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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光华:“国学”视野下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2012-02-08    方光华    光明日报    点击: 2403

关于“国学”或“古典学”的内涵,已经有不少议论。一般认为“国学”或“古典学”是研究以古汉语为载体的历史文献,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思想、价值体系。在20世纪,这一学问体系的研究对象已有各自独立的学科归属,如哲学、史学、文学等,但许多学者认为,今天有必要将其作为一门整体的学术,构建新的学理依据与学术范式。但如同西方古典学的意图是复活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一样,“国学”或“古典学”的核心,不外乎是复活传统文化和古典自身的生命。而最能代表传统文化和古典自身的生命的,是中国历史中的思想性元素。中国历史中的思想性因素,无疑是国学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

 

    中国历史中的思想性元素到底应该如何研究?20世纪基本达成了三点共识:首先,中国历史中的思想性元素,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学,诸子学说、宗教思想乃至关于科学与科技的思想都需要引起关注。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对传统的学术史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外,还需要丰富新的研究手段。如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思想观念相比较、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深度结合等。第三,要提高文化自觉境界。要有对自己所拥有、所生存的文化状态的清醒认识,能够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思想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文化和思想的位置与坐标,对自身文化进行创造与建设。

 

    关于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需要尊重已经取得的共识,并将这些共识加以升华。

 

    首先,要深化对中国历史中的思想性因素的整体观察。由儒家经学、诸子学说、宗教思想乃至关于科学与科技的思想所构成的中国思想,到底包含哪些内容,侯外庐曾经有所概括,指出它包含三个主要层面:世界观(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意识。研究思想史关键是要揭示出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的内在联系,以及这个思想体系发展的基本历程。今天的思想史研究不仅要更加准确地揭示思想体系各要素的内在联系,更加需要研究中国思想性因素的格局性特征,也就是各种思想体系多层次并存的复杂结构。格局结构是事物具有的逻辑结构。用格局分析视角观察思想史,思想史会呈现为一个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层次的人类心灵开显的序列。我们会发现:第一,思想史不完全是真理与谬误相厮杀的战场,不完全是真理不断战胜谬误的历史,而是一个不断发现真理、定位真理、超越真理的历史。思想史上不同时期的每个思想体系都包含真理,但都只是特定层面上的真理。第二,任何两个思想体系之间,或者逻辑上是等价的关系,或者是不同层面的关系。第三,相邻层面上的思想体系之间,具有特定的反身重构的逻辑对应关系。

 

    其次,要加强对中国历史中的思想史因素的文化功能的研究。思想观念的研究不能局限在以思想解释思想,今天需要有更加宏大的视角,将思想的功能与文化联系起来。思想与文化联系密切,思想的文化作用的产生,总是要与人们的生活实践发生内在联系,它一般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改变形而上的信仰。在建立解释自然、社会、人生的知识系统时,中国思想总会有一个逻辑起点,它往往成为思想最牢固的基础,左右人们对于文化的信仰。只有当这个基础被动摇或被改造之后,人们对文化的信仰才会发生变化。二是渗透人们的知识体系。一定的知识系统总与当时人们的思想水平相联系。思想通过一系列相应的概念、命题转化为理性化的知识形式,并建构与思想信仰相统一的价值趋向。思想的基本内涵不变,知识体系不会发生变化。思想的基本内涵变化,知识体系也将随之变化。三是通过人们的社会生活,它既包括人们的政治生活,也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某些特殊的仪式和禁忌。如何准确揭示思想与文化的互动,确实需要更加深入的思考。

 

    第三,要加强对中国历史中的思想史因素的发展特点的研究。在中国思想特色的理解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对中国思想性因素的成熟与发展过程的整体特点的研究,还有不少可以拓展的空间。中国思想的创新大体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在连续中求创新。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它的所有创新都须落实到中国文化的基本经典。思想上的创新只有在经典中得到体现之后,这种创新才得以确立。中国文化理念的革新,很少采取西方那种通过法典使创新性思想观念得以制度化和普世化的模式,而是更加重视通过经典这个纽带,重视将创新性思想凝结在经典之中,通过已被重新诠释的经典的传播与普及,在逐渐形成对经典意义的共通性认识中达到对创新性文化理念的领会和消化,从而使创新性思想深入人心。二是对社会存在的思考是思想创新的基本动力。中国思想虽有对于自然世界的思索,但整体来说,中国哲人研究自然世界,并没有走上科学分析之路。他们探讨自然世界的运动规则,着重点是为人类社会政治和伦理生活立法,是为了建立政治、伦理生活的理想方式,是为人类精神生活寻找支柱。因此,与西方面对自然而认识人类自身的传统不同,中国思想的主流不是因为对自然认识的深化而升华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水平,相反,它主要是因为对人类自身的认识的升华,促进自然认识水平的提高。天人之际的问题与社会政治伦理紧密相连。人们是因为出于对人事的关怀,而去探求天人关系,探求天道。如果不能满足人事的需要,对天道的探求就失去了意义。三是有由老子而庄子的发展逻辑。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思想往往能准确预见新的发展可能性,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性,有助于人们解放思想。如同没有老子,春秋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但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与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尖锐化,中国思想往往倾向于在自己的内心实现自由。如同战国时期,庄子通过对政治的本质的深刻反思,认为绝对不存在理想的政治,因而对社会变革的前景充满忧虑,认为最要紧的是保持自己心灵的自由。中国思想性因素的发展往往走在精神认识上超越有限达到无限的思路,心性论色彩十分明显。对中国思想创新的这些特点,需要有新的提升。

 

    第四,要加强对中国思想性因素传承创新的可能途径的研究。刘述先在讨论其系统哲学时曾经提出:我们如何才能为丰富杂多的世界人生的内容寻觅到一个共同的根源或基础?“我们有没有可能建构一个系统来涵盖世界人生如此丰富杂多,乃至表现了深刻的矛盾冲突的内容,把它们熔为一炉,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却又井然有序,分别在这个系统之内得到它们适当的定位?”他的这一构想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目标有相通之处。中国思想史研究需要在促进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过程中取得新的成就。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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