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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不低调的危险:贺若弼英雄末路
2012-02-27    黄朴民    中华读书报    点击: 1496

 

 

 

南京鸡鸣寺古胭脂井

 

    中国古代最有智慧的思想家老子对人生进退得失有透彻的参悟:“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告诫人们要懂得“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凡事要有分寸,要明白认清和高明把握适当的“度”,既不要不及,又不能太过,以免乐极生悲,走向反面,留下“亢龙有悔”的遗憾。

 

    然而,对于大多数功臣宿将来说,他们很难真正理解老子“贵柔守雌”“知白守黑”的妙谛,无法进入“夫唯不争,故无尤”的人生理想境界。事业的成功,地位的变化,他人的恭维,往往使他们飘飘然起来,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不知收敛,忘乎所以,为所欲为。结果写下了人生的败笔,由辉煌走向毁灭,由光荣走向绝望。功名成就反而成了自己脖子上的绞索。

 

    综观历史上君主与功臣名将间关系多以矛盾对抗始,以你死我活残杀终,上演永无终止的“兔死狗烹”或“鸠占鹊巢”式的悲剧,其中固然有君主集权专制、猜忌残忍的重要原因,但是,从功臣宿将这一面说,也有其放纵自己、肆意妄为、咎由自取的个人因素。他们或居功自傲,率性胡为,造成骄纵不可制约,危害国家与君主利益的严重后果;或不甘寂寞,四处伸手,处是非之地而毫不觉悟,陷入争权夺利、干预朝廷政治的泥潭,引起做天子的极大不满,以致牵动天子的杀机;或伐能邀宠,互相倾轧,争名于朝,逐利于市,见荣誉而上,见利益而夺,惹得同僚侧目,导致天子反感。所有这一切,都严重激化了君臣之间的对立,导致了杀身之祸的降临。皇帝是独夫,但一般都不是笨伯,为制止功臣宿将的骄纵妄为,也为自己统治的安危存亡计,他都要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那些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功臣宿将,都要给他们以应有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诛戮功臣”一事,皇帝本人固然难辞其咎,但作为受害者一方的功臣宿将,也不无自己身上的问题。这才是比较公允的认识。

 

    在功臣宿将看来,他为朝廷所立下的战功,是日后取富贵、享荣华的筹码,自己既然已向朝廷“投之以桃”,朝廷也不能让自己白白辛苦而应该“报之以李”,“衣食之外,别无君臣”,双方之间互为利用,等值交换。“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战功越大,酬劳亦越大,否则就是破坏了政治游戏规则,大家都不舒坦,糟糕之极。

 

    由于朝廷通常以功勋大小来定酬劳高低,它关系到自己荣誉地位利禄种种实际利益,所以它不能不牵动绝大多数功臣勋将的神经,使得他们沉不住气,在分享胜利“桃子”的日子里,铢锱必较,寸利必争,昔日的战友转眼成了可憎的仇敌,心智俱失,情感亢进,彼此大打出手,闹得个不亦乐乎,这正应了老子的那段名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名与身孰亲,身与贷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而身为皇帝者,也充分利用功臣宿将争名逐利的心态,对桀骜不驯的功臣大将加以控御。在他的眼里,功臣宿将有时不过是一群争抢骨头的狗,丢一块骨头就可教其互相撕咬搏斗:“臣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于是历史上便有不少“两桃杀三士”之类的故事发生,而功臣宿将也多不争气,无法做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往往为一块没有多少肉的骨头争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史记·叔孙通列传》所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旧唐书·房玄龄传》所录“(公卿勋臣)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种种,就是“功狗”们丢开矜持,蜂拥而上,龇牙咧嘴,争抢肉骨头的丑态百出之形象写照。

 

    当然这类功臣争功逐名的举止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越过天子所能容忍的界线。天子为了保全朝廷的尊严,维持政权的安定,特别是强化自己的权威,对功臣宿将倚功卖能的做法一定会加以限制,不让它走到极端,有时甚至会严加打击,开启杀戒。由此可见,功臣宿将见荣誉不能谦让,遇利益争执攘夺,居功伐能,骄傲自得,罔顾国家利益,漠视君主权威,个人私欲恶性膨胀,对权力财富的胃口越开越大,是导致天子对他们产生反感敌意、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清除翦灭的原因之一。

 

