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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访谈:经典诠释与国学新视野
2011-12-31       光明日报    点击: 2820

 时  间: 20111021日下午

 

           点:中国人民大学汇贤大厦A座会议室

 

         特邀嘉宾:成中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座教授)

 

                             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潘德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廖名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特邀主持人:杨庆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当前中国经典诠释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主持人: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上世纪研究反思的不断深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立足于经学讲哲学”的特点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而从经典诠释的视角,梳理、讨论,乃至发展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已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之多元格局中的重要势力之一。而在9年前,也就是2002年,《光明日报》曾经做过一期有关诠释学的访谈,题目叫《中国诠释学是一座桥梁》,当时还没有国学热,《光明日报》也还没有开辟国学版。9年过去了,这一研究有什么新进展?在当前国学热背景下,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这些问题很值得思考。当然,经典诠释,需要建立在文献学基础上的文本把握,需要西方哲学方法、理念的借鉴,还需要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特色的认识。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四位学有所长的专家,就这些问题各抒己见,以嘉惠于学林。

 

    潘德荣:经典诠释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与社会实践的直接需要有关。换句话说,诠释的兴起,与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是分不开的。遇到困境,要来解决这个困境的时候,诠释的任务才凸显出来。拿西方来讲,至少有两个例子值得关注:一个是在古希腊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那个时候由于翻译、重新编订荷马史诗、神曲,希伯来语的圣经的需要,诠释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什么,因为希腊神话的信仰逐渐转向希伯来文化的信仰,于是需要诠释。另一个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这场改革首先涉及到的用德文来翻译具有绝对权威的拉丁语《圣经》的问题。我们知道,语言表达系统不仅仅是描述某个东西,实际上还包含着一整套的观念性的东西。所以当《圣经》的文本从拉丁语转向德语的时候,德国人自身对《圣经》、对信仰的理解和反思就会全部融入到《圣经》表达的体系里面。这种理解和反思对不对?是不是在挑战拉丁文圣经的权威?有没有合理性?等等,都需要做出阐释。所以包括马丁路德在内的当时不少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讨论到了被后来的诠释学视为原则的一些问题。透过这样的历史考察,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现在面临的国学热,我想国学之所以热,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碰到了一种诠释的困境,这种困境迫使我们从我们的先贤那里去寻找出路,从中国古代的典籍里面去寻找智慧。那么所谓的机遇与挑战,我想大概应该顺着这个思路去思考。

 

    张祥龙:说到困境,科学和经典的关系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里面更深层次的困境。科学史上有很多经典著作,像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这些在科学史上都起过重大作用,但现在学物理的学生没有人再去读这些经典,因为没这个必要。科学解决的是问题,它培养科学家的最有效方式不是去读经典,而是通过教科书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懂相关的原理,然后马上进入实验,透过实验验证理论,并马上进入到科学研究的前沿。所以,读经典对他们来说是浪费时间。那人文经典就不同了,它的生命力就表现在人们对它的不断研读与解释。经典与科学的区别,好比礼和法的区别,礼是防患于未然,法是发生罪行之后用法来审判、纠正。经典,像儒家经典、道家经典、佛家经典等,是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已经发现了深层次的问题,它防患于未然。你读了这些经典,整个的文化生态改变了,犯罪就会减少。当今时代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科学俨然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什么事情一说是科学的,是专家论证的,这事就算定了。科学当然能解决很多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是,科学是专注于现在,而经典则是通过回旋到过去,然后再走向未来,再带动现在。两者的功能不一样,所以在西方历史上,一度出现科学与经典互相排斥、对抗的情形。中国历史上则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像《黄帝内经》与儒家的五经、十三经向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回过头来看国学热背景下的经典诠释,其实这是一个挺沉重的题目,潜在的和明显的挑战还很巨大,但机遇也就在其中。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软实力,经典是软的,还没对象化,处理的恰恰是一种情景化的、文化生态化的问题,它虽然软,最后衍生出来的那个实力却不可小觑。

 

    廖名春:现在国学很热,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普及的人走到前面去了,而专业研究的人却落到了后面。结果好像是大家都在那里比口才,谁的口才好,真理就在谁那里。现在谈经典诠释,谈国学,特别应该注意一点,就是要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拿汉学宋学之分来说,我们常常讲汉学家和宋学家孰长孰短,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两家的东西各有它的必要性。汉学里面很多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读书不识字,不懂语言文字,经就读不好;经读不好,文史哲也就做不好。同样,宋学里面的很多东西也非常重要,它有创造性,便于普及。但宋学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不少人认为《周易》只是卜筮之书,没有思想、没有哲学。请问没有思想、没有哲学怎么会成为群经之首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因为误读了《周易》本经的文字。这就说明,光靠宋学是解决不了经典的问题的,,必须要建立在汉学的基础上。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把汉学和宋学很好地结合起来:汉学家要做好基础性的工作,要走在前面,义理家在汉学家的研究基础上再进行发挥。做国学研究也好,做经典诠释也好,一定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一定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活动。我们现在“同”的东西讲的太多,“异”的方面讲的太少,实际上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异”的部分。

