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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新城:治事深入社会,修己超脱社会
2011-11-28    吴永贵    中华读书报    点击: 1554

 

 

 

舒新城(18931960),出版家、教育家。原名玉山,学名维周,字心怡,号畅吾庐,曾用名舒建勋,湖南溆浦人。1917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任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研究股主任,推行道尔顿制,并赴上海、武昌、长沙等地讲演,编写《道尔顿制研究集》和《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成为教育界名人。1928年,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聘,任《辞海》主编。1930年起,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全力主编《辞海》。在国难日亟的情势下,对《辞海》中涉及日军侵略的政治性条目,舒新城坚持站在爱国立场,不同意删除,保持了民族气节,深为后人称道。建国后,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辞海》编委会主任委员。

 

    1930年元旦这一天,中华书局迎来了它的第四任总编辑——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先生。当时的中华书局,称总编辑这个职位为编辑所所长。前三位所长分别是,首任所长范静生(源廉)先生,任职四年后即转任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继任所长戴懋哉(克敦)先生,为中华书局创办人之一,任职九年后病殁;三任所长陆费逵(伯鸿)先生,由总经理职兼任,为时五年。编辑是书刊出版的中枢,作为全国第二大书局的中华书局,其一所之长,自非等闲之辈可以胜任,需要相当的学识和声名,只有这样,对内才能服众,对外才有号召力。舒新城虽没有什么高学位,更没有什么洋学历,至高不过是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但在他入主中华书局之前,已有三十余本著作流传于世,可谓有学术影响;他曾先后在湖南长沙兑泽中学、省立一中、福湘女学、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特别是对当时海外风行的道尔顿制教育改革,践行之余,奔走于各地鼓吹号召,一时声名大振,可谓有文化影响。1922年秋,陆费逵与舒新城首次在吴淞中国公学会面,两人一番长谈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相知相契多年。不论是文化界的影响,还是个人间的私谊,舒新城都被陆费逵视为合适的总编辑人选,竭力引进,再三邀请。舒新城盛情难却,七年后正式加盟了中华书局。

 

    当舒新城步入中华书局编辑所的时候,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亦已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步入了蓬勃发展的兴盛期。舒新城说他这个所长,虽然“有因有革”,但基本上是“萧规曹随”,“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舒新城.:《中华书局编辑所》,《图书评论》,11期,1932年)这自然是他的谦辞,但若从中华书局整个发展脉迹来看,倒也基本符合实情。总经理陆费逵至始至终是中华书局的总舵手,决定着中华书局的大计方针与发展方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舒新城的编辑所长当得就很轻松。19327月的中华书局编辑所,已有同人102人,分设总编辑部、教科图书部、普通图书部、辞典部等部门,分管着《中华教育界》《中华英文周报》两大刊物,每年出书三四百种,可谓人多事杂。从三十年代中华书局编辑所策划出版的书刊数量、质量、业绩及文化贡献来讲,他这个所长堪称为称职,甚至可以说是优秀。所以说,“因”也有“因”的价值和意义。三十年代的中华书局一直在“因”多“革”少中,稳健地向前发展。

 

    而就舒新城个人而言,他之进入出版界,则是他人生中“革”多“因”少的新领域、新起点。他自1925年脱离教育界后,在随后的五六年时间里,基本上靠著书写作及编写辞书,通过赚取版税和卖稿维持生计。在内心里,他还是很喜欢这种生活的,只是当时书刊印数少,售稿又不易,若不是陆费逵以中华书局总经理的身份,时时从中协助和关照,这样的生计,其实是相当捉襟见肘,艰于维持的。1930年舒新城最终答应陆费逵,进入中华书局,从客观上说,也部分因为现实生存环境难如人愿,不完全是出于他与陆费之间的个人情谊。而一旦正式职掌中华书局编辑所,他原先那种书斋式的、不受多少约束的个人著述生活,则为公司事务性的、朝九晚五的坐班工作所取代,每日忙于选题策划,忙于看稿选稿,忙于信件往还,忙于应酬交际,这种他称之为“簿书”的工作,他很长时间表现得有点不适应,甚至有点心理抵触,不时萌发退志。就个人志向来说,舒新城更接近于学人一路,更愿意把人生的事业定位于学术研究,这与当年胡适不履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职的原因,倒有几分相似。过去出版界藏龙卧虎,有学识的人不少,他们有能力为作者编辑出版高质量的作品,却少有时间和环境静下心来,为自己著书立说,流芳后世。这样的文化现象,少有人注意及此。但当时的舒新城却感同身受。1934年初,陆费逵希望舒新城将其所藏的七千余册近代教育类书刊,移售或捐赠给中华书局图书馆。舒新城为此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这不仅因为这些书刊是他十几年来辛辛苦苦旁搜冥讨而来,也不仅仅因为这些教育史料,很多大图书馆都缺收,像国家主义刊物《醒狮》、共产党刊物《向导》,在当时都被政府悬为禁刊,他则冒险收藏齐全,十分珍贵;更为重要的是,他觉得这些书刊是他精神生活的寄托,是他学术生命之所系。为此,他于三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接连三天抽出时间,给陆费写了一封他到沪四年来最长的信件,叙说与这些史料的过往,表达对这些史料的“依恋”。(舒新城:《移售旧藏近代刊物——复陆费伯鸿先生》,见《狂顾录》,96~102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而他之不舍,归根结底,还是他内心里萦绕不去的学术情结。

