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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视野下的荒政资料——读《中国荒政书集成》感言
2012-03-09    李长莉    中华读书报    点击: 1600

灾荒在技术水平低下、靠天吃饭的中国农业时代时常发生,虽然对特定地方和特定人群而言,也许发生自然灾害相对偶然,但对政府和社会而言,则是常态化的社会危机与对应,灾荒救助为官府的常备政务,故而称为“荒政”。灾荒的救济防护,就是一种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公共管理的事务。如何进行灾害的救济防护,其成效如何,反映着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社会的合作水平,亦即社会的公共管理能力,由此反映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们的生活质量。古今中外,皆同此理。

 

    《中国荒政书集成》12册,汇集宋明以来主要荒政书籍共185种,是迄今最全的荒政书汇编,提供了中国荒政史的基本史料,可以说一编在手,即可坐而观史。《集成》收录多种文本,包括官民档案、政书奏议、记事传述、史志考略、论说条议、民间善书、日用类书、笔记日记、报告电报等等,林林总总,排比穿插,使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立体观察荒政的方方面面、宏观微观、朝堂乡野、官方民间。故而可说此编是公共管理的史料宝库。尤为可贵的是,灾荒及其救助主要是在基层社会发生与运作,故而这些史料呈现了基层社会的官民百态,且详实、直观、生动,与多空言粉饰的朝章文字判然不同,反映了社会公共管理的末稍与实地运作情况,这恰是我们考察一种社会机制实际效能的终端依据。

 

    我未专治灾荒史,近年留意社会文化,稍加翻阅之下,从这一视角看出了不少新趣,涌现出几点感想。

 

    一、可以看到公共管理模式的历史演变

 

    书中文献跨越古代与近代,前后比较着阅读,可以看到由荒政所反映的社会公共管理模式,经历了从传统模式向清末近代模式的转变。如《亥子饥疫纪略》(第四册第2001页)记述乾隆年间江苏如皋因雨灾致饥荒,死多人,又引起瘟疫,县官依例开粥厂赈饥,但对疫病流行则无所作为,民人只有自行请医买药,致医者大获厚利,药价腾贵,而疫病流行长达6个月,死亡枕藉,有全家死绝,有全村死百人而仅剩数人。县官对瘟疫无应对措施,基本上是任疫病自生自灭。当然这是不负责任的县官,如果遇上个好县官,其可能采取的措施,大概也只是动员医家施医施药,或请神驱疫等等,其效果如何也可怀疑。再看清末宣统年间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第十二册第8131页),讲述东北鼠疫防治始末,已经完全是一种新的近代模式,如由政府委派专业医护人员组成专业防疫机构,制定防疫措施,实行隔离、西药消毒、查找病源、住院检查、医药治疗、病尸焚烧等一系列近代化的措施,终将疫情控制住。一前一后两篇防疫文献的比较,可以看到传统与近代防疫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标志着公共管理模式的近代转型。

 

    二、可以观察基层社会官民的危机应对

 

    从文献中可以看到救灾所反映的基层社会公共管理中,官方如何运作,民间组织如何运作,官民之间如何互动协作。如前述乾隆时江苏如皋知县,在当地发生灾荒、瘟疫时,基本无作为,虽依例开粥厂却疏于管理,致死多人,引起民愤,终因失职而遭弹劾,这是一种不作为的懒官、昏官。而另一篇《灾赈日记》(第十一册第7397页),是山东惠民知县记述他主持赈济1898年当地水灾之事。从其日记来看,他是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不辞劳苦,奔波于所辖各村,入户查看,分级施赈,多设粥厂,收养贫民。同时还接待来巡查的钦差大臣,对这些官员扰损地方多有不满和批评,还有对乡绅生员来为村民索赈时“言语狂悖”的无奈等。这反映了基层官员认真按清朝赈灾制度实施赈灾救济的情况,以及与民间士绅的互动情况。除了官方之外,民间组织也是赈灾的一种重要力量。如《宜荆城乡筹济公所各项单程办法汇录》(第十一册第7447),就反映了江苏宜荆士绅成立的这个“城乡筹济公所”,制定了一系列相当完备的章程办法,遇到灾害即展开赈济,多设粥厂、粥店,称为“协赈”,区别于“官赈”。甚至连领粥的“粥筹”写法样式,粥担、粥桶的样式等都画有图样,足见策划、实施之认真。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清朝官府公共管理的具体运作方式,其利弊得失,以及民间组织的的形式与运作,潜藏着民间自治的巨大潜力。

 

    三、可以发现公共管理模式转型与文化冲突

 

    救灾防疫是直接作用于民人百姓的公共管理活动,是兼涉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聚合事务,因而与人们的文化观念、风俗习惯也有关联。当公共管理模式发生转型时,也会与人们的观念习俗等发生文化冲突。这一点在清末宣统年间《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十二册第8167页)所载东三省总督锡良所作序中有集中体现。他是直接主持此事的清廷最高长官,是主要责任者。这篇序全篇就是讲他自始至终所承受的压力,他讲了三点,都不是物资、人力、组织等方面的困难,而是文化冲突:第一,新法患病为免传染而需隔离,致“死生之命,悬于旦夕,骨肉之亲,不得省视”,与国人重亲情的习俗相悖。第二,时值岁末,因隔离防止疫病传播而阻断火车运行,使千百南人不能南下回家过年,以致“羁旅愁叹”,与民间过年回家团圆的习俗相悖。第三,民俗重孝,亲人死后入土为安,但防疫新法,以火葬代土葬,致“慈父孝子所耳不忍闻、目不忍见”,有违国人最看重的孝道。这三点都是新防疫措施严重违背礼教和亲情孝道,与民间礼俗习惯发生严重的文化冲突,不仅引起民人的强烈不满、报章舆论的责骂,即使锡良本人,作为深受儒家礼教浸染的清朝高官,要亲自主持施行这些显然违背礼教风俗的措施,其内心也是倍感矛盾与痛楚,故而他在文末带有自责地连连悲叹道:

 

    是耶?非耶?天耶?人耶?薄德致灾,重为民祸。浩劫有尽,茹痛无究。

 

    此则使者之愚,所为临当垂发,忽反顾而流涕者耳。

 

    由此可见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遇到的最大、最深层的挑战,还是文化观念的冲突。

 

    以上只是从这部洋洋巨编中攫取二三点水滴稍作透视,已可见其内容之丰富,可以从中开发出多方面的历史研究资源。是编足可称为蕴含着综合历史信息的史料宝库,有待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挖掘利用。

 

    《中国荒政书集成》(12册),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3月第一版,6000.00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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