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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毅中:怀念“编辑专家”徐调孚先生
2012-01-04    程毅中    中华读书报    点击: 1539

 

 

 

我第一次见到徐调孚先生,是在1958年的夏天。他来北京大学中文系组稿,亲自跑到25号楼我们研究生宿舍里来了。那时系里本科生、研究生都在搞学术大批判和科研大跃进,我们几个人编了一本《中国历代农民问题文学资料》,他了解了情况,居然接受了。后来这本书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而且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把张应昌编的一部《国朝诗铎》也排印出版了,出书时改名为《清诗铎》。那时我已经成了他的部下、中华书局文学组的编辑,也是《清诗铎》出版说明的拟稿者。这是我认识调孚先生的开始。

 

    我读过他的《人间词话校注》和《现存元人杂剧书录》,知道他是有名的作家和出版家。见到他不禁肃然起敬,然而他对我们青年人却十分平易谦和,把我们当作接班人来培养和任用。我和同班同学傅璇琮、沈玉成先后进入了中华书局,在他领导的文学组工作,他对我们几个刚入伍的青年人非常爱护和期许。他去世后,我们三人曾写过一篇《追忆调老》,已经谈到了不少事例,这里再谈谈我个人的一些感受。

 

    我初到文学组(当时编辑室只称组),在审读过几种书稿之后,调孚先生就交给我编发《王船山诗文集》的任务。其实他自己早已做好了规划,制定了体例,根据什么版本,收哪些作品,我只是按他的指导,加上标点就成了。至于校勘,这部书因为异本不多,没有多少出校的文字。由于当时出版周期很长,两年后还没付印,直到1961年我去上海探亲时,还带上一部分清样去上海图书馆补校一部康熙间湘西草堂刻本的《船山自定稿》,这也是他得到顾廷龙先生提供的信息后出的主意。后来就把补校的成果补加在全书的后面,我也从中学到了出版工作必须精益求精的作风。1983年《王船山诗文集》重印时,我又据新发现的三篇稿本加了补校,至今还记得调孚先生给我上的第一课。此后,他又把汪蔚林编的《孔尚任诗文集》稿子交我审发,那是科学出版社版《孔尚任诗》的增订本,加工不多,所以出书较快。随后,我又接受了上面领导交下的编发《海瑞集》的特殊任务,还是在他的安排和指导下完成的。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里,编发了三部诗文别集,使我初步学会了古籍整理的基本方法,调孚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在文学组审发的书稿,属于古籍整理性质的比较多,如通读了《全元散曲》、《元曲选外编》的清样(我来中华书局前早已发的稿),《徐渭集》是我参与点校并担任责编的,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稿的大部分,也是由我初审的。这对我是很好的锻炼,也是调孚先生对我的培养。我深切体会到,编辑工作和古籍整理的能力,必须在实践中学习,但也要有人指导和考核,才能及早入门,这正是前人传授下来的经验和方法。

 

    调孚先生知人善任,对我们分配工作既尽量照顾个人的爱好和专长,调动各人的积极性;也考虑工作的需要,要求每人全面发展,能适应各类书稿的任务。他分配工作时往往采取兼顾轻重缓急的交叉进行方法,就是交给你一项较长期的较重大的任务,同时又给你一项临时的较小的任务,临时任务完成后,你可以从容地回到长期任务上去。这是当时外来投稿较多而人手不足时的一种工作方式。有些来稿经他自己浏览一下,认为根本不宜采用,就自拟复信退稿了。但是对于自发的投稿,都认真负责地处理并及时答复,惟恐遗漏了真才,误弃了卞璞,挫伤了作者的积极性。后来我主持文学编辑室工作时,正遇上了“文革”结束后百废俱兴,外来自发投稿源源不断,我也想继承调孚先生的工作方式,认真地及时地给予处理,可是时代不同了,当时书荒严重,任务繁多,我把一部分力量投入了退稿工作,既干扰了编辑室内同仁的主攻任务,也分散了自己的精力,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然而。调孚先生这种对作者爱护、负责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调孚先生是老出版家,和学术界、文学界的作者有很多交往,因此组稿的渠道很广,审稿的外援也多。如阿英同志是我们的老作者,把《晚清文学丛钞》稿交给中华书局,一卷一卷的稿子源源不断,我们不愁缺稿。可惜的是当时出版力量很弱,出书周期很长。有些“献礼书”、配合政治或纪念活动的“任务书”,往往不能及时完成。1962年,为纪念即将到来的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要出阿英编的《红楼梦戏曲集》,他和阿英同志联系好了,派我去他家里取稿。阿英同志把一包一包的书稿交给我,都是他自己加的标点,还有一部分陆续交稿。我们赶紧发稿,流水作业,发排校对,赶了一年,到1963年书还出不来。拖了一年后形势有变,《红楼梦戏曲集》打好清样不敢付印,因为文化部已经挨批了。调孚先生向阿英同志一再解释,阿英同志表示完全理解。一压压到“文革”之后1978年才付印发行,阿英同志竟没有见到样书。又如我编《徐渭集》时,借不到《徐文长三集》,调孚先生和傅惜华先生通电话之后,就介绍我上他家去取书。傅惜华先生毫不迟疑地把珍藏的明刻本《徐文长三集》交给我使用,解决了校勘的大问题。我自己的一本《宋元话本》稿,调孚先生委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晓铃先生代审,吴先生认真审阅了稿子,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使我受益匪浅。从我自身的一些经历,深切感到编辑工作者必须和专家学者多来往,多请教,才能开辟稿源,提高书稿质量,做好编辑工作。

 

    调孚先生在多年的出版工作中,与作者、读者建立了密切关系,广交朋友,熟悉学术“行情”,为中华书局的工作开辟了门路,打开了局面,因此金灿然同志称他为编辑专家,就不仅是指他在组稿、审稿、发稿、排版设计等方面的丰富经验而言的。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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