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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锟:中国哲学路径的发生
2012-02-16    王锟    光明日报    点击: 2330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哲学路径预设:即“万物一体的宇宙本体论”、“关联感通的思维方法”及“成己成人的善治论”。这种哲学路径发生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有其赖以生长的历史土壤。

 

 

    在地理上,中国是大陆国家,东面南面临大海,北抵大漠,西及流沙昆仑之山,形成了天然的地理疆界,黄河、长江两条水系蜿蜒贯穿其间,把东西南北连成了巨大的整体,容易形成大一统的国家。而古代希腊海岸曲折,港湾众多,海岛星罗棋布,陆地狭小,山林遍布,土地被分割成无数隔离的碎块,容易形成各自独立的小国。

 

    中国大一统的国家,远绍自大禹时期。大禹建立夏朝,实由于他以中原之腹地联络周边小邦共治大洪水,从而得到四方的信从,成为天下的共主。古史载禹会诸侯于涂山而执玉帛者万国,以及《史记》载禹定万国而协和万邦之事,都说的是这个事实。中国历史自夏朝开始,逐渐形成了“封建天下”的大一统态势。在“封建天下”里,中国大陆疆域内众多受分封或名义上受分封的邦国,共同承认一个实力更强、文明更高的中央王室为“共主”,组成一个跨“天下”的政治联盟体。在这样的政治体中,“共主”不能独宰天下,而是与邦国贵族共同分享政治权力。当王权与“天下”观念相结合,便形成了大一统的“普遍王权”思想: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秦汉之后的王朝,就是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的大一统王权国家。而古代中国人的“天下”一词(包括后来的“四海之内”),就是大一统王权国家的陆地国土范围,故中国人的“天下”就是所谓的“世界”。

 

    很明显,这与古希腊分散的“城邦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分布在伯罗奔尼萨半岛及爱琴海诸岛上的城邦国家,不仅数量有上百个之多,而且人口少(一般在一万人左右),国土面积狭小。由于生活在幅员辽阔的大陆地区,古代中国人有足够大的空间周游各地,孔、孟、老、庄似乎从没有“出海浮游”。因此,他们眼中的“世界”,与海洋国家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周游各地所形成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概言之,中国大一统的大陆国家型的“世界观”,养成了人们整体的、关联的视野,而希腊分离的、零碎的海岛型的“世界观”,养成了人们部分的、分析的视野。

 

 

    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架构及政策与农业相关。中国大一统国家的滥觞,远绍自大禹治水的功绩;而春秋战国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其动力之一就是为消除诸侯国的“曲防”(即上游国家私自拦水筑坝而不顾下游国家安全)和“遏籴”(即丰收的国家阻止粮食向饥荒国家的流通)所带来的祸患,这就多少印证了美国学者威特佛格尔所谓中国为“治水型国家”的说法。在农业国家里,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形式,商业只是交换农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即农业是“本”,商业是“末”。因此,哲学家的经济思想以及官员的决策,其多倾向于“重本轻末”。相对比,古希腊是海洋国家,山地和森林广布,平地狭小,缺乏农业生产的条件,其经济生活以工商为本,崇尚商业贸易。

 

    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农业社会。中国古代社会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商人是最后一个阶层,社会地位和声望不高。士即士大夫,农就是实际耕作土地的农民。士大夫一般不亲自耕作土地,但通常就是地主,其命运也与土地息息相关。在古代中国,士与农是两种好的职业,“耕读传家”最值得标榜。梁淑溟说:“在中国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二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

 

    在农业生活中,人与自然亲密接触,与自然打成一片,深深体验到万物生命之间的互依相关。这是中国哲学“万物一体”宇宙观和“关联感通性思维”得以生长的深厚土壤。钱穆说:“中国文化始终在自由农村的园地上滋长”。冯友兰曾说,中国思想中的儒家和道家,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而两家的不同,只是它们理性化地表现小农生活方式的不同。小农的生活简朴,思想天真,道家把这种简朴生活加以理想化。儒家则强调人的社会责任,重视小农生活基础上的家族和社会关系,可见,中国哲学“成己成人的善治论”也与农业生活的情调有关。

 

    相对照,古希腊是工商业国家,航海贸易和战争是其生活的常态。而航海贸易和战争都是向外进取开拓的过程,因此希腊人大都眼睛向外。另一方面,航海和战争都要克服来自于自然力量和敌方的艰难险阻,他们倾向于把自然和他人作为征服的对象。于是,人与自然二分、主观与客观对立的思维随之产生,他们不能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当作一个连续的整体来看待。也就是说,希腊哲学从源头上缺乏“万物一体”宇宙观和“关联性思维”。再加上商业经济的所得,多是零散的货币和账目数字,这就最需要数学分析和计算。因此,希腊人发展了数学及其相关的逻辑推理,分析的方法、理性的法则和客观的知识被人所推崇。

 

 

    农业社会的人靠土地为生,而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一般情况下,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就形成了中国的家族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型是家族,家族不只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父母——子女的“小家庭”,更是一个以“父权”为中心的“大家庭”。在中国,一个家族便为一个村落的情况比比皆是。在中国的家族社会内,父亲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子女,而早期的国家往往是围绕着一个最有声望的家族来建立的,父权自然演变为王权。因此,威权的、分等级的、家长式的王权政治在中国古已有之。

