元曲方言研究》,最好在中国即秘密作好,勿令人知。到英或法国后,再加以在此所得之材料,略为增改,不多费时力,然后在此提出公布,假为在此作成者,或在此以西文发表,或用为博士论文”(181页),“不如在中国,乘今授此课,将《中国文学史》著成,他日即以此书英译或法译,则出国一次,可得博士,以为应世之利变”(191页)。在今日眼光看来,吴宓的这番“妙计”迹近学术欺诈,所幸日后浦江清虽曾出国游学,却并未按计而行,拿得学位。但是由这封信看来,《围城》中所描述的中国留学生在欧美获授博士的情形,或许并非向壁虚造。

 

    同《日记》一样,《书信集》中也有许多涉及个人感情、婚姻、家庭生活的内容,这些情节素来为人所津津乐道。不过《书信集》中有封吴宓在1944127写给李赋宁的信,里面说自己的日记及信札中的“儿女、家庭、朋友私情琐事,亦不愿其为俗人传说,故宁焚之”(253页)。所以,本文对于《吴宓书信集》的介绍,就只选择那些与时代浪潮及知识分子命运有关的部分,至于其中占比例并不小的“私情琐事”乃至家庭隐痛,就不再自居为“俗人”而“传说”之了。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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