 

    在经过一番纠结之后,舒新城最终还是把这批资料,清点整理好,归移给了中华书局图书馆。舒新城常说他是一个情感与理智并重的人,在这件事上,即有十分鲜明的表现。从情感上说,他自然不愿这些跟随他十几年的教育书刊离开自己左右;而从理智上说,他作为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深知这批教育资料若归为书局公有,则更能稳妥地得到长期保存,更能有效地在书局编译活动中发挥作用,因为,中华书局长期以来,就以教育书刊为出版重点,编译上完全用得上这些宝贵的资料。在公与私、轻与重的权衡上,舒新城心里自有分寸和界线。他没有将之无偿捐赠,而是售卖给了公司,因为他个人经济并不宽裕;他还特地要求陆费代表公司允诺,设若他果真有一天离开了中华书局编辑所,他还可以继续利用这些资料,因为他还指着这些资料做学问和谋生。这样的私,不矫饰,不高调,更不过分,实实在在,又合情合理。同时他又向公司保证,他个人以后对这些资料的使用,绝对只抄录,不剪贴,因为一旦售出,则权归公司,自不能随意造次。公与私的区分,在他是清晰的,没有一星半点的含糊。这也是他在中华书局编辑所任上多年,一贯坚持的作风和原则,受到了包括总经理陆费逵在内的公司同人的高度认可。

 

    我们说,主持者的公私分明,对于任何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来说,都是必要的。而中华书局作为当时全国有数的出版机构,虽然从本质上说来,不过是一个营业性质的民营企业,但若将之放到整个社会的知识文化系统中去考量,它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权力机关,掌管着文化成果的发布与传播,因而为众多写作者所重视,乃至于为之请托说项之事,也所在多有。舒新城身为中华书局编辑所一所之长,手中拥有书稿的生杀予夺大权,以其广泛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所在的核心位置,平常定有不少朋友或熟人绍介或推荐稿件,若他公私不分,滥用职权,中华书局在其任中,就不可能有后来那样好的营业发展和那样大的文化贡献。从后世留存下来的他与一些学者文人有关出版的往还信件中,涉及到退稿、拒稿的颇有所见,其中包括像叶圣陶、刘海粟、傅雷这样一些与他私交很好、或者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文化闻人。(参见中华书局编:《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他在其位,谋其政,既身为公司中人,拿编辑所所长的薪水,就自觉地为公司谋利益,为此而荒废的个人学术研究,为此可能会开罪一些熟人朋友,在他看来,都属于公私不能兼顾,虽然不无遗憾,但亦有对之通达的理解,并切实负起实际的工作责任。他明确地说“我尤不愿为谋个人之便利,而以社会文化攸关之公司为孤注”。(舒新城:《治事与应酬——致陆费伯鸿先生》,见《狂顾录》,92页)这样一种公私分明,从小处说,是一种修己的涵养功夫,从大处看,则是一种需要人人遵守的职业道德伦理,看似稀松平常,但我们现今的编辑出版人,扪心自问一下,果真能做到这一点,恐怕也并不那么容易吧。

 

    随着在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位置日久,舒新城已逐渐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文化机关之伙计”,力图尽自己的“心力”,谋公司出版事业的发展,从而直接为社会作“有益之事”。(舒新城:《治事与应酬——致陆费伯鸿先生》,见《狂顾录》,91页)他深切感受到,对于中华书局这个全国第二大综合性出版机关来说,这个“伙计”并不那么好当,不仅需要较为博杂的知识结构,以统筹书局各类型图书选题的编辑策划;也需要较为丰富的治事经验,以处理应对书局内外错综复杂的社会人事关系。好在总经理陆费逵充分信任他,给予全力支持,编辑所的同事也多是“恂恂儒者”,工作关系之融洽愉快,是他以前在学校教师岗位上不曾有过的。他很享受中华书局这种独特的家庭式的企业文化氛围(舒新城:《中华书局一份子谈话》,《中华书局图书月刊》第1期,1931年),并最终长期留在了中华书局。他服膺于总经理陆费逵的出版品德和办事魄力与经验,心甘情愿地做好总经理的助手,凡涉及到重大的编辑规划,凡有关于编辑事务方面的重大调整,他都要与陆费当面或书信磋商,以求得结果的周详完满。他原本书生,但在后来的出版岗位上,以谦虚学习的态度,长于思考的禀赋,和务实苦干的精神,在编辑所中独当一面,成为陆费逵可以倚重的干将。

 

    19365月,陆费逵曾当面称赞他治事能深入社会,修己能超脱社会。(舒新城:《舒新城日记(1936520)》,《出版史料》,1988年第1期)他特将之记入了当天的日记中以自勉,说明他本人也较认可这一点。我们后人之所以冠教育家舒新城又一出版家之名,不仅因为他后半生基本上与出版为伍,也不仅因为他是《辞海》等许多重要出版物的功臣,同时也因为他在出版事业上,在在表现出来的治事和修己精神,同样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后辈业书者学习和继承。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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