 

    主持人:廖教授讲的汉学宋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同样适合于我们对“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一话题的理解,不是相互标榜,而是相互学习。

 

    成中英: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一直贯穿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了解古人,即古今的问题。从诠释学的立场说,了解古人也是在了解我们自己。那除了古今之外,还有一个近代以来怎么了解西方的问题。诠释是一种理解。诠释是对我们的理解的一种文字上的陈述,所以它具有现代性、当下性、即时性。诠释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让我们形成一种价值判断,形成一种规范性的认识,然后指导我们的行为。例如我们不了解西方的优缺点,怎样去面对西方,形成一种对西方行为方式的超越?我们不了解自己的传统,怎样去面对自己,找到一个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诠释作为一个文明间或者文明类之间的了解活动,它的意义远胜于“知”,更具有一种指导和规范“行”的作用。

 

    我很同意廖教授的观点,要重视汉学家的基础工作,但也不要因此裹足不前。诠释学有个重大的特征就是可以透过部分了解全体,全体与部分之间是一种理解的循环的关系。透过诠释,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更好的表达方式、理解方式,这对于具有多元特征的中国文明本身意义非凡,能够产生一种能量,造成一种价值,起到一种指导作用。

 

中国经典诠释研究对于国学研究的意义

 

    主持人:立足于国学热看经典诠释研究,确实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那么,立足于经典诠释看国学热,中国经典诠释的研究对于国学研究的深入将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潘:伽达默尔有个概念叫做“真理的源泉”,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自身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每当遇到困境走不通的时候,就会回到源头再往前走。中国人的经典大概可以算作是我们这个民族形成的源泉。从这个角度讲,当我们遇到诠释困境时,回到经典的阅读和理解确实是非常必要的。朱熹讲到自己的读书经验时说过一段话,他说他从年少的时候就读经典,到他年老的时候还在读那些经典,文字的层面年少时和年老时理解上差异不大,但经典的含义却随着年岁的增长而不断被体会出来。所以他就把重点放在对经典的理解、体会和实践方面了。

 

    廖:在经典的解读方面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出土材料固然是一个方面,即使没有出土材料,透过研究仍能发现不少问题。另外,我们对古人思想的逻辑化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比如每部经典强调的重点不同,我们要从繁杂的现象里面把核心的价值提炼出来,这实际上是需要今人做大量的工作的。我刚才讲汉学和宋学,两种“学”都是在做经典诠释的工作,汉学的路子适合打基础,宋学的路子适合发挥义理,二者没有高下之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都需要。但不能彼此诋毁,而应彼此结合。

 

    张:顺着廖先生讲的再往下思考,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即使大家都通过或者基本上通过了小学的功夫,大家翻译、注释的结果就一定是一样的吗?不是的。美国哲学家奎因曾经专门研究过翻译的完全同一性的不可能性问题。比如两三个语言学家去调查一个原始部落的语言,最后各自做出一个翻译手册来,每一个翻译手册都能把这个部落的语言解释得很好,但是翻译手册之间往往是不相同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诠释学的问题。还有我刚才讲到科学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科学也是一种诠释,这个通过库恩的工作已经看得很清楚。科学解释世界也要通过范式。尽管如此,科学与经典还是有重大不同的。诠释本身的真理并不排斥别的东西,反而对其它的文化传统有一种尊重,它承认多元局面的事实;科学则绝不承认这一点。科学号称自己发现的是唯一真理,追求的是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而我觉得对于经典教育、人文教育,挑战最大的恰恰是这种科学主义。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经典的衰落,都跟科学主义的泛滥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从西医和中医的区别里可以看得出来,中医基本上是代表了经典的传统,很难说是西方意义上的充分实证化、对象化、数量化的科学,它是非常依靠经典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由于科学主义大行其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搞中西医结合,都是以西医的科学观为主导的。

 

    成:我们今天应该怎样面对科学,的确是一个大问题。科学以独立的客观存在作为基本对象,一切科学的理论都是用来彰显、说明这个客观存在的。这里要求排除人的主观意愿,要求对客观存在做出非常准确的预测和精密的、最好是数学式的表达。所以它和诠释学和人文传统是不一样的。但诠释学也曾一度追求这种科学性,如狄尔泰,一直致力于找寻一个人文科学的逻辑。即使是现在,西方学术也仍然存在一种倾向,即要把一切都拿到物理、化学的语言当中,尤其是认知科学,还是用神经学、神经生理学来解释一切现象。奎因本身也是这样想的,他不承认有一个心灵世界,认为心灵只是个字眼,本身没有实质的对象性的意义,它的所谓的意义只能在行为的网络里面来找寻。我认为,问题的本质在于科学对于诠释学究竟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更进一步,现在中国的经典诠释研究是不是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今天中国的经典诠释可以把科学看成人文研究的一个工具,但诠释学还应该考虑到形而上学,考虑到人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很肯定廖教授的观点,“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不能忽视器物层面的研究。考古学不能代替哲学,哲学也不能代替考古学。经典诠释要吸收诸如文献学、文字学、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做扎实的功夫,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国学的发展。

 

中国诠释学的建构

 

    主持人:确实,经典诠释的研究会为国学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很多切入点。大家都知道,虽然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经验非常丰富,资料非常之多,但说到“诠释学”,谁都会认为那是西方的东西。中国有经典诠释的传统,没有系统的成体系的经典诠释学的理论建构。在今后的经典诠释研究过程中,这方面是不是也有考虑的空间?

