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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小鸥:为什么《诗经》是史诗——评《诗可以观》
2012-03-05    姚小鸥    光明日报    点击: 2083

 

 

 

傅道彬的《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界的一个重要成果。它的出版,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先秦诗学体系开始基本形成。

 

    以文学的目光审视经学,分析“六经”文本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刻联系,是本书的理论基点。因此,作者注重的既不是传统的“六经皆史”,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六经皆文”的文学认识,而是以文学为中心的“六经皆诗”的基本思想。本书祖述钱锺书“古史即诗”、“史蕴诗心”和“史有诗笔”三个方面的论断,指出钱氏“‘以史当诗’,打通‘诗’、‘史’的阻隔,融汇诗笔史笔的努力,已经揭开了‘六经皆诗’的理论帷幕”。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论支撑,作者才登高望远,让我们重新领略我国上古文学的精神气象和历史格局。

 

    作为一部建立在历史描述基础上的理论著作,由该书的名称即可窥见所论“周代诗学”与其历史文化土壤——周代礼乐文化的关系。

 

    礼乐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每一个中国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礼乐文化的滋养和润泽。“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是礼乐文化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在周代礼乐文化与先秦诗学的关系方面,作者指出,“在周代礼乐制度中,‘礼乐’相连,礼乐相通,礼的境界也即乐的境界。”(第21页)由是,作者论述了周代礼乐文化教养下的文学创作主体——周代贵族的君子人格的形成,并充分论证其历史背景——城邦制度的存在、哲学主题的确立、经典文本的形成等诸文化要素。(第92-124页)

 

    在对礼乐文化与先秦时期中国诗学关系进行的讨论中,作者独辟蹊径,对中国古代的“史诗”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了新的认知思路。比如,作者认为如果从中国文化的特征着眼,而不拘泥于西方所承认的史诗标准,则可知“中国的史诗存在也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世界各民族的早期史诗中,除了少数的百科全书式的宏大史诗之外,更多存在的是形式内容多样,长短不一,各具特色的史诗类型”。那么,为什么从现存文献来看,被研究者指为史诗的《诗经》诸篇如此短小?作者指出,应当从它们的演述方式来进行考察。这一研究路径不但在史诗研究中具有革命性的突破意义,而且对整个先秦诗学的建立都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意义。

 

    在传统《诗经》学中,有称为“三象”的组诗。有关此“象”之得名,过去有人以为从动物象而来,我曾指出,此说不当,诗与乐中“象”之得名当与周代的意识形态有关。(姚小鸥《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第三章)本书中,作者进一步认为,“象”乐“是一种有歌有舞,包含宏大叙事和表演形态的原始戏剧艺术。”(第58页)从史诗的角度来看,它与西方史诗(主要是古希腊史诗)相比,文本形式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呈现方式的不同。古希腊史诗是“讲唱”,注重的是语言,因此是长篇巨制;中国古代史诗是“演唱”,注重的是表演,因此篇幅短小。作者的阐释有坚实的文献支撑,又有远大的理论目光,其结论是富有开拓意义的,也是科学可信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史诗、悲剧、喜剧以及狄苏朗勃斯等歌唱艺术和诸种器乐的演奏,“这一切总的来说都是摹仿”,它们的差别主要在于“摹仿中采用不同的媒介,取用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而不是相同的方式。”(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在对中国古代史诗问题的述论中,作者创造性地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出的有关“摹仿”的理论运用于中国早期艺术研究,得出了富有开拓意义的合乎先秦文学历史事实与中国古代艺术规律的结论。

 

    春秋时代的文化与文学是本书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将春秋作为礼崩乐坏的乱世来描绘,书中指出如果“简单地把春秋社会描绘成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乱世,就是片面的。其实春秋时期社会一方面表现为礼乐的被僭越被曲解被破坏,同时这也是一个礼乐被强调被坚持被建设的特殊时代。”(第190页)在作者看来春秋时期的文化发展和文学繁荣,是在城邑文明和城邦社会的历史基础上实现的。本书第三章《城邦社会与春秋时代的文化精神》与第四章《“文言”变革与春秋时代的文学繁荣》实为一体。前者描述春秋时期新的文学创作主体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后者继之,从旧体文言(以《尚书》为代表)与新体文言(以《国风》与《易传》为代表)的演化历史入手,论述孔门乃至整个春秋时期士人集团的言语风尚及春秋时期各体文学形式的全面成熟,进而提出“春秋时期文学自觉说”这一可谓石破惊天的理论构架。虽然“春秋文学自觉说”还需要进一步的个案充实,还需要多层次、多维度的完善,但这一理论的生命活力是不容置疑的。

 

    本书第六章《“诗可以观”:春秋时代的观诗风尚及诗学意义》主标题与全书相叠,可见对于作者来说,此章在理论上有着全书枢纽的意义。作者指出,“‘诗可以观’这一理论命题潜藏着春秋诗学的特殊意味。”(第187页)。作者将《诗经》本文与春秋时期的社会制度与春秋士人的精神发展结合起来,论述了“诗可以观”的“春秋观志”与艺术观赏的内在联系,从而在一个重要方面阐释了中国诗歌的基本传统。

 

    《诗可以观》在理论上的树立是极为醒目的,可以相信它的影响必将超出先秦文学及文学理论界的圈子,在广阔的学术范围内发挥影响。

 

    《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 傅道彬 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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