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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的方法与历史学的路径——欣读《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
2011-12-30    陈楠    中华读书报    点击: 1866

 

 

 

《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2月第一版,160.00

 

    近在《读书》杂志今年8月号上,读到王尧先生所撰《语文学的持守与创获》一文。此文有感于沈卫荣教授的论集《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的出版,以书评的形式对其学术成绩作了高屋建瓴的表彰。在中国藏学界,王尧先生提携后学、培育人才的风范堪称楷模。我和卫荣先生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也正是由于投身藏学的缘故。当时,卫荣师从于南京大学的陈得芝先生,而我则是师从于中央民族大学的苏晋仁先生,两位先生不约而同地邀请王尧先生做我们的藏文老师。1984年秋,我和沈卫荣、谢继胜等(一起学习的还有几位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但真正从事藏学研究的只有我们三人)集结于王先生门下,跟随先生从基本的藏文字母学起,以比较短的时间、比较快的速度,逐步开始阅读、应用藏文材料,从事融西藏历史、宗教及文化于一炉的研究,这是值得我们毕生珍视的财富。

 

    王尧先生为沈卫荣教授的大作所撰的《语文学的持守与创获》,以长篇书评的形式对作为弟子辈的沈教授的学行,给予热情洋溢的肯定和期许,从中可以看得出他薪火相传、喜获丰收的欣慰。同样作为先生弟子辈的我,不禁也从中深受感染和激励。学术研究事业,贵在“持守”和“创获”。通观此书,作者在继续以往的西藏历史研究路数的同时,复又开辟出一条汉藏佛学的蹊径。在我看来,此书就其本身的立意和规模而论,就其承载的学风和精神而言,堪称当代中国藏学的一份重要收获。王尧先生在书评中,以他一贯的博雅相兼的语言风格,将沈教授的成就归结为元明藏史研究、汉藏佛学研究和海外藏学评论三途。尤对汉藏佛学研究的渊源和前景,作了学案式的梳理和阐发,令人对其内涵再多一层领悟。在本文中,我仅就自己的研究范围着眼,对沈教授的西藏历史研究略抒感怀。

 

    对于明代西藏历史的研究,是沈教授与我在学术兴趣上比较相投的领域。我最初发表的论文,均与吐蕃史有关。直至1994年,我因受邀参加“雍和宫改庙250年学术研讨会”,撰成《大智法王考》(《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一文。于是一发难收,渐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明代藏史领域,对明代治藏体制的考察则又上承元代。而沈教授的明代藏史研究,则是他早年元代西藏研究的下延。今从《语文学研究》一书所附论著目录来看,对于美国藏学家魏里(T.Wylie)有关明代西藏地位的评论,似是沈教授明代藏史研究的发轫。此后他所撰写的相关论文,尤以《明封司徒锁巴头目剌昝肖考——兼论元明时代乌思藏拉堆洛万户》、《元明两代朵甘思灵藏王族历史考证》二文最为卓著。前者可以视作其早年乌思藏十三万户研究的续篇,有力地揭示了元明西藏历史延续性的一个侧面。正如此文所言,“明代对乌思藏地区的统治绝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松散,明代汉藏关系的历史有很多尚待开发的地方”(第641页)。后者对于灵藏王族历史的考证,实际也是将元明两代藏史加以通贯性研究。此文对元明之际西藏政区承变的观察,现在看来仍是比较切实的一种解析;此文依据《明实录》对赞善王谱系的框定,体现了深受德国学风濡染的细致和缜密。当然,沈教授的博士论文《一世达赖喇嘛传》(华裔学志丛书第49种,2002年),更能充分反映他在“语文学”(Philology)研究上的功力。

 

    正确认识和评价藏传佛教高僧的历史作用,是我多年来研究明代藏史意欲着重阐述的观点之一。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佐藤长、邓锐龄等前辈学人堪称师表,他们的探索路径实在值得继续弘扬。记得若干年前,我曾拜读沈教授《一世达赖喇嘛传》(蒙藏学术丛书第6种,1996年)一书,在学术见解上产生不少共鸣。对于宗喀巴的上首弟子大慈法王释迦也失(Shākya-ye-shes)的研究,则是我前一阶段的主要学术课题。最终完成专著《明代大慈法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也是得到包括沈教授在内的师友的助缘。他对这段历史也有浓厚兴趣并做过研究,特从海外惠寄《大慈法王传》的藏文抄本予我。我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曾就相关问题同他多次研讨。在此另需提及的是,近来有关“洮岷三杰”之一的大智法王班丹扎释(dPal-ldan-bkra-shis)的研究,又因《西天佛子源流录》(刊于《人文岷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的发现而形成热潮。我陆续拜读了几篇新论,感觉自己10余年前所撰的《大智法王考》,在具体史实上或可依据新史料得到局部补正。然而,此文“利用藏史回应汉籍”而形成的总体架构,并未因此而被否定或改写。在为我的论集《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年)所作的序文中,王尧先生曾这样表述研治藏史的路径:“运用藏文史料,对汉文史籍作出回应、证实或纠正”。今观《语文学研究》一书所收的相关论文,沈教授也是这一路径的执著践行者。他的西藏历史研究论著,此前虽未明确打上“语文学”的标记,但其风格旨趣与此已很契合,这或许就是其论集所以得名的本义。

 