    隋朝大将军贺若弼与另一位宿将韩擒虎矜能争功,骄横跋扈,以致闹出纠纷,最终失去天子的欢心,日后更因“口舌取祸”而杀身殒命,便是这方面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杨坚以北周皇帝的岳丈之身份,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得锦绣江山,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他登基后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扩充军备,遂使国力迅速增强,具备了统一全国的基本条件。

 

    一切准备就绪后,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下达诏令,南下征伐江南的陈国,实施灭陈统一全国的战略决策。隋军水陆兵员五十万人,在晋王杨广(也就是日后那位名声不怎么佳的隋炀帝)的总指挥下,同时从长江上、中、下游分八路攻陈。当时隋吴州总管(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贺若弼、庐州总管韩擒虎奉命统率所部参加这场重要的战略决战,分别担任八路大军中各一路的指挥,分兵合势,“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兵锋直取陈朝的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

 

    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贺若弼率部在钟山(即紫金山)一带牵制和击溃了陈军的主力,“(陈军)兵交而走,诸将支离,阵犹未合,骑卒溃散”,并生擒了陈军猛将萧摩珂。而韩擒虎则亲率精锐骑兵五百人乘隙蹈虚,直捣建康城,一举擒拿了陈朝那位专爱听“后庭花”的宝贝皇帝——陈叔宝,“楼台张丽华,门外韩擒虎”,腐朽不堪的陈朝统治就此宣告灭亡,从而结束了中国数百年的南北大分裂局面,中华民族大融合就此进入崭新的阶段。贺若弼、韩擒虎(也包括那位杨广先生)都为此作出了自己重大的贡献。

 

    无怪乎捷报飞传到隋文帝那里后,他要特地专门下诏对贺、韩两人的战功褒奖有加了:“此二公者,深谋大略,东南逋寇,朕本委之,静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数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业,天下盛事,何用过此:闻之欣然,实深庆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隋书·韩擒虎贺若弼传》)又称道“申国威于万里,宣朝化于一隅,使东南之民俱出汤火,数百年寇旬日廓清,专是公之功也。高名塞于宇宙,盛业光于天壤,逖听前古,罕间其匹。班师凯入,诚知非远;相思之甚,寸阴若岁”(同上)。真可谓说尽了天下最最动听的言辞,推崇备至了!

 

    然而,面对攻灭陈国这一不世之功,贺若弼和韩擒虎都头脑发昏,忘乎所以起来。为了独揽平陈的头功,他们一进建康城便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纠纷。贺若弼比韩擒虎晚一步进城,一想到此事他心理就不平衡,气塞胸腔:明明是自己浴血奋战,才从正面击败陈军主力,可头功却被韩擒虎抢去,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于是他开始失去理智,妒意大发,当众与韩擒虎干上了:“(贺若弼)既而耻功在韩擒虎后,与擒虎相訽,挺刃而出。”(《资治通鉴》卷一七七)几乎兵戎相见,自相火并。

 

    由于贺若弼的发迹是出于重臣高颎的举荐(高颎曾在杨坚跟前称誉贺若弼是“朝臣之内,文武才干,无若贺若弼者”),而平陈大元帅杨广又素与高颎有隙,所以杨广在这场风波当中,态度上的倾向性非常明显,即有意识地袒护支持韩擒虎而贬抑打击贺若弼,在杨坚那里参上一本,说贺若弼擅自行动,先期决战,违背军令,建议将其削职为吏。虽然这一建议为杨坚所拒绝,但杨广掺和到这场纠纷之中,更使得贺、韩之间矛盾冲突变得复杂化。

 

    隋军凯旋班师回到京城长安之后,贺若弼与韩擒虎之间的争功风波不但没有平息,反而进一步闹到了隋文帝杨坚的御座跟前,争得脸红脖子粗,“不亦乐乎”。贺若弼振振有辞地说:我在蒋山(即紫金山)一带殊死作战,大败陈军的精锐,生擒敌方的骁将,“震扬威武”,于是平定陈国。韩擒虎这厮没有像模像样打过一仗,岂能够同我相比!贬低韩擒虎的战功,将平陈之功一股脑儿揽到自己的身上。

 