 

    潘:借鉴西方的思想资源有两块:一个是本体论的学说,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这个传统;一个是方法论学说。西方的诠释学,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思想从来没有成为德国诠释学的主流,中国人格外重视他们,可能跟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有关。比如伽达默尔哲学的核心是实践智慧,这一点与中国人的倾向颇为契合。但西方的诠释学的主流是方法论。中国人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体验。我们的诠释经验不同于西方的诠释经验。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立足于我们自己的经学传统,把那些方法论的规则梳理出来,并且体系化;一方面对本体论、方法论的两个向度做一个整合,以超越西方那种站在本体论的立场就一定要反对方法论,站在方法论的立场就一定反对本体论的做法。西方的方法论具有普遍性,但忽视对形上价值的关怀,甚至是刻意回避它。我们则不,既借鉴它,又不回避价值导向。所以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经典诠释上是有它的理由的,因为经典具有规范性、典范性,构成我们的传统,能使我们的道德、精神境界得到提升。这个可以称作诠释学取向上的一种有效性。这样的话,透过经典的诠释,我们就可以把方法论与本体论整合在一起。我认为朱熹的工作做得是蛮好的,可惜缺乏体系化。你看朱熹解经,既有文字的,即小学功夫,又通过文本追寻作者即圣贤的意图,还强调个人的体悟、修身养性。把这三个整合起来来建构我们的诠释学,很值得尝试。

 

    成:理论跟方法是相互为用的,理论主要是说明世界的真实,具有本体性。方法主要是帮助我们如何找到这个理论,具有知识论的作用。西方哲学有重视方法的传统,从柏拉图第一、二、三期的对话录可以看出他已经形成了一种超验的辩证方法,到亚里士多德产生了分析的方法,一种经验的、分类的、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一直延伸到近代哲学,笛卡尔是方法论,莱布尼茨是方法论,康德、黑格尔也是方法论。但中国人一直很重视本体性,重视对世界的当下体验,对生命自我的体验,而对于方法意识并不强调。但方法实际上是在本体之中,方法即功夫,功夫所至就是本体。本体是一种学,而不是一种论,是从生活中获得的一种体验。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诠释学是一种生活体验,不断发展、不断自觉、不断改进。中国哲学是一种具有内在的基本方法的诠释学。现在讲中国诠释学的建构也不应离开这一固有传统。说到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我想不要忽视两个面向:一个是面向中国传统文明的诠释学;一个是基于中国哲学,也基于中国人对西方进行了解的普遍性的诠释学。这两者缺一不可。中国的经典怎么在世界有一定的分量,怎么在世界几大传统里面、尤其是西方的传统里面发挥重大作用,很值得研究。最后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今天应该透过经典诠释的研究对中国的传统的文字传统、思想传统、哲学传统进行重新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前面说到汉学和宋学,我要说汉学的传统加上宋学的传统,再加上近代中西融合的传统,这三个东西整合在一起便能造成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便能在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当中建立我们的位置。

 

    张:现在应该发起一个经典诠释运动,以便在主流知识分子中造成一种新的意识,那就是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科学主义做出真正的反省。不是说要抛弃科学,而是要抛弃建立在科学主义基础上的唯一真理论。“真”是和诠释传统分不开的。比如说西医实际上是西方的诠释传统,中医则是我们的诠释传统导致的对真理的认识,双方不可互相替代。如果在主流知识分子中真能形成这样一个诠释学的意识,并体现在国家政策的层面,那中医的发展是可以期待的。

 

    当今人类面临着一些根本性的威胁,而有些人却认为是一种根本性的跃进。比如前些天还看到某些学者谈论所谓的第六次科技革命,就是要运用现代科技对人类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使之升级到更超越的层面,比如寿命可以活到500年、1000年甚至是永生。这是一种思潮,西方有,中国也有。完全被科学主义绑架了。面对这个思潮,据我看来,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宗教,包括西方的经典,是没有能力回应的。因为他们几乎都不甘于做人,都盼望超越人,而只有儒家,成人之教,甘心做人。那儒家的经典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使命来回应这个思潮?这应该是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必须思考的新问题之一。

 

    成:的确,中国从《周易》到孔子都是肯定人的价值的,儒家讲的人有宇宙论的意义。中国诠释学可不可以在彰显人的地位、人的宇宙意义、人的价值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主持人:回应这些思潮,事实上也是为儒学获得现代性提供了机遇。

 

    成:中国诠释学一定要强调人的生命的价值。

 

    主持人:借鉴西方的资源也好,重视本体与方法的整合也好,回应现实的思潮也好,总之对于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建构大家是十分期待的。其实成教授的本体诠释学的建构已经走到前面了,很有启发意义。今天各位教授的发言很精彩,也很有启发性,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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