 

    中国的家族制度塑造了基本的社会关系。传统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社会关系,其中父子、兄弟、夫妇三种是家庭关系,而其余的君臣、朋友则是比照家庭关系来理解,这就形成了有亲疏远近“差序”的整体人际关系。不仅如此,家族是一个功能泛化的“共同体社会”,在此家族社会中熏染出来的人,自然不自然的用关联的、整体的方式思考世界。中国社会以家族为单位,家族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中国人有极强的家族意识,都重家、重孝、重伦常关系。祖先崇拜和孝道几近乎中国人的宗教。正如冯友兰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儒家哲学是在说明这种家族社会的伦理意义,它很长时间成为主流哲学是自然而然的。

 

    相对照,希腊是工商社会,人们靠工商业维持生活,形成了以城市共同体为基型的社会。人们往往来自不同的地方,血缘亲属关系疏远,也就没有天然的理由认为某个人高于别人。因此,市民之间是平等的、独立的,大家都有权力参与城邦的管理。民主和公民社会的观念及实践在希腊城邦社会中早就存在。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大变革的时期,产生了新兴知识精英——士人阶层。士人的兴起与周代封建制度的解体有关,其来源有二:一是有身份的贵族;一是因特殊技艺而为贵族服务的具有世袭职位的专家。春秋战国时期,因频繁的战争和激烈的政治动荡,许多贵族失去了土地和爵位而沦落为庶民,依附于贵族的世袭专家也流落于民间。然而,这些沦落的贵族和世袭专家拥有知识和技艺,并往往以私人教师的身份传授知识和技艺,就形成了所谓的“诸子百家”。其所教弟子或为生存,或为仕途功名,或为救政治社会之弊,但都积极入世,担负着实际的政治社会责任,其学术知识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也就是说,新兴的士人阶层不是单纯的哲学家、宗教家、道德先知,这就减弱了他们追求理论知识和超越原则的兴趣。

 

    相对照,古希腊的思想家来源有二:一是早期的殖民地思想家,如米利都学派、爱奥尼亚学派。殖民地的思想家,他们一般不直接参与政治管理,不负实际的政治社会责任,其思想常趋向“自然哲学”,追求纯粹的真理。一是雅典城邦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他们都是奴隶主贵族阶级,一般不从事实际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也无生计所迫,其有大量闲暇的时间从事哲学思考,可以说是单纯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哲学必须是有闲阶级所从事的事业。由于希腊贵族出身的思想家脱离生产,轻视实践,他们不信任经验实践的领域,认为它是变化不定的、低级的、暂时的世界,转而信任纯粹理性的、形式的领域,认为它是绝对固定的、高级的、永恒的世界,并把寻求理性的、必然的、超越的知识当作自己特别的技艺,这就加强了他们追求理论知识和超越原则的兴趣。

 

 

    中西哲学和文化最大的差异,就是西方有超越性神灵的信仰,而中国则缺乏这样的信仰,中国的神是内在性的。

 

    中国古代之神,皆由“文化英雄”升华而成,人神之间没有明显的鸿沟,人神距离很小。相反,希腊传说中的神则独居于奥林匹斯山,其威力巨大,好战且爱捉弄降祸于人,人与神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同样,耶和华神高居于天上,主宰人间的命运,他发布诫命,人若不服从则实施严酷的惩罚。可见,西方的神明显具有超越性,人神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正如唐君毅所说的,中国古代人神距离不大,还表现在人意与神意相合。商代和周代人相信自己的祖先可以配享上帝或天。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经》),“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孝经》)。就是说有德行的大贤能陪侍在天(神)之左右,这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初根源。不仅如此,中国古代人相信神意听从人意,并可由人意转移。如“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命靡常,为德是辅”。很明显,人若通过修德努力获得天佑,甚至得到天命,非得人意与天意相合不可。西方宗教认为,人连测知神意都不能,更不要说在身边陪侍神了。另外,由于人意与天意相一致,神意可由人通过修德的努力转移。因此,神更有仁爱体恤人之德。

 

    可见,正是没有超越于人之上的神,中国古代的神有内在性,导致中国哲学中缺乏超越的自然法则观念。而正由于西方有超越神的信仰,才产生古希腊的那种在人之上支配人生的“命运”观念,柏拉图那种与“经验界”相对立的“理念界”,古罗马的那种刚性宰制社会的“法律”观念,以及在世界之先创造世界的“上帝”观念,最后凝结成西方哲学中超越的、纯理的自然法则观念。

 

    总而言之,一个民族哲学的形成原因绝不是单纯的,而是由多种因素“交互重叠”所造成的。正是在大一统的大陆国家型世界观、与自然打成一片的农业生活方式、整体又有差序的家族社会、重视经世致用的士人阶层以及相互调适的人神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合力”,最终塑造了中国哲学“万物一体”宇宙本体论、“关联性思维”及“成己成人的善治论”之特殊路径。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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