    韩擒虎也不是个善茬,他凭着有杨广的撑腰毫不示弱,同样在隋文帝面前矜夸己功:皇上命令我和贺若弼同时进军,合力攻打敌人国都。可贺若弼罔顾君命,竟然提前行动,轻率与敌人交锋,结果导致我军将士死伤惨重。而我则是仅用轻骑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收降敌方大将任蛮奴,生擒活捉伪皇帝陈叔宝,攻占敌人的巢穴,彻底灭亡了陈国。贺若弼到傍晚才赶到城下,是我打开城门放他进城的。像这样的人,只配治罪受罚,哪里有资格同我来相比!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越吵越凶,若不是皇上本人在场,有所顾忌,几乎就要拳脚相加了。

 

    隋文帝对贺若弼、韩擒虎两人的争功行为,表面上采取了不予深究、打圆场、和稀泥的办法,称道他俩的功劳一般大:“二将俱为上勋。”给予很高的赏赐,大加勉励,封贺若弼为上柱国,并进爵宋国公,同时赐以数不清的珍玩。对韩擒虎的赏赐也比照同一标准执行。其实其内心深处对贺、韩两人的表现却深感失望和不满。从他对高颎的褒扬之举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曾让高颎与贺若弼论平陈之事,高颎回答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论功?”隋文帝听了后哈哈大笑,“嘉其有让”。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批评了贺若弼与韩擒虎矜能争功的过错。

 

    虽然贺若弼得到重赏,但应当说他所失去的远要比得到的来得多。这首先是他失去了隋文帝的信任,更主要的,他失去了实际上的军权,可谓是明升而暗降。在这次争功风波之后,杨坚的印象中,贺若弼不但是一个不听话不服管的大将,而且还有谋反的倾向,而皇帝一旦有了这种印象,那么该人的前途也就基本葬送了,很大程度上,甚至于他的性命也岌岌于可危,“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了。

 

    所以贺若弼虽然生活在荣华富贵之中,却再也得不到皇帝的重用,在几个地方当了几任父母官后就被迫退休了。他居住的地方就是他当年立过战功的江陵,然而就是这种小事,在杨坚眼中也不能容忍,说:“贺若弼当官时挑选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就连他的退休之地也选择了容易滋事的江陵,可见此人的骨子里反心不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遗憾的是贺若弼虽然用兵如神,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十足的智力低能儿,还在那里梦想东山再起呢!更糟糕的是,他还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张口伤人,惹来许多麻烦,正应了“祸从口出”这句老话。譬如他眼见得高颎、杨素等人一步一个台阶高升,而自己却被赋闲在那里,禁不住怒火中烧,四处说杨素、高颎无什么才能,至多不过是个饭桶罢了。自然会有人打小报告把他的话传给杨坚听,杨坚当然恼火,马上将贺若弼召来,责问他“朕任命高颎、杨素为宰相,你却每每说他们是饭桶,这是何居心?”贺若弼勉强回答说:“高颖,是我的老朋友了。杨素,是我的小舅子。我不过随便说说他们罢了。”虽说好歹应付过去了,贺若弼也算是到鬼门关前转了一遭,只是杨坚念他昔日劳苦功高,才动了侧隐之心,权且寄下他的人头。

 

    等到隋炀帝杨广登基之后,贺若弼也就彻底玩完了。道理很简单,“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第二代君主通常对前代功臣就有戒心,贬抑打击无所不用其极,更何况他早年就和贺若弼有过节,这时既然当了皇帝,自然要找机会同贺若弼算总账。可惜,贺若弼身临绝境犹不知及时抽身,依旧我行我素,信口开河,乱发议论。杨广可不是杨坚,他是不会容忍其他人对自己说长道短的,尤其是像贺若弼这类有资本摆谱、威名素著而又不大听话的宿将,他必定要摘下贺若弼颈上的人头,让其永远闭上嘴巴。所以当贺若弼在炀帝西征问题上言论不慎毛病再犯时,杨广就毫不犹豫将贺若弼推上刑场,让其付出生命的代价。

 

    贺若弼为一代名将,在灭陈统一南北之战中立有赫赫大功。可是在胜利之后,却与人争功,毫不谦让,这就失去了大将应有的风度,沦为妇姑勃奚谷一流了。灭陈之后,他之所以未得到隋文帝的重用,而在炀帝统治期间更因口舌取祸,“矜伐不已”而丧失殒命,这其中固然有封建帝王“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良将亡”的统治权术在起作用,但其个人修养上的明显欠缺,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对于历史上众多因军功而闹待遇、争地位、捞实惠的功臣勋将来讲,贺若弼的遭遇,永远是一面清澈光亮的镜子。它提醒人们:做人、尤其是做官,千万要低调、再低调!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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