    明代藏传佛教高僧往来于藏区和内地,在客观上推动了汉藏两大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两种文化体系的交流与融合。收入《语文学研究》中的《“怀柔远夷”话语中的明代汉藏政治与文化关系》一文,对明代汉藏关系中的“夷夏之辨”问题作了通透的观察。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此文对汉地缙绅对待藏传佛教之微妙心态的揭示,成为解析汉文笔记史料所载明代藏事的一条依准。在此文中,沈教授指出明朝宰辅张居正撰于万历元年(1573年)的《番经厂碑》,是迄今所见最早出现“喇嘛教”一词的汉文文献。在研究大慈法王的过程中,我也曾涉及明代北京的番经厂问题,后来撰成《法渊寺与明代番经厂杂考》(《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一文。考知明廷重修废圮多年的番经厂并撰泐碑记的张本,乃系隆庆六年(1572年)蒙古俺答汗“请金字番经及遣剌麻(喇嘛)番僧传习经咒”一事。就在此后不久的万历四年(1576年),俺答汗迎请三世达赖喇嘛传教于青海,由此揭开了蒙藏关系史和青海地方史的新篇章。近来,我又获知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份《番经厂钟》拓本,铸有汉文铭文11列、藏字梵咒7行,可以进一步丰富这段史事的细节。权且不论“喇嘛教”在汉文语境中的涵义究竟如何,仅从番经厂造印藏文佛经的功能一途,便可窥见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的深入程度。

 

    明代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使得在汉地佛教中绝响多时的密宗一脉悄然兴起,不少密教经典由藏文被译成汉文,也有汉地僧人因种种缘故而修习藏密。收入《语文学研究》一书的汉藏佛学论文,主要是将西夏、元代藏传密教法本与相应的汉文译品加以比勘研究。其中,《初探蒙古接受藏传佛教的西夏背景》、《重构11-14世纪的西域佛教史》等文,则是在汉藏比勘基础上结合史实得出的整体性认识。在今年沈教授研究生的答辩会上,我获知他又将思路扩及明代密教文献的汉藏文化背景问题。观其新作《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和西域僧团》(《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通过相关线索揭示出明代汉藏佛教史的重要面向,其中对番经厂、大智法王等问题又有一番见解,特对明代汉藏佛学交流的历史地位给予高度评价。就总的方面而言,我也赞成此文这一观点。我曾在论集《藏史新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的自序中指出,在汉藏文化交流史和西藏文化发展史上,明代可以说是继吐蕃以后的又一高峰。吐蕃王朝及其以后西藏文化的东向发展趋势,可从汉藏文化的双向互动中得到最深刻的诠释。抛开西方学界有关明代西藏地位的浮词,藏汉民族文化认同的涓流可以表见于这段历史的诸多层面。至于“汉藏认同”这一宏大课题,沈教授在其评论集《寻找香格里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更有深入的思考。

 

    近年以来,随着明代藏史研究课题的渐次完成,我又重新将目光转向吐蕃时期的历史文化,并将目标设定在敦煌藏文写本研究领域。“敦煌藏学”作为一个学科术语,现已在学界被部分地使用。经过几代中外学者的努力,这一领域积累了丰厚的成果。然而,学界对世俗文书的重视程度明显大于佛典文献,西方学者的研究理路相比中国学者也更多元。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王尧、陈践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敦煌吐蕃文书”研究,实际上也不曾包括对于佛典文献的研究。然而在敦煌藏文写本中,各类写经却占有绝大的比重,这对研究前弘期的西藏佛教和历史,关系不可谓不大。迄今所知,在敦煌藏文禅宗文献中,以P.T.116号写本最为重要。上山大峻、冲本克己、木村隆德等学者,曾对此卷有过深入而持续的讨论。沈教授《西藏文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一文,进一步论证了P.T.116号禅师语录与藏传佛教宁玛派(rNying-ma-pa)文献之间的内在关联。将敦煌藏文佛典与后世相关文献加以比勘,不仅可以明晰藏文佛教文献和佛学思想的流变,而且可以明晰吐蕃佛教史上的某些重要信息和关节。此外还应提及,沈教授与谈锡永上师、邵颂雄先生合著的《〈圣无分别总持经〉对勘与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利用敦煌藏、汉文写本对《圣入无分别总持经》所做的研究,不少内容实可丰富吐蕃历史的叙事。此书的文本比勘部分,现已收入《语文学研究》一书之中。总而言之,在敦煌藏文写本研究中,世俗文书与佛教文书的研究理应并重,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彼此生发彰显,丰富吐蕃文化乃至西藏文化的面貌。

 

    在《汉藏佛学比较研究刍议》等文中,沈教授对汉藏佛学研究的语文学方法给予了多角度的阐释。而后在《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和西域僧团》一文中,他更进一步指出:“只要下功夫弄清这些看似天书的藏传密教文献的作者(包括传译者)的生平事迹,其原本之著作背景,其译传、传播之过程,以及它们所涉之法仪内容、所属教派、于汉地流行和被接受的程度、与汉传佛教之互动诸情形等等,一部藏传佛教于中原传播的历史便跃然纸上。”于此可见,汉藏佛典的比勘研究并不是单调的比对,而是在充分关注历史背景及相关史事的基础上,得出对佛学、佛教史有确凿支撑意义的认知。譬如,陈庆英先生《〈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3年第3期)一文,堪称从历史角度研究《大乘要道密集》的“极致之作”。此文所揭示的不少历史信息,对《密集》的比勘研究启发甚大。换句话说,关切历史背景愈加充分细密,汉藏佛学研究便会愈加深入。沈教授最近关于《密集》结集年代的新说,正是得益于语文学与历史学的联袂。因此,汉藏佛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自应充分重视语文学方法与历史学路径的结合。最后还应言及,在这个学术环境风云际会、票友喧嚣的时代,沈教授对历史语言研究的乐兹在兹,不仅令人敬佩而且前景广阔!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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